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以及該系的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7人聯合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鋒芒直指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指責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黨委副書記彭佩雲，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壓制群眾運動。這篇大字報拉開了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運動的序幕。
6月1日，當毛澤東知道聶元梓等人的這篇大字報內容後，大加讚賞，稱其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直接下令向全國廣播，「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隨即《人民日報》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刊登了大字報。毛澤東稱讚說：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
為了緊跟毛澤東的步伐，經陳伯達審定的《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評論員文章於6月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誣蔑北大黨委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反黨集團，提出要打倒北大黨委。隨後，宋碩、陸平、彭佩雲被撤銷一切職務，開創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惡劣先例。
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社論引用毛澤東的話評論說，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革命的大字報好得很，應該放手發動群眾寫大字報。這篇社論標誌著大字報等「大民主」形式開始合法化。
針對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毛澤東還親自披掛上陣，寫了一張份量極重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由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檔的形式印發。大字報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社論，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中央全會同時以中央文件形式印發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大字報矛頭直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在隨後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成為唯一的黨中央副主席，取代了劉少奇的地位，劉少奇實際已經被排擠出黨中央領導核心，並最終釀成了新中國最大冤案。這又開了以大字報等「大民主」形式打倒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更為惡劣的先例。
在8月1日——12日召開的這次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還以中央文件形式印發了毛澤東同志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組織的覆信以及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張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造反精神萬歲》。毛澤東的回信肯定了紅衛兵組織存在的合法性，也肯定了「大民主」的範圍進一步擴展為一切造反行動。隨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又在天安門廣場8次接見「紅衛兵小將」，人數多達上千萬人，使紅衛兵運動作為「大民主」行動迅速席捲全國。
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強調要「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革命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在12月通過並印發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則乾脆提出了採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形式，「實行大民主」的口號，這就以中共中央檔形式肯定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形式，使其更加合法化，對我國民主政治建設構成更大威脅。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也加進了「四大」的有關內容，「大民主」更是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保了其合法地位。
在以「四大」為主要內容的「大民主」合法化後，新生的紅衛兵組織充當了實施「大民主」的急先鋒，紅衛兵組織所進行的所謂「大民主」行動主要包括破四舊運動、大抄家運動、打砸搶燒殺等等。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首次提出要開展破除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十六條》對此做了肯定性規定。8月20日，北京30萬名紅衛兵走上街頭，正式開始破四舊運動，這一運動形式隨後得到全國各地紅衛兵組織效仿，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在這一運動中，紅衛兵更改了大批所謂反映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店舖字號、街名路名、學校名、影劇院名、醫院名、公園名、機關名、報紙名等等，比較典型的有：將外國駐華大使館比較集中的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蘇聯大使館所在的揚威路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越南大使館所在的光華路改為援越路、海淀路改為文革路、安內大街改為大躍進路、府右街改為韶山路、東環北路改為大寨路、學院路文體用品商店改為抗大商店、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清華附中改為紅衛兵戰校、28中改為東方紅中學、景山公園改為紅衛兵公園、天橋劇場改為紅衛兵劇場、東四劇場改為井岡山影劇院、紅樓影院改為大革命影院、兒童影院改為紅色接班人影院、新聲影院改為遵義影院、大華影院改為工農兵影院、上海大世界遊樂場幾米高的牌匾被拉了下來換上東方紅劇場的牌子、天津莫斯科影院改為向陽影院、天津勸業場牌子被砸碎換上人民商場的牌子、天津和平區改為戰鬥區、南昌黃慶仁藥棧改為滅資藥店、福州下杭路改為興無路、武漢海關大樓改為反帝大樓、廣州《羊城晚報》改為《紅衛報》、拉薩藥王山改為勝利峰、南京女一中改為東方紅中學、蘇州採芝齋糖果店改為紅旗商店、因東林書院而得名的無錫東林小學改為紅衛兵小學、杭州張小泉剪刀鋪改為杭州剪刀店、開封包府坑小學改為要武小學、鄭州11中改為抗大1附中、烏魯木齊八家戶村改為工農兵新村、銀川靖寧巷改為革命巷、寧夏財經學校改為紅管家學校、在四川有名的麻婆豆腐也被改為麻辣豆腐、陳麻婆豆腐飯店改為文勝飯店等等。經過紅衛兵改名後，到處是「革命」的詞句，彷彿真的創造了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接著紅衛兵開展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掃除封、資、修行動，大批珍貴文物、古蹟、遺址遭到慘重破壞，損失無法估計，同時也破壞了人們習慣的生活方式，破壞了宗教場所，趕走了外國神職人員，造成社會秩序大亂。
北京和上海等地公開貼出告示，規定婦女一律要留三八式齊耳「革命」頭，否則立即被紅衛兵在大街上當場剪掉滿頭秀髮，就連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也受到紅衛兵警告，要求她進行「髮式革命」。所幸得到周恩來同志保護，孫夫人又迫使自己長期呆在家中，這才保住秀髮。理髮店裡則撤銷了香水、頭油等化妝洗髮用品，各種髮型一律取消，僅理「革命頭」。上海的理髮店取消了剪指甲、美容等服務項目，醫院口腔科取消了潔齒業務。北京服裝業流行著這樣的對聯「革命服裝大做特做快做，奇裝異服大滅特滅快滅」，橫批「興無滅資」。高跟鞋會被勒令當場扭掉鞋跟。牛仔褲會被當場剪開褲管。凡是有私產房的房主，則被勒令上交房契。天津海關被迫將大檐帽、關徽、臂章、銅紐扣都視為封資修，而一律廢除。
在宗教界，紅衛兵衝進北京瑪利亞方濟格修女會，趕走了所謂「披著宗教外衣從事間諜活動」的8名羅馬修女；頤和園佛香閣釋迦牟尼塑像被砸碎；豐臺明初遺物千手千眼菩薩銅像被拉倒，佛身斷為三截；戒臺寺數千大小佛像全部被砸碎；上海的教堂幾乎全部被砸，作為龍華三寶之一的高達7米、蓮花座下雕有上千尊小佛像的範金毗盧佛像被紅衛兵砸成碎片，作為彌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頭顱；建於清代的天津大悲院中的佛像被搶，院中的明代木雕觀音和瓷佛均被砸毀；洛陽龍門石窟被砸掉無數珍貴小佛頭像；合肥萬福庵的神像等佛物全部被燒燬；湖南的15座寺廟中的497尊佛像、395尊菩薩、649尊羅漢、54部藏經書等大量宗教設施則全部被毀；紅衛兵衝進伊斯蘭教清真寺，放火焚燒《古蘭經》，引起伊斯蘭教徒與紅衛兵的衝突等等。
文物古蹟損毀也非常嚴重。
在北京，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演出時所用的戲裝、道具被當作封資修全部放火焚燬；海淀區朱房村的漢代遺址珍貴遺蹟被破壞；作為中華民族象徵的萬里長城被拆毀54公里。根據有關統計，北京共有4922處文物古蹟被毀壞。
在上海，著名的萬國公墓中包括宋慶齡父母在內的許多名人墓穴被砸毀；建於三國時代的龍華寺、靜安寺都被嚴重破壞。
在天津，作為傳統藝術瑰寶之一的傳統曲藝相聲被認為是低級趣味被勒令停止演出；被稱為「萬國建築博物館」的原租界建築群，在建築文化方面有很重要的價值，但許多建築物上面的標誌和裝飾物大都被砸毀；各種宣傳文化的機構如文化館、文化宮等都被擠佔，而被迫停止工作。
另外，杭州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蘇小小墓被毀、岳王墳的岳飛像不翼而飛；廣州黃花崗72烈士墓頂的自由神像被紅衛兵用鐵錘砸毀；海口海瑞墓被砸毀；山東武訓墓被毀，武訓屍體被挖出並抬屍遊街示眾，然後屍骨還被砸爛焚燒；山東孔廟被破壞嚴重，毀壞文物6618件；等等。
作為中共中央黨報的《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好得很》兩篇社論，社論為紅衛兵的破四舊行動所表現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歡呼」，社論引用毛澤東的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認為廣大革命學生起來鬧革命，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爺們，是件大好事，他們貼大字報，是好事，大鳴、大放、大辯論，是好事，他們敢於用毛澤東思想批評本單位黨委和上級黨委的錯誤，正好可以端正那些黨委的領導，至於那些死頑固，死不改悔的，垮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也是好事，絕對不允許把批評自己的群眾打成反黨、反中央的反革命分子。這就進一步明確了衝擊黨委、政府領導機關、亂揪亂鬥以及破四舊等破壞行動，是與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一樣的「大民主」，並以黨報社論形式予以肯定，進一步加劇了所謂「大民主」對我國社會各方面的衝擊。
更為嚴重的是，經過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了作為專政機關的公安部制定的名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特別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並規定警察一律不准進入學校。這就使專政機關失去了阻止紅衛兵進行所謂「大民主」運動，以維護社會治安，保障社會穩定的權力，紅衛兵真正做到了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程度。《人民日報》又發表《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的社論，讚揚和鼓勵紅衛兵進一步開展揪鬥、抄家、掃地出門等行為。於是，一場失去法律控制，得到黨報認可，進一步合法化的大抄家、亂揪鬥以及打砸搶燒殺等各種無法無天行為，作為「大民主」的新形式而粉墨登場。
在文化大革命中，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所選出的33位中央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中有20位受到迫害；中央書記處17位書記中有14位受到迫害；中央軍委7位副主席中有5位受到迫害；國務院15位副總理中有12位受到迫害。黨、國家、軍隊領導人劉少奇、彭德懷、陶鑄、賀龍、李立三以及周小舟等均被迫害致死。被投進著名的秦城監獄而飽受牢獄之苦的中央領導人有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總政治部主任譚政、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以及班禪大師、榮高棠、羅瑞卿、李井泉、劉仁、陳再道、鄭天翔等人。受到迫害的省部級領導人有烏蘭夫、汪鋒、陳丕顯、葉飛、王任重以及薄一波等等。
在教育界，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著名數學家蘇步青，北京大學陸平、彭佩雲、清華大學蔣南翔、中國人民大學郭影秋、南京大學匡亞明、南開大學婁平、何錫麟、吳大任、天津大學李曙森、西安交通大學彭康、浙江大學劉丹、重慶大學鄭思群、中山醫學院柯麟、武漢大學李達、中央音樂學院馬思聰、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等各大學黨委書記或校長，以及各大學的許多教師都被抄家、批鬥、打倒，武漢大學校長李達、歷史學家吳晗、翦伯讚、李平心、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李翠貞等一些教育界人士被迫害致死。
在文化藝術界，著名作家老舍、巴金、丁玲、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著名藝術家荀慧生、白芸生、小白玉霜，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著名畫家劉海粟等均被抄家和迫害，其中作家老舍、楊朔、孫維世、聞捷、海默、李廣田、羅廣斌、翻譯家傅雷、王科一、藝術家言慧珠、小白玉霜、上官雲珠、嚴鳳英等均被迫害致死。
所謂「大民主」還有一系列打人甚至殺人的具體方式，如跪煤渣、油漆塗臉、上吊試驗、叩響頭、坐飛機、火燒頭髮、刀剁屁股、開水洗澡、打靶、突刺、掃膛腿、額頭刺字等慘絕人寰的法西斯手段。用這些所謂「大民主」方式，紅衛兵還直接殘殺了大批無辜群眾，罪行令人髮指。而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等職務的林彪死黨謝富治，親自提出「砸爛公、檢、法」口號，並向公安干警做出指示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這無異於火上澆油，使得紅衛兵使用法西斯手段殺人更加肆無忌憚。如在1966年8月27日——9月1日短短5天時間裏，根據北京市大興縣公安局提供的所謂壞分子的情況，紅衛兵將大興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的所謂地、富、反、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共325人全部殺死，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出生38天，另有22戶被殺絕。根據有關統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者744544人，其中37466人被迫害致死。
除了紅衛兵學生開展的所謂「大民主」運動以外，我國工業、農業等各條戰線無一例外地全部捲入了「大民主」的狂潮之中。以1966年11月由中央發布的《工業十條》為標誌，全國各地的工人群眾捲入了「大民主」運動。12月15日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農村必須是群眾當家作主，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鬧革命，農村文化大革命也要採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行「大民主」。這個檔一發布，中國廣大農村也迅速開展了「大民主」運動，全國形勢更加混亂。
「大民主」狂潮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漸漸平息下來。1980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決定取消《憲法》中關於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條文，正式剝掉了「大民主」的合法外衣，結束了噩夢般的所謂「大民主」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