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10-03-23 16:16:02作者：
北京的說辭
舊西藏是人間地獄，達賴及其上層集團領導的這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剝削和壓迫著百分之90的西藏人口。這是一個黑暗，反動，野蠻，殘酷，落後的社會，並佈滿帝國主義代理人。
因此，中國派出2萬多解放軍「以打擊反動派並和平解放西藏，從而百萬農奴得以翻身。被解放的藏族人心系祖國，與所有其它少數民族和睦相處」。
北京僅用兩個小段落總結了西藏的文明和作為一個國家的地位。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天真的要命，因為它的基本論點是，中國已經並將永遠對西藏行使其主權，並一再辯解其暴力佔領。
長征倖存者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曾表示，「研究歷史問題一般不應詳細，...我們應該高度重視描述紅軍長征的決定性作用.. 。一旦我們進入細節，我們會遇到不能輕易解決的許多問題」。他精通中共黨史。
楊尚昆是向他的黨迴避真相、創造神話開了綠燈。這種神話創造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例如長征歷史上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在土城，遵義戰役遭受慘敗的歷史被抹去了。
真相恰似苦澀的藥片，它具有治療病症的能力。但是，對北京來說，真理就像法治、個人自由和民主那樣遙不可及。甚至在自己的歷史真相中輕易刪除長征的不快事件。
難怪過去50年來中國一直採用相同的謊言描述西藏，我們不得不羨慕北京中宣部以其豐富的形容詞來形容「舊西藏」。人們只能猜想，他們缺乏真理，所以必須輔以生動的形容詞，把舊西藏描繪成一個邪惡的社會，其唯一的原因不外乎合法化北京對西藏的控制。
我們的西藏與他們的西藏
1949年中國入侵前，西藏既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也不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她是一個政治上獨立，經濟上自給自足和文化上獨特，而在行政上保持著當時與世界許多國家不同制度的民族。
公元七世紀松讚干布開始，西藏的統治者發表了佛教原則為基礎的道德準則。其實質是，統治者應作為其臣民的父母。松讚干布的「道德規範16條」和之後歷代執政者先後頒布的16、15、13、12條法典上充分反映了這種精神。
正如在其它任何社會那樣，西藏也有很多法律制裁方法，其中有些是本土的懲罰規則。然而，根據當代藏族學者嘉央諾布的研究證明；‘木枷’和腳鐐以及‘凌遲’等大部分懲罰是滿清帶來的。 （譯文載於：http://woesermiddleway.ti-da.net/e2806306.html）但這些措施也不會輕易使用，只是在重複犯罪時才執行。 1898年，西藏通過新的法令，除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利益等重罪外，取消多種殘酷的懲罰方式。把罪犯流放到偏遠的地方是西藏較常見的處罰方式，比如，土登根培被流放到貢布。他是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寵臣，但後來被控未把達賴喇嘛病情及時報告內閣而治罪。
20世紀初，西藏的法制系統和法律規則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而變得更加先進，如果不滿地方掌官的法律評斷或遭受莊園主的虐待，所有西藏公民則可以直接上訴最高政教領袖達賴喇嘛。
相對於當時的中國乃至今天的中國普通公民無法享受審判公正，法治和個人自由，‘舊西藏’是一個更加文明的社會。沃倫史密斯在《是中國的西藏嗎？自治或同化》一書中證明；「去過西藏的中國人，其它外國人士或西藏人見證了這一點 」。
西藏高原的所有土地屬於國家。史密斯寫道；「西藏政府間接通過傳統王公貴族、遊牧頭人、寺院管理西藏」。他們通過政府賦予的權力，在其管轄地區內徵收稅目。國家又從他們得到收支和服務。
西藏的寺院是學校，大學和藝術，工藝和醫療中心。寺院作為西藏紀律嚴明的教育和知識樞紐中心，也是藏族傳統生活方式的典範。他們還為政府進行各種宗教活動。
在‘舊西藏’，土地所佔比例最大的是國家直接管轄的農民，這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這些稅種大多要支付產品，如糧食，羊毛，酥油等，他們也可以向政府官員提供勞動力和運輸服務等方式支付差役。
在西藏中部人口中很小的比例是佃戶。他們從貴族和寺院租得土地，並以實物或體力勞動向財產持有人支付租金。據史密斯的研究，他們成為「相對富裕，有時甚至出借資金或糧食給莊園主。他們還擁有法律權利，以便對莊園主採取法律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最後仲裁者是達賴喇嘛」。
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中國佔領前的西藏行政部門也如此。有一些過激的莊園主過度膨脹，使其不少佃戶遭到不公平的對待。但總體上工作，該系統對富人和窮人同樣有利。在歷史，西藏從來沒有經歷過飢荒，乞丐人數也屈指可數。
因此，把西藏整個系統標記為「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是大漢沙文主義的集中表現，也是適應北京的政治需要而徹底歪曲西藏文明。
西藏有史以來第一次飢荒是1959至1961年間毛澤東發起的瘋狂的龐大計畫——三面紅旗造成的。這個對經濟全面帶來災難的政策，至少釀成36萬中國人和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通過烏托邦人民公社造成局勢的惡化，據中國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之一劉曉波的說法；「數百萬人成為順從的奴隸 」。由於沒有私有財產，個人自由和全面禁止言論自由，令中國成為奧威爾噩夢。
黨的鎮壓的觸角廣泛伸展在今天的中國。裴敏欣寫道：它的經濟成就「隱藏著中國的新列寧主義國家的基本缺陷，北京的專制政治正在孳生和積聚自毀性的力量──將朋黨資本主義、猖獗的腐敗和越來越廣泛的不平等危險地混合起來」。中國已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高的國家之一。
共產黨控制著中國國家工業固定資?的一半。它壟斷了汽車、自然資源、電信和能源等一切重要領域。黨使用這些經濟槓桿，把大量商業合同給予自己中意的精英。換言之，北京實踐封建制，給予其選定的一部分人施舍昂貴的實物，而剩下的絕大多數飢餓的人口，則處於憤怒和不滿中。
北京在西藏的表現更令人失望。在過去的50年，西藏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已變成僅靠資本主義的外衣下推行社會主義強硬政策的‘新列寧機會主義者’施舍的對象。西藏人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土地和巨大的自然資源被搶走，他們的文化造成不可彌補的破壞。知識份子，農民和牧民的任何反抗壓制的聲音都將遭到無情的打擊、失蹤、長期監禁或處決。
從早期所謂的民主改革開始，到2009年完全可笑的紀念‘百萬農奴解放’事件，北京系統地制訂了詳細而周密的政策、指令和指導方針，企圖把西藏人置於永久順從的庶民。
因此，嘉木樣諾布寫道：西藏已成為「一個殘酷無情的達爾文現實主義的影子，...處於有償提供情報者，秘密警察，監獄圍牆，酷刑，處決，失業，種族主義，瀕臨滅絕和文化全面消失的境地，個人家庭生活中流露出暴力襲擊和日益絕望」，這是西藏人的現實日常生活，與北京官方雜誌用飽和的彩色照片描繪微笑的牧民在草原上擁抱天空，城市高層建築鱗次櫛比的景象完全相反。
和諧的嘴巴，造謠的樂隊
北京對西藏的宣傳計畫是舊瓶裡裝老酒，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千篇一律地虛假聲稱西藏是一個黑暗，落後的封建農奴制等等。最近，高呼北京這種宣傳的責任已經給予了西藏少數精英和黨的幹部。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幹事拉巴平措說；舊西藏「佔人口不到５％的農奴主階級佔有全部土地、草場和絕大部分牲畜，控制著佔人口９５％以上的農奴的人身自由」。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嘎瑪說；「達賴集團在國際上大肆惡毒攻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國內不斷組織策劃分裂破壞活動，時刻夢想在西藏恢復反動、黑暗、野蠻、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熱地說；「在舊西藏，達賴和他的追隨者是封建農奴制與神權專制的‘總代表’」。拉巴平措還說；「今天生活在西藏的廣大翻身農奴和他們的後代最清楚，誰是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維護者，誰是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干擾破壞者」。2008年3 月，西藏境內的藏人用和平抗議的形式清楚地表達了誰是「他們幸福生活的破壞者」。到底誰是破壞者，誰是保護者呢？
拉巴平措，熱地和受雇於北京的其它藏人官員為了取悅不知西藏實情的領導，兜售著黨製造的一連竄謊言。
「除非你[中方]能消滅我們心中的熱情，否則你的所有毫無結果的動作只會加強我們的激情和團結」，這是西藏安多年輕僧人貢噶倉央的心聲，因為寫了這篇文章，他被判了5半。 （全文載於：http://tibetwrites.org/?Who-are-the-real-separatists）
被佔領下的西藏人之內心深處這樣深刻的情緒明確表明，北京沒有很好地解決西藏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的根本問題。
埃利奧·斯普林特教授在《遠東經濟評論》上寫道；「中國宣傳的一個共同主軸是，達賴喇嘛策劃返回到西藏的目的是恢復農奴制，以便做自己的大農奴主，這純屬虛構」。（全文載於：www.feer.com/essays/2009/april/china-digs-in-its-heels-in- tibet）這個問題攸關600萬藏人的自由，絕不是達賴喇嘛的私人利益和聲譽的問題。西藏精神領袖只是要求權利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民主，透明、和平的西藏，藏人能夠不受指揮地思考、說話和行動。
罐腹黨新的貴族
2008年，在整個西藏大規模的和平抗議之後，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派遣調查人員進入藏區探究事件根源。根據這一大膽和歷史性的報告的結論，在藏區，「就在很多地方形成了「盤根錯節」的本地權力精英網路，地方權力尋租和行政低效成為家常便飯」，這些地方精英與其它既得利益集團相勾結，形成了「新貴階層」。
公盟報告還提到，「區別於傳統貴族，這些新的權貴階層的特徵是：他們佔據合法性的高地，社會資源更複雜，力量更強大，新興貴族的權力更多是來自於中央認可而獲得‘外部源生’合法性。」，因此，「效忠中央政府非常強勁。」
傳統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總破碎，使得所有社會資源都被北京和新貴階層壟斷，大多數西藏人卻被日趨邊緣化。這就是西藏人在‘新中國’的命運，在它的全盛時期鼓吹並高喊的無階級社會的理想早已被罐腹黨拋棄了。
結論
佔領之初，北京推出了民主改革運動，「以確認和鎮壓藏人的反抗並在西藏人的生活上徹底獲取社會和政治控制」。中國繼續通過標記‘舊西藏’是一個人間地獄般的封建制這個議題，凸現自己作為光輝的解放者的角色。但解放者培養了一群「新貴族」，他們有足夠的資金來欺壓沒有任何報償的大多數人口。鑒於上述種種情況，北京利用新獲得的財富，通過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媒演古戲打破鑼——宣傳其黨的路線。
無論北京多麼修磨並且重複其編造的可笑謊言，西藏人刻骨銘心的現實是不可能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