辛亥革命
清政府垮臺於1911的辛亥年，從歷史進入20世紀始，它就進入了自己生命終結的倒計時。清末的政治腐敗和人們對政府的控訴，可見梁啟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業俱失，無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騰湧，致我終歲勤勞而不得養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縷之蓄積，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盜賊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這樣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況孫中山的革命黨大張聲勢，籌謀推翻。但，清末立憲派給它指出了一條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憲，可以說這是清政府唯一的圖存之路。事實上，它也被逼走上了這條路，但，由於它自己的蹉跎，這條路最終也斷送在它自己手裡。
梁啟超
和孫中山的革命黨不同，由梁啟超在理論上指導的國內立憲人士，並不主張推翻滿清。在同盟會排滿性質的「種族革命」外，梁啟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 （梁氏是體制外人，他的語言如果轉換為清政府的官方語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憲為指歸，用梁氏的話表述：「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從專制到立憲，可以說是20世紀任何一種專制政體的政改方向。在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各種壓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憲者的主張，繼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後，於1906年9月1日宣布「預備立憲」。這，不妨可以視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開始。
那麼，從1906年到 1911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後五年間，都做了些什麼呢？
慈禧太后
梁啟超、光緒與康有為
1906年：是年雖然宣布預備立憲，但立憲的預備期有多長呢，這是社會很關注的問題。9月1日的「聖諭」頒下：「……俟數年後，規模初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顯然，這是一個沒有時間表的預備立憲，其中不乏遁詞，如同在玩時間遊戲。當然，立憲就是分權，政府本能地不願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時的它無從料及歷史留給它的時間只有五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時在日本的梁啟超有過這樣一個觀察，他在寫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說：「革黨現在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不妨注意這其中的「其機稍息」和「其勢益張」。當人們開始信任這個帶有政改性質的預備立憲時，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勢頭亦不免「稍息」；當人們認為這個政治改革是虛與委蛇、皮裡陽秋時（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動來動去），則革命勢頭必然反彈「益張」。這說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進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憲而非口頭立憲才能自保。
1907年：客觀地說，一味指責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壓力，立憲派的努力，逼使它要調整自己的動作。繼預備立憲後，1907年有兩道詔書不應忽略，一是9月 20日預備成立資政院的諭旨：「立憲政體，取決公論，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亟宜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動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釋，資政院即英美議院之前身。一個月後的10月19日，朝廷又下一詔：謂：「前經降旨於京師設立資政院，以樹議院基礎，但各省亦應有採取輿論之所，」這個輿論之所就是省議會，但清廷將之稱為咨議局：「著各省督撫均在省會速設咨議局」，「籌計地方治安，並為資政院儲才之階。」這兩道詔書光緒都明言是「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雖然頑固，但也果斷，決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別開設議會，應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1908年：針對清廷兩道詔書，流亡日本的梁啟超隨即於1907年成立了「政聞社」，這是帶有政黨性質的立憲組織。梁氏立社的目的即是為了協助政府調查各國立憲制度。梁氏和孫氏不同，他既不主張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把它往政改上引，就避免不了與政府的合作與互動，儘管是暗中的（事實上1905年清大臣出洋考察的憲政報告主要就出自梁手）。這是梁氏政聞社的四條綱領：「一、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釐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許可權；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1908年7月3日，政聞社有一個動作即上書朝廷，要求三年召開國會。書云：「事必實行則改良易，空言預備則成功難。凡事如斯，豈惟國會。」國會不開，「灰愛國者之心，長揭竿者之氣」，「時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國會，宗社幸甚，生靈幸甚。」梁啟超因懼怕生靈塗炭而反對革命，認為國會既開，革命或許可以迴避。因此，他提出了具體的時間表，其三年期限的最後一年正是清亡之1911年。不妨看看清政府的反映，一個月後的8月27日，在朝廷憲政編查館的奏請下，光緒終於下諭頒布憲法大綱，「限九年籌備完成」。以1908年起算，立憲的最後限期就是1916年。從無期到有期，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但問題是，龜兔賽跑，革命會等你九年嗎。
1909年：這是宣統元年，光緒和慈禧先後於去年11月14日和15日死去。溥儀繼位，攝政王載灃主政。幾年下來，政治改革猶猶豫豫，進退失據，爾後則更每況愈下。不過，這一年10月，籌備兩年之久的各省咨議局正式成立，主張立憲的士紳們通過地方選舉紛紛進入各省咨議局，他們成為一支可以和皇室公開博弈的政治力量，號稱「立憲派」。在各地議會閉幕之際，張謇以江蘇咨議局議長的身份向各地咨議局倡議，成立一個「國會請願同志會」，預備進京請願，要求清政府在省咨議局的基礎上速開國會。立憲派士紳出身，出於自身的利益也懼怕革命。在他們看來，唯有切實推進政治改革，才能防堵革命的發生。前此，梁啟超對革命黨的分析頗能代表立憲派的看法。梁氏認為革命黨可分兩派，一派「專以煽亂為事者也」，一派乃「發憤於政治之腐敗，以為國家前途無可希望，鋌而走險者也」。這兩派前一派人少，後一派人多，前者必須依靠後者才能成事。但，梁氏認為，多數派只要「朝廷於政治改革事業著著進行，示以國家前途有確實之希望」，那麼，「彼少數之凶暴者更何所得行煽動乎」。
1910年：這是清政府垮臺的前一年，這一年10月3日，資政院正式開院，議員200名，欽選民選各一半。上年咨議局，今年資政院，按理說，這是清廷在立憲道路上又跨進了一步。但，咨議局顯然已不滿足資政院這一建制了，他們直接要求開國會。因為在清廷那裡，資政院只是中央諮詢機構，而國會卻可以直接產生自己的責任內閣。把內閣權從清政府那裡分出來，是立憲派開國會最直接的目的。因此，1909年咨議局甫開，就聯席組成了「國會請願同志會」。1910年間，該會聚集京師，連續三次請願，要求清廷一年內開國會。這在當時是一個聲勢浩大的運動，綿延數月之久，一直到資政院開院那天，請願同志會來資政院呈遞請願書，獲大多數資政議員贊同後，即上奏呈請要求。這是地方咨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的聯合行動，也是清末立憲派推動政治改革的最關鍵之舉。
問題如此尖銳地擺在清政府之前，清政府當然曉得其中利害。產生內閣的權力一旦易手，則意味著國家行政權的旁落，它當然不干。第一次請願，朝廷維持九年預備不變。第二次請願，依然維持九年不變。第三次請願，朝廷壓不過去，終於改口，改宣統五年（即1913年）准開國會，這比九年提前了三年。但它同時下詔解散請願同志會，不准再行請願，同時嚴敕各省代表 「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師」。此一僵局，應該說是1906年以來立憲運動的一次大挫敗，它表現為立憲派和清政府的「雙輸」。立憲派輸在三次請願，一次比一次激烈，但國會終究沒有開成。清政府輸在它以前亦真亦假的政治改革到此前功盡棄，這一次更把立憲派推入敵對陣營，直接導致次年自己的敗亡。但，立憲派輸得起，清政府卻輸不起了。前者畢竟還可以再奮再興，後者卻幾乎沒有哪怕是再輸的時間了。這是梁啟超共和之後的回憶：「猶記當舉國請願國會最烈之時，而朝廷猶日思延宕，以宣統八年、宣統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憤既極，則在報紙大聲疾呼，謂政府現象若仍此不變，則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矣。」果然！清即亡於次年的1911（宣統三年），史上有「民二」卻不復有「宣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槍響。槍響是一個導火索，它可使清亡，但也未必注定此次即亡（儘管它事實上亡於此）。換言之，辛亥清亡，不是亡於軍事，而是亡於政治。因為在軍事上，北洋的力量遠遠大於革命黨。馮國璋所部已經收復漢口，卻兵不乘勇反而主動停戰示和，這是袁世凱有了取清而代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各行省如雪崩一般紛紛脫清獨立，這才是致清政府於死地的致命一擊。朝廷只剩朝廷，便無以撐持下去。武昌起義後，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在湖北獨立上起了重要作用，他等於是和革命黨合作了。其他各省獨立，督撫和咨議局亦起極大作用（督撫大半也同情立憲）。那麼，一向不主張推翻滿清的咨議局為何不站在清府一邊而是選擇獨立，原因即在去年三次請願的失敗。據梁啟超朋友徐佛蘇《梁任公先生軼事》文，在第三次請願書中，立憲派等於是最後通牒：「政府如再不恤國民痛苦，不防革命禍亂，立開國會，則代表等惟有各歸故鄉，述訴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後不便要求國會矣……」什麼叫不便要求國會，「其言外之意，系謂政府如再不允所請，則吾輩將倡革命矣」。革命一詞，幾乎出自和革命派勢不兩立的立憲派之口，這是何等深重的政治危機。但朝廷不諳危局，一意孤行，反而驅逐代表出京。這就徹底得罪了立憲派，把它變成了自己的敵人：「各代表聞此亂命，即夕約集報館中，秘議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議局報告政治絕望，吾輩公決秘謀革命，並即以各咨議局中之同志為革命之幹部人員，若日後遇有可以發難之問題，則各省同志應即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云云。」不到一年，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在這段話中應驗。立憲派固不會起義，但它會響應起義而獨立，因為它已經感到「政治絕望」（少數立憲派除外，如張謇）。假如國會應時而開，人心不散，即使武昌槍響，立憲派也未必會推波助瀾於獨立。如是，時局則顯然不同。畢竟一省數省的軍事起義很難成功（如1913年的「二次革命」），除非有強大的政治後援；何況彼時革命黨在軍事上還不佔優勢。因此，清政府如果檢討自己的敗亡，原因固多，但從根本上說，不是軍事敗亡而是政治敗亡。進而言，它敗亡於自己已經啟動了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路被堵死，革命便有機可乘。更何況大部分立憲派對清廷「政治絕望」，關鍵時刻，它當然和革命派合縱。天下大勢，至此定矣。
這幾乎是一幕「喜劇」。1911年10月30 日，攝政王載灃知道大勢已去，但為保全清室，趕緊下令資政院起草憲法，11月3日憲法19條出來，8日詔告天下。一年以前的立憲派的主張，赫然俱在其中。比如第三條：「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這不是皇權服從憲權嗎。比如第五條：「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這不是立法權屬於國會嗎。比如第八條： 「總理大臣，由國會公選」，這不就是國會決定責任內閣嗎。它所要保證的就是第一條：「大清帝國之皇統萬世不易」，而這原本就是立憲派的「虛君」交易。這是一個英倫政治的版本，立憲成功了。但，立憲以革命的方式成功，立憲也就困難了（這是後話，此處不論）。轉從清政府來說，時移事易，其他各條如果並無問題，唯獨這第一條無法兌現了（梁啟超此時依然建議「虛君立憲」，走英倫道路，未嘗不獨具隻眼）。清廷上層顢頇，一年前主動權在自己手裡，不知順勢立憲，結果誤國家、誤社會、誤自己。它不知道，對於專制政體來說，政治改革原本就是斷腕之事（腕者，利益集團之謂也）。自己不斷，別人就會斷。待至別人來斷，那就不是斷腕所能止的了。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流淚宣布清帝退位。本來，改革政體，還可以保留大清國體；現在兩體俱不保，一代王朝，到此劃上句號。後人讀史至此，似乎也只能批它兩個字：
活該！
註：本文引文及參考資料主要來自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陶菊隱《武夫當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