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工仍然受到「戶口」 制度的約束。這是一種世襲式的制度，把一國公民劃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城鎮居民仍然優先享受戶口所在地教育、醫療和住房方面的補貼，而「局外人」面臨著多種限制，常常需要付出高得多的代價才能享受到城鎮戶口持有人享有的福利。隨著改革戶口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強烈，中國領導人已承諾要做一些改變。
上週五，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對改善中國1.5億農民工生活條件的必要性給予了大量關注。承諾中國將「有計畫有步驟地解決好農民工在城鎮的就業和生活問題，逐步實現農民工在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以及社會保障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但道路似乎還很漫長，正如北京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最近的遭遇所揭示的那樣。
農民工建設了現代化的北京，但他們的居住區仍在城市開發中風雨飄搖。北京東北五環外的崔各莊曾經聚集了不下三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工及其家屬。而現在，崔各莊已經近乎一座鬼城，多數用磚塊、水泥和空心磚建成的窩棚都已根據當地政府的命令騰空。為了對這個欠發達的城市角落進行城鎮化改造，政府正在清理崔各莊和鄰近的幾個村莊。為附近五個村的農民工子弟建起的七所學校已經關閉，很快將被推倒。在整個首都，大約30所共計容納了一萬名學生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受到各種開發計畫的威脅，這在北京共約300所農民工子弟學校中佔了10%。所有學校中只有64所拿到了許可證。
沒有辦學許可證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填補了社會服務領域所缺失的內容。（AP）
農民工子弟的教育問題常常帶來一種兩難：城鎮公立學校往往會收取低收入農民工家長無法承擔的高額借讀費，所以他們要麼把孩子送到私人開辦、沒有國家補助、未經註冊、半合法的學校，要麼把孩子送回有戶口的老家，在當地學校系統內就學。他們必須經常做這樣的選擇。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學的父母常常一年才見到一次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在春節期間。
直到不久前，羅超一直擔任受影響學校之一崔各莊實驗學校的校長。他原來是河南省的一名村幹部，自己也是一位外來移民，2000年，為尋求更好的生活，他和家人來到了北京。
他說，老家的收入太低，一個月只有兩三百塊錢，很難維持全家的生活；我們的土地很少，生意也不多，所以我們賣掉了房子，決定在北京安家。
羅超看到北京農民工子弟上學機會有限，於是在2002年開辦了他的第一所學校，初期投入13萬元。兩年後，他從親戚手中借錢，把學校搬到了一個更大的地方，這裡曾是一所舞蹈學校和木門工廠的所在地。羅超說，學校提供從幼兒班到初二的課程，有時候學生人數超過1,000（最後一個學期是760人）。羅超還說，他和他的親戚迄今一共投入了160多萬元，包括20萬元的未還債務。
羅超說，他曾多次為他的學校申請許可，但都沒有成功。如果辦學許可證申請下來，他的學校就有資格獲得政府的資金或補助，或許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拆遷的命運。羅超說，考慮到學校不正規，他難有機會收回多少投資。但他似乎下定了決心要繼續為農民工子弟提供教育，最近，他擔任了北京南部大興區另一所學校的校長。羅超說，學校被政府關閉後，很多農民工家長找到我，求我幫助他們的孩子，我也不忍心孩子們這麼小的年紀就輟學。
羅超的一些學生跟著他到了新的學校，或者轉到了其他農民工子弟學校。另外一些學生隨父母離開了北京，還有一小部分學生（羅超說大約有100人）目前呆在家裡沒有上學。
這一地區唯一沒有關閉的學校是溫榆河雙語實驗學校。這是朝陽區政府在2004年開辦的一所相當現代化的公立學校。雖然學校對農民工子弟開放，但據招生辦公室一位接聽電話的老師說，現在已經沒有招收新生的餘地。
同時，羅超和這一片其他已關閉學校的校長們都希望當地有關部門至少發給他們部分補償，他們可以用補償金在北京更遠的郊區建起新的農民工子弟學校。
王潔是崔各莊已關閉的「好孩子幼兒園」園長，她說，她從親戚朋友那裡借了10萬元，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順義區另外租下了一個地方，準備於3月20日在那裡為孩子們另開一所學校。但她擔心，在以豪華別墅而聞名的順義區，有關部門可能不歡迎沒有取得許可的農民工子弟學校。
王潔問，我們的社會對私立農民工子弟學校存在很大需求，那麼政府為什麼從不給我們任何幫助或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