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南平「校園血案」後，人們關注的似乎開始轉移了。這不得不說是新聞或者時評的一個悲劇性追求吧。但是，就是這種沒有引發太多關注的後續追蹤報導與小事件，卻如同上演的另一種「慘劇」，日益深刻地揭示出了一個悲慘事件之所以能夠發生的社會背景，以及翻開這種背景之下暗藏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國基層政治生態圖，而這種分析，卻是更具有標本意義和價值的，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以下我們可以通過三個新聞來闡述這種觀點。
26日早，記者再次來到南平市實驗小學門口準備採訪。但記者卻在採訪現場遭遇自稱是當地政府官員的人阻撓，此人當時正在拆除悼念「花牆」。正採訪中，記者突然被一名頭髮稀少的男子揪住了衣領，記者認出他是南平市委宣傳部通聯科的負責人，並威脅羊城晚報記者：「你在這裡煽動和挑撥群眾。你等著，我有辦法收拾你！」（3月26日《羊城晚報》）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到，當地對於對待媒體的態度，總是出於定勢思維，認為媒體是添亂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排斥的。
南平「3·23」血案，進入撫恤賠償階段。記者27日從多位遇害學生的家屬處獲悉，根據與南平市政府的初步協商，每位遇害學生家庭將獲得最少26萬元的撫恤金，家屬如果及早將學生遺體火化，將獲得額外的補償款，金額在1萬元到3萬元之間，越早火化補償金額越高。例如25日火化，便可拿到3萬元，之後逐日遞減一萬元，再晚就拿不到這筆錢。（3月28日《新文化報》）
從中我可以看出，當地對於突發事件的善後處理，秉承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態，只求以最快的速度平息事件，而不是一種深刻的反思。
日前，一中年婦女向前往慰問受傷孩童的南平市委書記雷春美下跪喊冤，要求嚴處強暴其8歲女兒的犯罪嫌疑人，被政府工作人員當即強行架走。該婦女語出驚人，高喊：「我女兒的冤屈得不到伸張，如果你們不管，我也會去殺人！」法律界人士表示，不能排除驚天凶案後，會引發效仿效應的隱患(3月28日《新民晚報》)。
窺一斑而知全貌，通過這件事，我們發現，一種社會中存在的那種權利救濟渠道的缺失，而通過各種極端方式迸發的行為，已經形成了一種社會瀰漫的情緒。而這也不得不讓我們反思，通過這件付出慘重代價的事件後，並沒有形成一種經驗，作為今後突發類似事件的解決對策，更沒有得到有效的反思，去改善一種極端行為的社會土壤。
縱觀國內的諸多突發事件，這種後續的消息，幾乎是雷同的。因而我們不得不說，南平不僅僅是一個個案，而是可以作為基礎處理突發事件的典型。
現在我們來逐一分析這種後續的處理方式倒推血案發生的當時社會背景。
對於媒體的排斥，就更加增加了一個基礎環境的封閉性，而眾所周知的是，一個封閉的環境，往往容易造成公共力量的難以介入，而一旦有了社會矛盾之後，便難以得到消解，讓各種矛盾以激烈的極端方式爆發。就如一個鞭炮點燃，在一個空曠的場地只是一聲輕響，而在一個瓶子內，將會形成一股極強的破壞力。
大事化小、息事寧人的辦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以視為當下很多地方政府部門的處理事件的方式，但是這種方式的惡果是難以預估的。就比如在南平，其之前的 「醫鬧」事件（不止一兩起了）也是舉國知曉，而當時地方各部門，同樣是這種處理方式去對待的。所以才會有這種模仿性的惡性事件不斷發生，「如果你們不管，我也會去殺人」這句話背後的那種隱喻，正是反應長期積累下來的民眾積怨沒有得以及時的救濟與處理。
（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