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觀兩會代表的有關言論，感到他們的公共知識委實令人遺憾。兩會是兩個國家權力機構的年度性會議，身為代表，你有提出議案或表決議案的權力。如何行使這權力，要求代表必須具有相應的公共知識；因為議案所涉及的全都是公共領域中的事務。根據媒體報導，可以發現，一些代表不但這方面的知識幾乎為零，甚至呈赤字。
個例一： 全國政協代表倪萍說：「在大的會議上舉手錶決時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或棄權過」，為什麼，因為「我是(考慮)國家利益的，我熱愛這個國家。」作為公共知識之一，國家與政府的關係，倪委員顯然處於無知狀態。人大會議上的工作報告，只能是政府工作報告，不會說是國家工作報告。同樣，兩會各種議案包括表決，都屬於政府職能範疇而非國家。有的議案對國家有利，有的議案對國家不利，這兩種可能性同時存在；由此可見國家與政府的差異關係。國家構成三要素：土地、人民和政府。政府固然可以代表國家，但國家並不等於政府；這正如議員可以代表他的選民，但並不等於其選民。選民對他的代表可以說不，代表當然也可以對議案說不。有時為了對國家負責，恰恰需要代表對他認為不利於國家的議案行使否決權。倪萍的言論分明不諳國家與政府，對各種表決從不反對或棄權，首先就是不負責任。更何況倪委員標榜的「倪式愛國主義」，其實是一種「愛政府主義」。其有害在於，如果按照這種邏輯，那麼，別的代表棄權或反對似乎就是不愛國。如此，倪委員不如索性建議下去，為了大家都愛國，一律取消人大電子錶決器上的紅黃按鈕。
個例二：「給電腦、手機都裝上監控軟體……」，這是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移動重慶公司總經理瀋長富在今年兩會上提出的議案。如果說以上倪委員的問題在於無知，這裡的提案則表現為提案者在公共知識上的透支。人大代表的議案都具有立法性，如果大家都按照倪委員的愛國邏輯表決通過，那麼，它就是典型的立法違憲。國家的代表如果是政府，國家的主體無疑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全體人民。想想全國有多少人使用手機與電腦，兩者相加，幾乎是一個全民的數字。該議案雖然以構建健康網路環境為名，但卻幾乎把全體人民視為潛在的需要監控的對象。它不但給政府支邪招，又公然與全民為敵，說它是一個禍國殃民的議案，絲毫也不誇張。
該代表公共知識的缺乏，首先就在於他不知憲法為何物。人大代表不僅需要有一定的立法知識，更需要首先具有憲法方面的知識，而且還要知道立法和憲法之間的關係，不能讓自己的議案有違憲之嫌。這是憲法第四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對照憲法，該議案等於把所有的手機和電腦用戶都看作有刑事犯罪的嫌疑，這豈不要讓全社會都人人自危。甚至，為了有效監控，該代表明言有必要在網路的所有環節都織起一張「羅網」。「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人大代表的角色是權力，他要網羅的對象卻是如此廣泛的權利，該提案不啻是要讓權力全方位地監控權利。果如此，這是一個什麼社會（1984）。這裡，我寧肯抱以善意對該代表表示一下我的同情，過於缺乏憲政知識，過於無知無畏，才敢提出這種與人為敵與天下為敵的議案。
除了上兩例，他如政協委員鞏漢林拍著胸脯稱：「今年的提案水平很高，不會再是小學生水平。」身為中信集團董事的王軍委員在回答記者問及關注的問題時，聲稱：「我是來聽一聽，來學習的。」如果在公共知識上，以前還是小學生水平，今年能提高多少，還需存疑。至少我懷疑，這些「秀」慣了的明星委員是否能有時間、精力乃至興趣在公共知識上下功夫。另外，兩會代表與會，其職分就是議政和參政，而不僅僅是帶耳朵來聽。這樣的代表等於是佔著代表的名額，卻放棄作為代表的公共責任。因此，在問責兩會代表的公共知識之外，我以為，無論缺乏公共知識，還是放棄公共責任，這樣的代表都應退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