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最近在重慶對香港媒體記者表示，唱紅歌應該理直氣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石山邀請在美國的專欄作家章天亮和司馬泰兩位先生就薄熙來推動唱紅歌運動的背景和民眾對紅歌的態度等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最近有一個香港的媒體代表團去訪問了重慶，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邀請他們去觀看了一個唱紅歌的晚會。香港大公報的社長就對這個晚會非常地讚賞。他認為這個是反映了普世價值和中華民族精神面貌的一個彙編。薄熙來聽了當然非常高興。薄熙來就認為這些紅歌可以使中國人昂首挺胸，因此唱紅歌是理直氣壯。我想先請章天亮先生您先談一下唱紅歌是由薄熙來推動的。您覺得這個紅歌對中國現實社會有什麼意義？唱紅歌這個運動它的背景又是怎麼回事兒？」
章天亮：「我覺得意義不大吧，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那麼薄熙來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他實際上是在做一種政治秀。也就是說因為薄熙來他的身份是太子黨，他的父親薄一波曾經做過中國的副總理。所以說他為了顯示他自己的這種繼承中共的權力的正統性。也就是說呢他就通過這種唱紅歌的方式表示他才是繼承人。所以說我想呢因為當時鄧小平講過這樣一句話嘛就是‘還是把江山交到我們自己的孩子手裡面放心。’那麼你就要表達一種對過去的這些意識形態呀，包括一些打江山人他們的這種尊重。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它的一般的總書記在繼任之後，他都會去做一些所謂的朝拜工作，比如說到井岡山去呀，或者說像胡錦濤即位之後到西柏坡去呀等等，他都是要做這樣的一種工作。為什麼呢？因為他的權力並不是選舉出來的。那麼他為了表達自己執政的合法性，那麼他就只能把這個執政的合法性寄託在過去中共執政的這種理由上吧。過去中共執政是怎麼得來的呢？打天下打下來的。所以說他們就要通過這種方式來追溯中共當時執政的合法性以表達自己是這種合法性的繼承人。」
記者：「我記得我問過一個中國的精神病的一個專家，因為當時四川有個精神病院他們也組織病人唱紅歌結果起到了很好的治療效果，後來專家就說唱紅歌對現在中國基層老百姓挺有用的，因為那個紅歌都是要打土豪，分田地，現在唱起來有特別現實意義。這是他的說法啦。司馬泰先生您覺得他這個說法有道理嗎？」
司馬泰：「他這個說法因為中國現在主要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一種文化沙漠。它經濟發展了但是它的文化就有一種空白在那兒。然後它喊了一陣子傳統文化要恢復呀，但是呢它除了演一些帝王將相的這種電影以外，它很難真的挖掘出一些有價值的傳統文化的東西，共產黨它有它的意識形態在那兒嘛。它搞這個紅歌呢，我也同意章天亮先生剛才講的嘛，他就說它的意義在哪兒呢，就說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讀。你說對老百姓可能沒啥意義，但是對於組織上那種就說對薄熙來來講他就可能覺得很有意義，因為唱紅歌這個東西，從意識形態上講它是符合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東西。你唱無所謂對和錯，對他來講。但是如果有人唱了，有人起來反對唱，那你就有麻煩了。但是你剛才提到精神病這個東西，這個治療效果這個比喻非常有意思。它為什麼管用呢？它就從反面效應，他需要一種亢奮，所以它滿足了這麼一種需求。你說有沒有意義呢？」
章天亮：「應該是這樣的，就說我們會看到很多當時在八九年六四的時候，很多面對這種軍隊要開槍的時候很多學生也在唱共產黨的《國際歌》呀，包括很多訪民他們在法院前面也在唱《國際歌》呀，它實際上就是裡面的一些歌詞比方說‘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呀什麼之類的，他就是說表達一種對黨當局的反抗。但是對薄熙來講，他是沒有辦法顧及這種副作用的。對他來說現在主要的目的是他怎麼能夠在黑箱的操作中脫穎而出，那他就必然要做一些表演。就像剛才司馬泰先生講的，他在做這種表演的時候呢，就是他做這種政治秀的時候沒有人敢去反對他去做這種政治秀。這個是在他在中國權力機構中奪取最高權力的這樣的一個位置或者政治局常委的這樣的一個位置的時候對他來說是一個必要的東西。」
記者：「那司馬泰先生，您覺得呢？」
司馬泰：「剛才章先生講到了就是因為他的這種太子黨的這種身份，他就想利用紅歌的這種東西，他這人愛折騰嘛，挺喜歡折騰的話，他想折騰出一點事兒出來，別人還不好說他的事兒你知道嘛。所以但是你要說真的，剛才其實我很同意剛才講到的就是說老百姓為什麼說也跟著起鬨呢，一方面就說大家喜歡，想要一種亢奮的東西，而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說那個歌詞當年主要是屬於那種鬧革命的時候的那種歌詞。它實際上共產黨折騰了60年以後，它又回到了那個時候，現在好像又處於一種鬧革命的前夜。所以那些歌詞呢它對現實來講的話呢，你說有沒有意義呢？可能有些人他就當作那種標準貧富差別呀，那種巨大的老百姓都想鬧革命的那種心態，它沒有風險嘛，就是等於說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就說是共產黨自己的東西它就沒法反對。」
章天亮：「其實呢共產黨的這套歌曲呀它實際上從本質上來講的話，當時是為了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來是為了共產黨維護統治。所以呢就是實際上這個紅歌裡面呢帶有很多共產黨所建立的那套意識形態和它的這種話語系統。鬥爭呀、殺呀這種，我不太清楚薄熙來是不是把文革時候的那些忠字舞什麼之類的也當做紅歌來一塊兒唱，還說只是唱抗日時候的歌曲，或者國共內戰時候的歌曲。實際上共產黨它那一套歌曲裡麵包含了很濃重的共產黨的因素在。這些東西我覺得對於一個人來說的話是有害的，因為其實歌曲和舞蹈它都是表達人的一種情緒的。人的情緒的話是一種自然的表達。就是按照中國傳統文化來講，音樂實際上是有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為了讓人表達情緒；另外一方面是為了要讓人抑制情緒，就是說比如說你是一個很悲哀的一種心態，如果你要是不表達的話就幾乎憋出病來，但如果表達的話，如果你過分地表達的話就會陷入一種極端吶，或者是瘋狂呀或者是偏執呀，對你身體那也是有害的。所以真正的音樂的作用是讓你既表達情緒又能夠對自己的情緒有所控制。這是真正的按照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來講的話音樂它的作用。但是如果想看中共的這種音樂的話呢就像剛才司馬泰先生所講的它實際上是讓人用一種亢奮，它實際上是反音樂的這種初衷的。所以我想說不管從意識形態上來講也好或者說從養生的角度來講的話，其實中共的這些歌曲還是不唱比較好。」
您剛才聽到的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石山邀請在美國的專欄作家章天亮和司馬泰兩位先生就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中國推動唱紅歌運動的背景，以及中國民眾對紅歌的態度等所進行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