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出走印度51週年之際發表講話表示，中共在有系統地打壓藏民，以實現毀滅藏傳佛教的目的。他表示，西藏問題不是漢族和藏族人民之間的爭端，而是由中國共產黨極左政策造成的。達賴喇嘛指出：「當今的西藏，在中共實施的‘愛國愛教’等各種政治運動的管制和打壓之下，各寺院的功能已變為遊覽場所；出家僧眾如同失去自由的囚犯，已經喪失了研修佛法的機會，這明顯是一種毀滅佛教的行徑。」
佛教中歷來就存在「末法時期」一說。早在兩千五百年前，佛陀就預言末法時期會有魔王出世禍亂佛法。從中共操縱國家機器對佛教的破壞，邪黨所立的偽班禪對無神論邪黨的肉麻吹捧，以及邪黨所扶植的斂財和尚釋永信等人公然將佛教商業化等諸多亂象來看，今天的佛教無疑已經處在了群魔禍亂之下的末法時期。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曾說：「末法時期不只是指佛教，是指一個很高層次往下很多空間都敗壞了。末法不只是指佛教末法，而是人類社會沒有維持道德的心法約束了。」（《轉法輪》）。
在過去，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佛、道、儒三教同傳的社會。佛教所揭示的因果輪報，所倡導的慈悲為懷，道教所崇尚的修真養性，返本歸真以及儒教所宣揚的仁義共同維護著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也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歷時最悠久，影響最深遠的文明。然而在馬列黃俄黨趁亂篡國之後，佛、道、儒三教同傳的中華傳統文化受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堂堂五千年文明古國今天就成了這樣一個道德無存的末法亂世。
中共偽外交部長楊潔篪近日被媒體問及人權是否是中國核心利益時居然牛唇不對馬嘴地以油畫與國畫的差別相對，間接地否認了人權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巧的是日前中共駐英國大使傅瑩在卸任之前同樣以這番說辭來為中共壓制民主，迫害人權的罪行開脫。作為一個熟悉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中國人，對此我感到非常憤慨，並且不得不指出：楊潔篪和傅瑩所謂的「國畫」絕非中國畫，而是俄國畫；馬列黃俄黨在中國實行的統治也絕非「中國特色」，而是俄國特色，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共產極權主義。而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卻恰恰講的是「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
孟子是中國歷朝歷代所推崇的聖人，他的著作也被列為「四書」之一，既是中國帝王欽定的主流政治學，又是朝廷選拔人才的科舉考試所沿用的標準答案。人權是否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這道題目若是放在中國古代的科舉考場上，不管有多少考生，答案百分之百是「YES」，否則他們就當不上官。可是在當今的紅色中國，你問任何一個中國官員，無論他怎麼繞圈子，實際的答案都是「NO」，否則他們這個官就當不下去。這就是古代中國和當今中國的最大區別，這也是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最大區別。所以這些年來中共所謂的「新威權主義」，其實是挂羊頭賣狗肉，其實質是新極權主義，是希特勒、斯大林式的西方極權主義與原始資本主義雜交的品種——權貴資本主義。而當前中共所炒作的這一番「國學熱」，也是為了對抗普世價值，推行洗腦新策而耍的花招，同樣挂的是孔子的羊頭，而賣的則是馬列的狗肉。
任何一個社會要想長治久安必須具備一個被社會普遍接受的基本價值觀。從這一點來看，當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非沒有可取之處。而且從歷史上看，自漢武帝以降，中國歷代王朝只是賦予儒家官方學術地位，使之成為官方所奉行的意識形態、朝廷施政的精神指導以及選拔、任用與考核官員的思想標準而已。其他學派從此退出朝堂，回歸民間，然而其流傳並未受到官方的禁止。
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恰恰是沒有一個被社會普遍接受的基本價值觀，也沒有基於這一價值觀的基本倫理，所以無法調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從而使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尤其在中共邪黨這樣一個沒有合法性的腐敗政權統治之下，這些年來用於所謂「維穩」的費用明顯激增，而那些龐大的「維穩」開支其邊際遞減效應也日趨明顯。顯然那些「用之於民」的「維穩」費用是「取之於民」的，這就好比是抱薪救火，印鈔救窮，其結果必然是民窮財盡，星火燎原。明朝末年官逼民反，民反官逼的政治經濟循環正在紅朝末年再次上演，直到龐大的專政機器無法繼續維繫鎮壓而轟然倒下。
歷史反覆證明，當最起碼的社會正義被強權摧毀之後，朝野共識將不復存在，強權本身所制定的黑惡規則也必定遭到全社會的普遍唾棄。一個沒有基本價值觀，也沒有基於價值觀的基本倫理的社會，絕對不可能靠謊言和專政機器長久地維持下去，因為這樣的「維穩」非但成本高昂，而且邊際效應明顯，很快就會陷入官逼民反，民反官逼的歷史循環，當「維穩」成本超過「維穩」效益的拐點出現之後，貌似強大的專政機器很快就會被自身的重量壓垮。因此中國社會的危機根源實際上是基本價值觀的危機，也就是道德倫理的危機。
在儒教佔官方主導地位的中國傳統社會，仁義是最基本的社會價值觀，而忠孝則是最基本的社會倫理，這是為全社會所普遍接受的。與西方基於法律的政治傳統不同，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基於倫理，而儒家政治就是一種倫理政治。法律著重於人與物的關係，倫理著重於人與人的關係；法律是就事論事，倫理是就人論事。由於各自的基點不同，所以西方的政治傳統與中國的傳統政治大相逕庭。客觀而論，東西方兩種政治體系各有其長處，也各有其短處。
當今中共政權的統治根本就不是中國的傳統政治，而是外來的蘇俄式極權專制。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基於仁義價值觀的政治，可是中共邪黨根本就不講仁義；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基於忠孝倫理的政治，可是中共邪黨根本就沒有倫理。中共它本來就是一個認賊作父的馬列黃俄黨，它能搞得出中國的傳統政治嗎？它能畫得出中國畫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個紅色邪黨的本質決定了它所搞的那一套只能是斯大林式的極權政治，它所畫出的只能是俄國畫。
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基本價值觀的問題、基本倫理的問題。因為沒有一個基本的價值觀，以及基於這一價值觀的基本倫理，社會就不可能存在一個普遍的共識。那麼個人與個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矛盾就無從調和，只會愈演愈烈。社會的動盪，國家的災難，無不來源於此。其實這個問題不是從現在開始的，而是從晚清西學東漸就已經開始了。中國的文化轉型難產，是造成近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所有這一切分裂、對立、災難和痛苦的根源。
倫理是用來規範與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中國傳統社會最重要的倫理就是忠孝，要求臣下對君主盡忠，子女對父母盡孝。倫理既然是用來規範與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麼它就必須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必須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必須是有條件的，而非無條件的。父慈子孝，君義臣忠，這是互為條件的，故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可是儒教在發展過程中，為了迎合君主的統治欲，故意變異了原有的正常倫理關係，將原先君父與臣子之間雙向的，相對的，有條件的倫理關係篡改為臣子對君父單向的，絕對的，無條件的忠孝責任，這其實是一種敗壞的表現。從此儒教開始走向「末法」，而中國的傳統政治也隨之盛極而衰。
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是唐朝，而儒教在剛健自信、開放多元的大唐盛世並不佔統治地位。儒教自漢代盛極而衰之後，直到宋朝才重新興盛，並再次佔據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以前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君相分權，自從明朝廢除宰相職務之後，中國的政治才開始由威權走向極權。明清時代之前，中國的政治還不能算是帝王專制。然而即使是皇權專制的明清時代，比起一黨專政的共產極權統治，也是小巫見大巫。
由於儒教的意識形態在明清時代走到了極端，原有的社會倫理走向敗壞，因此整個中國社會的體制也日漸僵化，喪失了漢唐時代生機勃勃的陽剛之氣和大度包容的胸懷。雖有康乾盛世，也無非是夕陽斜照而已。及至晚清屢戰屢敗，喪權辱國，「乾綱獨斷」的專制皇權固然無可卸責，壟斷官方學術思想的儒教意識形態又如何能置身事外？從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到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中國人對儒教從迷信到反思、批判、清算，雖然這種社會思潮的變化需要經歷一段過程，然而卻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當初儒教的學說被權力所扭曲，其用意本是進一步加固皇權，然而物極必反，最終在中國歷時數千年的皇權還是因為它所賴以存在的儒教意識形態破局而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說到底君主們還是沒有擺正「道統」與「法統」之間的關係。道統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價值和倫理的傳承，是維繫這種社會形態的根本。而法統只是政權的傳承，是維護社會正常運轉的條件。道統在先，法統在後，法統是為了守護道統而存在的。若法統斷絕，只要道統不斷，社會的基本形態就能得以保持，道統中也會生出新的法統，中國歷代的改朝換代就是這麼一回事。若道統壞滅，法統亦不能獨存，猶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為加強法統而扭曲變異道統之舉無異於伐樹木之根本以嫁接其枝葉，實乃大愚若智之舉。
在晚清被迫開放國門之前，中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因此雖然儒教已經走入末法，然而由於缺少有力的外來競爭和比較，還能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持其統治地位。然而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之後，在新興的強有力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壓力之下，已是強弩之末的儒教意識形態顯然已經破綻百出，狼狽不堪。在這種情況下，維繫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之久的儒家文明顯然已經無法繼續承載中國社會了。在當時俄、日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情況下，積貧積弱的中國究竟往何處去，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事關未來前途命運的重大選擇。遺憾的是當時中國的文化轉型難產，日寇的全面入侵和蘇俄對中國文化殖民的後果就是馬列黃俄黨入主中原。從此中國傳統文化遭遇滅頂之災，邪惡的馬列黨文化肆虐神州，遂使昔日之禮儀之邦，今日之紅色中國淪為道德崩潰，倫理盡喪之末法亂世，實乃我中華民族曠古未有之大劫巨難！
近來媒體報導了優曇婆羅花在中國各地相繼盛開的消息。此稀有之花在佛教中被視為祥瑞之徵兆。
《長阿含經》記載：優曇，傳說中的仙界極品之花，因其花「青白無俗艷」被尊為佛家花，西方極樂佛國中善見城之優曇，與備受推崇的阿修羅城的蓮、持國天城中的水仙和愛染明王城中的牡丹同屬極品，沾皇家的華貴氣息，三千年一開，花形渾圓，猶如滿月，遠遠看去，雪白的花朵倒像是捲了千堆雪，有瑞祥之氣繚繞，觀者受福。
佛經無量壽經中記載：人們發現優曇婆羅花是祥瑞之兆。《法華文句》四上：「優曇花者，此言靈瑞。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
《慧琳音義》卷八所說：「優曇花，梵語古譯訛略也。梵語正雲烏曇跋羅，此雲祥瑞靈異。天花也。世間無此花。若如來下生、金輪王出現世間，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現。」
傳說中三千年一開的佛家祥瑞之優曇花在今天的末法亂世開放，這意味著什麼，又預示著什麼呢？若如佛教經典所言，此花出現意味「如來下生、金輪王出現世間」，那麼在這末法亂世降臨人世的聖者帶給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又會是什麼呢？
在我看來，若聖者再臨，他帶給這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將是一個完好的基本價值觀。這個完好的基本價值觀，以及基於此價值觀的倫理，將成為孕育人類新的文明的種子，而發端於這種價值觀和倫理的新文明，將承載起未來的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社會。因為中國社會的和諧與繁榮，有待於一個被全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的出現，而在當前的全球化浪潮史無前例地拉近了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距離之後，全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同樣有待於一個能夠被全人類普遍認同的價值觀的出現。
這幾年間，由一群法輪功信仰者組成的神韻藝術團在世界上聲譽鵲起。表現中華傳統文化的神韻藝術在西方主流社會取得了空前輝煌的成功，受到了來自不同族裔，不同信仰，不同社會階層和文化背景的廣大觀眾的青睞與如潮般的好評。
一位中國留學生在觀賞神韻藝術後感慨地說，自己為中國五千年文明感到非常自豪，同時在中國反而從來看不到這樣美的藝術，也因而瞭解到中共是這樣的壞。
美國奧斯卡金像獎得主薩利斯特‧赫姆（CelesteHolm）表示：「神韻不同凡響，每個人都應該來看。」「我太喜歡神韻了，我們瞭解了中國人，我們成為了朋友。通過互相瞭解世界會更和平，我們也更快樂。」
美國海軍軍官亞當斯說，（神韻）這場演出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整個晚會都在告訴我們歷史上的中國是什麼樣的，以及我們所希望看到的未來的中國是什麼樣的。
好萊塢真人秀製片人約翰‧米切（JohnMitchell）觀賞神韻後讚嘆：「這是一部價值非凡的偉大作品，她給洛杉磯人帶來了獨一無二的文化，是我們當今的文化所欠缺的東西，是美國人需要聽到的永恆的信息。」
一位66歲的日本中學校長在觀看演出後盛讚神韻「使人重新認識了中國的偉大。」中日兩國傳統文化的根是連在一起的，許多上了年紀的日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這位老校長說：「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性的神話傳說，這是人類歷史的基本的部分，像中國文化，如果抽掉了傳統的儒釋道思想，就成為一片空白」，而「對神的信仰實際上對於自己的心靈非常重要。」
他表示：「神韻演出充分表現了這種共同性。神韻美麗舞蹈帶來的感動滲入心靈，每個人可以體悟到神韻所表達的世界各個民族共同的精神層面的內涵，比如對人的感謝的心。像對自己這樣年齡的人來說，有自己人生的經歷，更能體味神韻傳達的信息。」
他感慨雖然時代變遷，每個人有自己不同的思想，「善惡判斷的標準是不隨時代改變的，所以必須衛護這樣的不變的準則，在這一點上來說，神韻在日本的公演，在世界的巡演，意義重大。」
廣大觀眾對神韻傳遞的精神內涵普遍表示認同與讚賞，而神韻藝術家們所展現的精神內涵就是他們所信仰的真、善、忍。理念是文化的種子，什麼樣的理念造就什麼樣的文化。神韻藝術通過演繹中國傳統文化所展現的真、善、忍理念能夠在海外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廣大觀眾所認同，所接受，能夠讓海外華人由衷地產生巨大的自豪感，這對於一個有志於崛起的國家，一個有待於復興的民族來說是何等的難能可貴！
為何神韻就不能堂堂正正地在神州大地上公演，為何真、善、忍的信仰至今還遭受中共操縱的國家機器不遺餘力地打壓和迫害呢？就連外國人都能普遍接受神韻所展示的那個光明、美好的中國，那個真、善、忍的中國，為什麼中國人就不能呢？那些不能接受的人，那些阻撓神韻在香港演出的人，他們還能算是中國人嗎？他們究竟是炎黃子孫還是馬列子孫？
神韻藝術所展現的真、善、忍理念就是這個末法時代的希望，它不僅僅是中國的希望，也是全人類的希望。而破壞這一希望的，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都是在葬送他們自己的希望，所以三退對每一個曾經加入過中共黨、團、隊的中國人來說就至關重要，因為那就是他們為自己選擇未來。
2010年3月12日
http://bbs.secretchina.com/viewtopic.php?f=31&t=3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