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
你好！
您身挑國家大梁，手操千緒，日理萬機，系黨國命運於一身，本不應打擾，但又不能不打擾。我不知道主席閣下為什麼老放不過我們這批右派老人？
眾所周知，50多年前我們這批50多萬忠於國家、忠於民族，追隨共產黨的革命者，卻被毛澤東的「陽謀」淪為共和國「賤民」，整整被殘害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倖存下來熬到他壽終正寢後的「改正」，想不到餘年仍然如此不幸？！
是我們反對了主席閣下倡導「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還是破壞了主席「科學發展觀」的治國謀略？為什麼老是再一再二再三地打壓監控我們，而且節節升級加速控管。過去我是所在地通州區「維穩辦」重點「關照」對象，自3月27日「茶敘」後，陡然升級成了中央和北京市的「關照」重點了，真是太少看重鐵流了，使我有點受寵若驚！
今天（4月16）晚9點，我購好北京去上海的動列車票，行前又受到截阻。上午十一點北京市公安局一處孫科長打來電話：黃老，你今晚要去上海開會嗎？
我回說：不是開會，是去看一位身患癌症的老人，順道看看朋友。
他說：你不能去。我問為什麼？他說，電話上說不清楚，等你睡了午覺後下午三點來家看你。
我在陽光屋備好茶水，歡迎貴客光臨。下午三點，執行公幹傳達上級指示的北京市局孫科長、國安局焦帥和通州一位國安老熟人，來到寒舍。三位都是年輕後生，總年齡加在一起約長我十餘歲，兒孫輩的人了。說得不好聽一點，是兒孫輩管爺爺們的事，多麼滑稽？
孫科長開門見山說：黃老，你今晚不能去上海，去了也沒有人接待你。
我問：為什麼？
孫科長說：沒什麼，就是不能去。還說，從今天起，我們公安局不管你了，把你交給了國安。
我沖焦帥一笑說：昨天我在京城俱樂部一見你，就知道你是國安的。
他問：你怎麼看出來的。
我說：我是記者出身有職業眼光，幹你們這行的不是追蹤，就是臥底，或搞暗殺，臉色總是陰陰地少有笑，所以不如孫科長氣度明亮。
他承認他是國安的。
我問：國安是專管危害國家安全和顛覆國家的人，難道我們右派相聚一下談談往事，是否顛覆了國家政權請明示。
他說：我們只要求你今晚不能去上海，沒有說你顛覆國家。
我又問：在你眼裡我是什麼人？
他說：你思維敏捷，見多識廣，有學問，從內心說，我很同情你們的不幸。
我道：既然這樣為什麼老盯著我們不放？
他回答：這是我們的工作任務。
我還能說什麼呢？
兩年多來我對監控打壓已成習慣，毫無恐懼之心。我光明做人，嚴守法紀，有什麼怕的？但對限制我去上海的行為表示出強烈義憤！我說你們太過分了，去香港不讓去，去埃及旅遊不讓去，現在連上海也不讓去，我還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到底犯了什麼？你們乾脆逮捕我算了。
他們不回答，說沒有逮捕你，有什麼要求我們會如實向領導反映。
我道：限制我的正常人身自由不等於就是逮捕嗎？！
接著，我重申了我「三個區分」、「三個承認」、「三個要求」、「三個反對」的人生原則與行為底線：
三個區分：把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和改革開放的共產黨區分開；把建國的前30年和後的30年區分開；把改革開放的成果和改革開放的缺點與失誤區分開。
三個承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個人一切言行須在憲法框架內；承認中共是現階段國家的執政黨，不能去反對侮謾，做得對的支持，做得不對的批評；承認共產黨在一天一天進步，在改善國計民生。
三個要求：要求徹底「否認反右鬥爭」；要求為受害人賠禮道歉；要求發還20餘年扣發、停發的工資。
三個反對：反對封殺掩蓋歷史真相；反對把毛澤東頭像長期掛在天安門；反對毛派極左勢力復活。
我請他們全部錄音，把我說的話如實向上面反映。如果黨政高層認為我的這些觀點是「顛覆國家政權」，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公開下令逮捕我，用不著限制我人生的正常行動和監控我的通訊設施。無論個人和國家都要光明磊落，按法律辦事，這就是我要寫給國家主席胡錦濤第十封公開信的內容。焦帥先生陰陰一問：何時寫？我說今晚寫。他又問：寫了第十封信後還寫不寫？我朗朗一笑道：如果逮捕了我當然就寫不成了，不逮捕我會繼續寫，直寫到右派問題徹底解決為止，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我還問他們：我們和你們的矛盾到底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三人眾口一詞：人民內部矛盾。
我道：那就對了。解決敵我矛盾用軍隊，監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我們都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們被整了幾十年，關了幾十年，後來給予「改正」，恢復了工齡、職務、組織關係，所扣發、停發的工資卻不補發，你們能接受嗎？
我一再表示：只要補發了這筆工資，我可以再不發聲，老死書齋潛心寫作。我如果拿到所補到的工資全部捐獻給「希望工程」，而且願意幫助政府做這件撫平歷史創傷的事情。他們有些不解問：那你為什麼？社會的公平公義！
我是個言必行，行必果的人，縱如此殺頭坐監也不後悔！兩小時「關懷」結束，送三人出門，我拍了拍焦帥肩頭：小夥子，下次再來臉上多一點陽光少一點陰冷，我會回你一個燦爛。
冒犯了主席閣下，羅羅索索寫了些言不成的東西。
上書人：鐵流，本名黃澤榮
2010年4月16日晚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