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青年報》作者汪強近日時評文章《面對災難，中國人特別堅強嗎？》，讀到他對災難報導文章中中國大陸人、俄羅斯人、臺灣人的比較，想到了四個問題：1、大陸人比俄羅斯人堅強嗎？2、比臺灣人堅強嗎？3、面對災難，是堅強還是被堅強？4、記者的輿論導向實質是什麼，會造成什麼後果？逐一思考如下：
汪強先提及《新京報》轉發俄羅斯記者關於莫斯科兩個地鐵站的自殺式爆炸事件第二天乘客的心理狀況：「地鐵上的氣氛非常緊張，聽不到任何笑聲，人們的臉上也沒有一絲笑容。」 汪強是敏銳的，他注意到了同樣報導福建南平小學生被砍殺之後黨中國（全稱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記者的報導著眼點：「3月24日，福建南平實驗小學三年級學生在上課。目前，學校師生情緒穩定，教學秩序如常。」汪強不僅敏銳，更注意到兩篇報導中的人物及心態的不同：莫斯科報導凸現大人們「非常緊張」；南平報導強調小學生「情緒穩定」。如果只依據兩篇報導推論，我們可以說：中國小學生的心理素質超過了俄羅斯的大人。
中國大陸人真比俄羅斯人堅強嗎？這個結論很難令人相信，因為它是反常識的。果然：「由南平市35名心理諮詢老師組成的南平實驗小學突發公共安全事件心理干預小組已經成立。……共同為實驗小學師生開展心理輔導。」汪強指出：這說明需要心理救治的南平小學的學生們情緒還沒有穩定，他們並不堅強。
由中國人是不是堅強這個話題，汪強轉過來比較了不同電視臺報導民眾關於物價上漲的不同反應：臺灣地區物價上漲4.5％，臺灣人說「活不下去了」；大陸物價上漲6％，大陸市民說，對於物價上漲他們能夠承受。這兩個關於物價上漲心態的報導，也讓汪強做出推論：中國大陸人比臺灣人也來得堅強。
我們真比臺灣人堅強嗎？汪強認為：「恐怕未必。」在汪強看來，物價上漲6％，大陸人能夠承受的只是少數人，不能當作普遍事例：「至少一個月拿千把元退休金的退休職工難以承受，下崗工人難以承受，生活困難的家庭難以承受。」
讀《面對災難，中國人特別堅強嗎？》，我認為應該思考的重要問題是：面對災難或困難，中國人是堅強還是被堅強？中國大陸人和俄羅斯人、臺灣人在人的情感上，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都既有堅強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有些人堅強多些，有些人脆弱多些；有些人堅強在表面，有些人脆弱容易表現出來。俄羅斯人和臺灣人有新聞報導自由，重視客觀性，所以在俄國人面對自殺爆炸災難和臺灣人面對物價上漲困難的時候，俄國人「非常緊張」，臺灣人「活不下去了」，在記者筆下是自然的實錄，不太會用複製總編或者市長、總理、總統的話語。中國大陸沒有新聞報導自由，記者成為總編或者城市、國家長官的「錄音筆」很普遍。也就是說，汪強看到的所報導的中國人的堅強，滲透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國家行政干預或黨文化思維指導的因素，實際上是被記者報的「堅強」。
如此報導，記者的輿論導向實質是什麼，會造成什麼後果？如此採訪報導，實乃官方的通報。在中國大陸，記者在採訪中帶著政治任務或者有著政治要求，不是個案，而是媒體從業人員基本的就職條件，是記者採訪報導的基本要求。
換言之，大陸記者必須懂政治、搞政治，在新聞報導中必須貫徹落實都市官員的政治意旨。記者就是記者，不是事件評論員。記者的職業就是採訪報導，不帶個人傾向性的將採訪內容筆錄下來，整理成明晰可讀的文章寫出來。對某個事件怎麼評判，不在記者任務中。新聞採訪中，如果記者兼職做起評論員，而且負有在地震、事故、群體性事件中引導輿論導向的使命，比如上面所導引的「堅強」推論，那麼記者就有違職業道德，改做領導秘書了，成了政治官員的喉舌。
如此媒體性質上也就與臺灣、俄國以及世界上大多數媒體根本不同，採訪報導由面向大眾轉變為面向領導，新聞報導也就失去了客觀真實性和公道正義性。面對災難發生，場景的慘烈、傷亡的數量、倖存者的心態等，都必須根據地區官員穩定人心、保護政府形象等政治意旨裁剪，得不到即時、真實的報導。如此報導在大陸實際上跟勾兌酒精的假酒和滲入三聚氫氨的奶粉差不多，傷人大腦。
首先被傷害的是記者，為了生存，他們得犧牲掉良知和常識，南平凶殺案後小學生需要心理治療，卻先被報導為「情緒穩定」，這就要求記者首先得置身事外，讓頭腦不由良心支配，而去領悟官員的旨意，再用筆去隱晦表達。其次被傷害的是讀者，他們花錢賣報紙，賣的卻是假消息、偽情報，讀後從中得出錯誤的推論。比如2003年薩斯的報導，人們最初根據非典可控的報導推論：沒啥事，開心過日子。結果沒有及時戴口罩的人染上薩斯病毒就急速死亡。如此報紙報導，就這樣日漸成為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毒大米，埋怨著吃，吃得人心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