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說東西方文化上存在著差異，我始終不同意這種說法。無論任何一種文化，能夠經歷千百年歷史的考驗而流傳到了今天，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種文化是人性的文化，是能夠起到推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斷前進，逐步走向文明。說到底，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追求自由的歷史，自由產生文化，自由產生文明，自由推動社會向前邁進。無論是東方西方，人性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或者說差異，那僅僅就是生活方式和習俗上的傳統而已。而這也沒有必要去用一種思想或者主義去統一它們，因為人類的社會畢竟還是要豐富多彩，還是要成為一個個百花園的。自由的意識，精神的追求，永遠是人類進步和發明創造的動力。
一百多年前的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主、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思想和七十多年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儘管中美兩國之間是遠隔萬水千山，但是兩個三民主義得出的卻是同一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這就是文明。
共產極權專制走向的卻是文明的反面，是意識形態的惡魔。從打一九二五年至今，在中國人民根本不知道的情況下，中國的四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領海被共黨們偷偷的出賣給了周邊的國家。共黨總是說，自從共黨篡了政，人民是既當了家又做了主人，但是人民所共有的國家現在還剩下多少領土，人民並不知道。
原因就在於政治不是人民所共管，於是賣國的錢和利益，人民就自然的不可能共享了。打算分享賣國利益的中國人肯定是有的，但是不會太多，中國人再窮也很少有人願意以賣國致富的，否則就不會有十四年抗戰打敗日本人的勝利了。但是當共黨宣傳說什麼第三大、或者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仍然是貧窮的。顯然在享受利益上人民依然沒份。
其實所謂的經濟騰飛而產生的利益也是令人懷疑的。行將就木的共黨為了苟延殘喘，利益誘惑或收買拉攏已經成了唯一的籠絡民心的手段了。人民沒有分到利益，也就說明共黨所謂的盛世輝煌僅僅就是畫在紙上的一張大餅，永遠是充不了飢，不但人民充不了飢，就連共黨苟延政權的這個飢也是充不了的。
鄧小平的支撐政權為第一要務，正如毛澤東當年總是掛在口頭的那句話，就是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這個一切的說法並不僅僅是指君臨天下享受特權，對於共黨這夥匪類們來說，這個一切就是為所欲為，包括任意的屠殺、鎮壓、隨便的扒房圈地，盡情的搶劫貪腐。壞事做絕，惡貫滿盈，就更要死保這個政權，因為只有這種政權才能讓它們如此膽大妄為，而且還不受制裁，甚至還是試圖發達。
鄧小平顯然也是有樣學樣。慈禧是中國歷史上改革開放的第一人，鄧小平僅僅是步慈禧的後塵。慈禧搞了個垂簾聽政，任意操縱著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這一點上鄧小平比慈禧手伸得更長，不但操縱了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還各代指定了胡錦濤；慈禧是不得已提出了變法和洋務運動，鄧小平同樣是為了保政權提出了改革和開放；慈禧搞了個上海特區，鄧小平就弄了個深圳特區；慈禧定了個四個不准變，鄧小平就拼湊出了四個堅持；慈禧最後是有意要接受變法，改制為君主立憲制，鄧小平是堅決反對憲政民主，並且聲稱絕不照搬西方；慈禧所堅持的是產生於中國本土，已經實行了兩千兩百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最後發現國將不國了，於是有意照搬西方的君主立憲制。而鄧小平們則是在身處憲政民主的政體之下，全盤照搬了西方馬列，顛覆了民主自由，復辟了極權專制，又在憲政、民主、人權、法治成為了普世價值的情況之下，又提出了絕不照搬西方。僅此一點，慈禧比鄧小平明智。
末代皇帝溥儀的作為又遠比胡錦濤光明磊落的多。溥儀是敢於面對中華民國這個現實，不情不願的交出了權力，又被趕出了皇宮，但是又極力的想復辟皇權，最後是投靠日本作了滿洲國皇帝，就是這樣的一個滿姦，苦心積慮也要去復辟，在當時也沒有從西方全盤照搬馬列這個惡魔去復辟他的皇權。抗戰勝利以後，汪精衛、陳公博等大小漢奸們被國民黨處決了，而滿姦溥儀卻只蹲了十年共黨的大獄就自由了。而且還受到了周恩來們的貴賓式的接見，並且為他找媳婦成家，關懷無微不至。
胡錦濤則是個雞鳴狗盜之徒，是靠著打小報告、告密、整人起家的政治輔導員，全心全意的賣身投靠共黨，迫切的屠殺漢人、藏人、維人以示忠誠，大刀闊斧的對俄羅斯、對日本出賣國土。在黨內胡錦濤肯定是功莫大焉，但是於國於民試想一下，如果不把一個雙手沾滿鮮血罪大惡極的罪犯推上去做黨老闆的話，那麼這個罪犯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政權的命運緊密的相連接在一起。
毛、鄧、江、胡們都是雙手沾滿人們鮮血的罪犯，共黨這個政權就是它們用來肆無忌憚的發泄獸性的工具，它們深深的明白自己所犯下的罪惡，所以就必須拚命的保住這個政權，保住了政權，它們有命，失去了政權，它們就要直接面對國人民眾對它們的清算。例如前羅馬尼亞的共黨頭子齊奧塞斯庫、前伊拉克的總統薩達姆．海珊都已經為極權的專制者們做出了榜樣。
恩格斯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說真正的警察國家是這樣的，他認為最好是悄悄的採取行動，而口頭上鼓吹法治國家。恩格斯沒說錯，共黨也是一直這樣做的。在馬恩全集的第一卷第七十八頁上就有這樣的一段文字，那是政府只聽見自己的聲音，他也知道他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他卻欺騙自己，以為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們擁護這種欺騙。
至於人民本身，他們不是在政治上有時候陷入了迷信，有時又什麼都不信，就是完全離開國家的政治生活，變成了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至於外國的獨裁者們是否如此，我們就不去猜測了，但是中國大陸的毛、鄧、江、胡們確實如此，以為自己說出的話就是真理，以為自己聽到了人民擁護的聲音，其實是在自己騙自己。以為人民離開了國家的生活，以為人民仍對共黨充滿著迷信，其實就是民情激憤，矛頭全部指向的就是共黨。胡錦濤以為自己聽到了人民在狂喊著盛世、強大和輝煌的聲音，其實這只是他自己的聲音，於是就把警察國家悄悄的抓捕異議人士的行動變成了公開的行動，但是口頭上仍然鼓吹法治。
劉曉波先生因言獲罪；譚作人先生堅持追查豆腐渣學校砸死學生的責任也獲了罪；馮正虎先生幫助維權民眾，竟然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經過三個月的抗爭，馮正虎先生回國了；胡佳先生從事的環保和愛滋病人的維權活動也獲罪了；高智晟先生因多次上書共黨政府，要求結束對法輪功群體的殘酷鎮壓而獲罪。
除去馮正虎先生暫時平安以外，其他的四個人全被冠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至今我們也不明白的是「顛覆國家政權」究竟是個什麼罪？哪些行為是屬於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寫了幾篇文章，為了為被砸死的學生討個公道說句話，為了一個信仰的群體說幾句公道話，為了保護人類生存的環境，為了愛滋病患者的權益說句話，於是一個國家的政權就立時的被顛覆了，聽上去簡直是笑話。
共黨殺人如麻、搶劫成性、出賣國土，難道應該是名標青史？不該以禍國殃民治罪嗎？共黨外交部的發言人馬朝旭在記者問他高智晟現在何處時說，在他應該在的地方。這不是馬朝旭愚蠢的幽默，而是含義很深的一句話。就是因為共黨呆在了它根本就不應該呆的地方，所以人民也就處在了本就不應該處的地位上，正直與良知的人士們也就呆在了他們不應該呆的地方。翻天覆地慨而慷的是共黨們絕不是人民，人民由國家主人的位置上，被強迫呆在了奴隸的位置上，於是魑魅魍魎一步登天，群魔亂舞，黑白顛倒，人鬼不分，忠姦不辯，日月星辰是無光，這就是共黨治下的社會。
一個知識人首先必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成為不了一個自由主義者，就永遠不配做知識人，而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天職就是批評政府為民代言。一千年前的范仲淹先生留下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頌，他就是因為批評朝政，三次遭到了貶放，但是他仍然堅持明明而死，不磨而生。這樣的傲骨和氣節，責任和良知仍在激勵著許許多多的中國人，但卻成為了共黨認定的顛覆國家政權的異見分子。
胡錦濤為了自己出風頭搞了場大閱兵，並未事先徵得大多數民眾的同意，當然就應該招來千百萬種的批評、指責、諷刺、挖苦，反對甚至是謾罵的聲音。為了保政權，已經成了驚弓之鳥的共黨自然就會認為，發出不同聲音的人都是要顛覆政權的人。
共黨把自己和人民的位置給顛倒了，所以人民中的每一位成員都可能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嫌疑犯，這就正符合了托爾斯泰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他說在這個國家裡，一個正直的人唯一合適的去處就是監獄。那麼這種國家我們只能說是個野蠻的國家，離世界的文明很遠很遠，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和恥辱。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說，當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自己的知識和良知採取行動的時候，當公民和平的相互結社、討論和發表他們對社會將來發展的關心與觀點時，根本就不存在顛覆國家安全。相反當一個國家的公民不被允許自由的採取行動、結社、思考與發表時，這個國家未來的財富和精神就會被破壞。
人創造了國家，於是一國之民眾就需要一個政府來管理這個國家。由於人有善惡的雙重本性，所以人民並不相信這個政府，即便是民選出來的政府，人民也不相信，所以人民又創造出了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上議院、眾議院，全民監督等等的憲法、法律和條文規定，為的就是保護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不受政府的侵害。
所以政府這臺機器就應該為人民謀求自由和福利而運轉，絕不應該是對國民進行屠殺、鎮壓、搶劫和欺騙的工具，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政府的存在那就是違背天理人情，就不應當讓它繼續存在，推翻它、消滅它。因為一國之民眾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對暴政進行革命何反抗的權利。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地區淪陷以後到了今天，六十年間共黨團夥的所作所為仍然有人表示不知道、不清楚，或者是不表態。我只能認為這樣的人是裝糊塗，或者是天生的白痴，健忘症患者，或者就是腦殘體，再不然就是賣身投靠的黨奴、幫閑和篾片們。出賣尊嚴和人格為的是換取些殘湯剩飯，這倒也無可非議。十四年抗戰期間，中國出現了不少的漢奸和偽軍，但是中國人民仍舊取得了抗戰的勝利。
共黨走到今天這一步指望著一群人渣子充作政權的擁護者，也是悲慘之狀，智愚至極了。一個沒有思想的生活，那就是沒有價值的生活，一言堂的社會，只能是個大量生產野蠻和扭曲人格的社會。前三十年政治破產，後三十年經濟破產，這就是共黨永遠正確的結果。相對的人民那就成了刁民、愚民、暴民、蠢民、無罪都該殺的惡民，這樣的政權不可能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更不會有明天。
前三十年的憑票限量吃飯，既不是共產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那麼這後三十年到處蓋起了豆腐渣大樓，更說明不了經濟是在發展之中。全球不良資產解決方案公司的總裁羅德曼先生日前對媒體說，北京市商業房地產的實際控制率高達百分之五十；許多蓋好了的十七、八層的辦公大樓是空置在那裡好幾年了，既賣不出去又租不出去，可是今年北京市政府仍然決定建造一百萬平方米的新的辦公大樓。
羅德曼先生說，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就在眼前。在共黨們的眼裡這位羅德曼先生肯定也是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他應該說，控制率越高越應該拚命的蓋大樓，就越能說明中國大陸經濟的騰飛，共黨就高興了。但是把原本就只值一塊錢的東西，拚命的哄炒成一百塊、一千塊錢的時候，於是才能成為什麼第三大第二大的經濟體，那麼這個經濟體也是虛的，是吹大了的經濟體，是個大泡沫的經濟體，是個泡沫就沒有不破裂的，一旦破裂，真相大白，一百塊錢、一千塊錢的東西原來只值一塊錢，這就是《紅樓夢》中的一副對子所說的那樣，上聯是：假作真時真亦假，下聯是；無為有處有還無。也就是說把假的當成真的，這個真的其實還是假的，把沒有的楞說成有，那麼這個有仍然還是沒有。
就像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不少的小說裡描寫那些沒落的前清王宮貝勒們的後代和八旗子弟們，明明已經窮到了每頓飯只能喝粥吃咸菜了，但是家家的房檐下掛著一塊豬肉皮，飯後必用這塊肉皮去插嘴，看上去嘴唇是油汪汪的，於是人們就以為他們仍然是頓頓飯吃著滿漢全席。
共黨現在也正是如此，在裝面子，所不同的是，八旗子弟們在喝不上粥的時候還能找出一兩件祖上遺留下來的古董，賣了仍能繼續喝粥度日，而共黨除了賣國還有什麼可賣的呢？我們祖先留下的遺產依然被共黨六十年的特權、貪腐、搶劫、破壞，已經敗光了。鏟除共黨以後，復興中華民族將是艱苦和漫長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