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國古代的中西交流，玄奘是一個不能不提到的名字。這位生於隋唐時代的偉大人物，大智大勇、精明強幹的大德法師，為譯經傳法、發展中印兩國友誼作出了功德無量的善行。3月24日，應西安交通大學「學而講壇」之邀，中國宗教學會理事、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荊三隆為同學們開壇講述了真正的唐僧——玄奘。
玄奘對中印文化關係的歷史貢獻
隋唐時期是中印文化關係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佛教在推動兩大文明古國的相互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玄奘大師等佛教高僧的弘法實踐是這一時期中印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玄奘於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在未能「降敕遣進」的情況下，冒死「私往天竺」，「見不見跡，聞未聞經」。歷時十六載，疏導了瑜伽與中觀的論爭。在曲女城十八天的法會論辯中，他的佛法受到當地佛教界的一致推崇，被二乘信眾譽為「大乘天」、「解脫天」。在缽羅耶伽國大施場五年召開一次的不分貴賤、信仰，有五十萬人參加的「無遮大會」上，當時統治北印，影響五竺的戒日王，在玄奘和眾諸侯國王的陪同下赴會。在玄奘的推動下，佛教成為戒日王信奉的宗教，在北印被置於尊崇的地位。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攜梵本返長安後，校合三種梵本，於顯慶五年(公元660年)至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在玉華殿譯大般若六百卷，共四處十六會二十萬頌。因此，玄奘不僅是當時印度佛學的集大成者，而且也代表了當時中國佛學研究的最高成就，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傑出的代表，開拓了中印兩國政府與民間的雙向互動，並且幾乎涉及所有領域相互友好往來的新局面。
總體來說，玄奘法師的歷史貢獻可以體現在以前幾個方面：
第一，玄奘把對教義的深刻理解，貫穿於弘法的實踐之中，將佛教的發展與王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把佛學從廟堂引入到殿堂，把佛教的興盛與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緊密地結合，在印度和中國都開創了一個佛教與王權和諧發展的輝煌時期，表現出了一個偉大的佛教學者對社會歷史的深刻領悟和非凡的洞察力，對今天佛教的發展與聯繫現實生活都有借鑒意義。
第二，玄奘在天竺的遊學及其在曲女城大法會和缽羅耶伽的無遮大會的親踐表明，玄奘的學識代表了當時佛學的最高成就，具有包容小乘，不薄中觀，尤厚瑜伽行派的特點，突現了大乘佛學兼容並包，博大深厚的內涵。玄奘的回國，標誌佛學在印度已經是「西邊的太陽」，而在中國成為「東方的朝陽」。佛學中心由印度向中國轉移。
第三，玄奘的《成唯識論》融匯九家，彙集了瑜伽行派唯識古學和唯識今學人物的思想菁華，全面繼承了大乘唯識學說，在傳譯因明學上作出了貢獻，不僅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新的篇章，而且為中國古代邏輯學，為人類的思辨哲學領域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第四，作為親歷記的《大唐西域記》，包括了當時極為廣大的地區。有以後歸唐的西突厥的絕大部分地區，以及今天的阿富汗東北部、尼泊爾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幾乎整個印度地區和孟加拉等國。對於各地「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風俗、氣候、山川地勢，無不實錄，其記述之翔實，考察之精審，研究之深刻，至今猶令人驚」。不僅在玄奘之前的相關記敘不能與《大唐西域記》相比，在此之後的類似記述也難以與其比肩。玄奘的西域紀實是人類文化交流史上極其珍貴的歷史記錄。
第五，玄奘回國潛心從事經典翻譯，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文化交流、互動的新風尚，不僅保留了印度文化的思想成果，同時為中國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的發展、成熟，準備了完整的思想寶庫，為佛教中國化作出了貢獻。
玄奘的譯經活動
在種種的翻譯活動中，玄奘對於大乘般若經的傳播功德最為殊勝，用功也最專。般若經的數量大、種類多，又是大乘佛教最早出現的經典，因此在佛學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歷來人們對此經都非常重視，研究者也不乏其人，但玄奘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其譯作也最為經典。
在文本方面，玄奘集天竺三種梵本對譯而成，文字上更加重視，而且玄奘本人的佛門意旨盡得其要，有「大乘天」的最高信譽，因此影響大、流傳廣、保存完整。
玄奘的譯經工作是經唐高宗「恩敕」後，由國家出面給予庇護下完成的，這樣般若經的漢譯已不僅僅是個人出於信仰的行為，而是統一的封建國家實施思想文化統治的政策體現。因此漢譯大乘般若經典具有文化與思想並行的雙重意義。而以往的譯本，大多是由天竺或西域僧人主持，此次由漢地高僧玄奘主譯，助手中不僅有漢僧亦有外國僧人，其助譯的四大弟子神肪、嘉尚、普光、窺基中的神肪就是新羅人。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它標誌著中國佛教開始走向成熟，開創了佛教中國化的新局面。
玄奘對於般若經典的系統漢譯，大大豐富了人們的思想，使以長安為中心的唐帝國成為佛學的第二故鄉，在佛教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他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同時，玄奘追求真理、精進不止、不惜生命、無私奉獻的價值取向，圓融會通、和諧豁達的氣度胸懷，也形成了高尚卓越的精神風貌，受到了中印兩國人民的敬仰，對於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展廣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活動，促進中印傳統友誼的健康發展，仍具有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