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眼下的問題,其實反映了歐洲乃至全球層面上一些尚未得到解決的難題。歐洲共同貨幣是全球匯率體系的危機預警器。
歐元是一次大膽的嘗試,正因如此,它成了國際矛盾的靈敏指標。它不受單個國家的控制,而受一系列國際規則和條約的制約。它是理智的作品,而非權力的產物。它是一種後現代貨幣、一種後主權貨幣。但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各國都把國家利益置於國際規則之上。
人們常常認為,創造貨幣是國家的事情,這是19世紀的主流學說,在德國經濟學家克納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著作《國家貨幣論》中登峰造極。在《聖經》裡,耶穌對是否要服從世俗權威這個問題有一個著名的回答,他拿出一枚羅馬帝國的貨幣端詳一番,對法利賽人說,「讓愷撒的歸愷撒」。跟大多數紙幣和硬幣不同,在歐洲央行管理的這種貨幣上,沒有代表國家的圖像和符號——沒有愷撒。
歐洲貨幣一體化和全球問題緊密相連。歐洲人認為,接近的地理位置和共享的文化遺產,可以讓他們在陷入僵局的全球議題上率先給出答案。如果某個議題在全球層面上暫時行不通,也許可以先在區域層面上給出一套辦法。
歐洲貨幣一體化的最初藍圖是1970年的《維爾納報告》,當時的歐洲共同體之所以發布這份報告,就是因為意識到,1944年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建立起來的固定匯率體系存在嚴重問題:美國以外的任何勢力都無法對美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形成制約。在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治下,美國貨幣政策日趨擴張;由於越南戰爭成本高昂,美國財政政策則表現為瘋漲的赤字。
法國的政治家喜歡引用法國詩人瓦萊裡的一句話,他在大蕭條的亂世中寫道:「顯然,歐洲巴不得讓一個美國委員會來統治自己。」在歐洲人看來,監督著佈雷頓森林匯率安排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是這樣一個「美國委員會」的絕佳代表,法國人不喜歡被它統治。
《維爾納報告》中的理念過於蒼白無力,不足以應對上世紀70年代早期的匯率亂局。將近10年之後,歐洲才拿出一套新方案。1979年啟動的歐洲貨幣體系最初是對全球匯率混亂局面的一種高層次反應,尤其是針對1977、1978年的美元大貶值,那一輪大貶值差一點威脅到美元的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以1989年德洛爾（Jacques Delors）領導的歐洲委員會發布報告為起點,中經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署、1999年歐元的建立,直到2002年歐元硬幣和紙幣正式進入流通,歐元的整個締造過程,追根溯源,是為了創造一種機制,讓全球匯率體系更加穩定。
上世紀80年代推動政策創新的關鍵人物,尤其是非常活躍的法國財政部長巴拉迪爾（Edouard Balladur）,動員歐洲主要大國協同出臺了一套方案,並在整個歐洲力促其實施。1987年2月,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在法國盧浮宮召開,會上,巴拉迪爾倡議建立一個匯率目標區體系,雖然後來這個計畫沒被採納,他還是努力推動歐洲各國接納一個更明確和更嚴謹的藍圖。
後來實際得到採納的方案局部上包含著某些缺陷。這些缺陷的根源在於,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中的關鍵角色法國和德國,各自有不同的思路。德國力主出臺一套明確的財政紀律,而其他國家希望有較大的自主空間。法國主張歐洲經濟治理與貨幣同盟齊頭併進,但其他國家覺得那過分體現了法國式的計畫主義。最終得到採納的是經過折中以後的德國版本。
今天的局面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相似,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全球層面上貨幣政策各自為政的老大難問題。當年,歐洲抱怨美國的低利率導致全球通脹;如今人們抨擊美國的利率政策不負責任地催生資產價格泡沫。
說真的,美國的低利率雖然作為一種應對金融危機的國內措施無可厚非,但它加劇了全球套息交易——投機者借入美元,投向受危機衝擊較小的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通過國際銀行體系,此類交易大行其道。
這類全球性問題侷限於歐洲層面是無解的。它需要全球貨幣政策的協調,加上某種形式的全球經濟治理。這個組合,歐洲已經嘗試過一遍,發現就連在一個區域範圍內都無法將其完全實現。退而求其次的辦法則會加劇波動性。實驗的結果是,歐洲把自己變成了金融危機的頭一批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