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俗人的心目中，金錢財富是人生目標，名利地位是畢生追求，可是在信仰至上的古代，更多的人選擇的是放棄名韁利鎖，解脫塵世煩惱，釋迦牟尼是太子，放棄國位，修成如來，達摩也是王子，漂洋過海，成為禪宗之祖，還有一位僧人，求那跋摩，也是拋棄王位，得成正果。
《高僧傳》卷三記載了求那跋摩的事跡，說他十四歲時見解即已超凡，而且崇德務善，懂的仁愛。十八歲時，有一相面的人對他說：「君年至三十當臨大國。如果不喜世間榮華富貴，當獲得聖果。」跋摩二十歲時，出家受戒。他刻苦修煉，誦經百餘萬言，洞曉禪機，時人稱他為「三藏法師」。跋摩三十歲時，罽賓王去世，死後無嗣。眾人商議說：「跋摩是帝王的後代，又才明德重，可以讓他還俗繼承王位。」數百群臣再三請求，跋摩都加以拒絕。為了躲避是非，他辭別師父，來到山林中隱居。在山林中修行若干年後，跋摩前往獅子國、闍婆國弘揚佛法，闍婆國國王及王母帶頭受戒，使一國人都信奉佛法，給國家帶來了和平和繁榮。跋摩在國內教化完畢後，來到中國，在南朝宋文帝的邀請下來到京城，南宋文帝親自接見並詢問佛法。跋摩告訴他說：「信奉佛法在於內心不在於外表，在於自己如何實行不在於他人如何教導。帝王與平民百姓修行的方式與要求本來就不一樣。凡屬平民庶人，由於身份卑賤名聲微小，影響範圍也就有限，他們的教化只限於自己一家之內，他們的言論又不被僕婢與妻妾採納；這樣一來，他們如不能嚴格要求自己，行善事而守戒規，信奉佛教的心願還有什麼方式來實現呢？帝王則以四海為家，以萬民為子，每說一句有利於眾生的話，天下百姓都感到高興，每頒行一項有益於社會的政令，就會得到眾人與神靈的擁護。刑罰清明瞭就能使百姓不會無辜喪生，徭役減輕了就能使百姓不會勞累無度。這樣就能分辨鐘律，端正時令；鐘律分清了就能風調雨順，號令適時就能寒暑有節。如能做到這樣，就是最大的遵守戒律了，不被殺害的生命也已經相當多了。那能在乎少吃一兩頓齋飯與能否保全一隻禽鳥的生命呢，這是普濟眾生之舉呀！」文帝深以為然。
求那跋摩是了悟真理的高僧，給宋文帝講的是帝王如何能夠修行提高的佛理，也讓我們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善與惡，身居高位者的言行決定著百姓的苦和甜，喜與憂，「說有利於眾生的話，頒行有益於社會的政令，刑罰清明，徭役減輕」，就能夠國泰民安，是在行大善於眾生，而「奴役百姓，欺騙民眾，刑罰苛刻，賦稅沈重」的當權執政，就是在違背天意，那麼國家必然就會動亂不止，百姓困苦，這是在行大惡害眾生。
多年來，中共一直在用今日的經濟繁榮來作為自己執政合法性的佐證，可是看看中共的歷史，政治運動鬥爭從未斷過，從鎮反，三反，五反，肅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殘酷迫害法輪功，武力鎮壓西藏，中共在人民心中撒播的恐懼更讓人感覺中共是一個魔鬼，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的大魔，據《九評共產黨》之七記載「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的總和。」「鎮反」運動到一九五二年底，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三反五反」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大躍進」之後的大飢荒在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七百七十三萬人。「六四屠殺」，坦克追著學生壓成肉醬，「迫害法輪功」近年更傳出法輪功學員被活體摘除器官，驚天慘案，宇宙震怒。歷史證明，無論中共給人民描繪的前程再好，也都是虛幻，無論它答應人民什麼，都是謊言，無論它如何改變，都改不了自私邪惡的本質。所以民間才流傳，「中共推倒了三座大山，又建立三座大山，住房改革，把父母掏空；教育改革，把父母逼瘋；醫療改革，把二老送終；」中共的跛足改革給人民帶來的更多是災難，而不是幸福，這樣行惡的政黨，必將受到神的懲罰和天意的審判，而那些執意跟隨其黨的人，也要隨著中共作惡帶來的後果承受其天懲。如今，近七千萬退出中共邪黨的義士證明，只有退出中共才會有好的出路，只有脫離惡黨，才是在行善積德，才是利益眾生的大好事。
所有有良心，有正氣的人都應該為這份善意加上自己的簽名和善心，為世界的美好未來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