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終結後冷靜回看，這個一年一度的政治盛事，在今年經由從報紙、電視一直到博客、微博等各類媒體關於兩會捎話、兩會留言等形式的互動，各媒體看似已成了聚集民意的平臺，各代表委員也似乎更主動藉助各類媒體傳達聲音。各媒體和各代表主動的政治參與，說明民意真的逼近了政治核心嗎？沒有說明這個問題，中國大陸還沒有民主憲政國家正常的民意凝聚和政治表達。所謂進入政治博弈需強化代言人質量，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的中國（簡稱「黨中國」），還是不瞭解或不願意直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中國」實質的記者或評論者的偽命題。
那麼，當前中國大陸的「民意」究竟是怎麼回事？燕趙都市報作者蔡曉輝言語含混地說，這是「一個寬鬆和良性的政治環境」中媒體景象點綴的「民意」，中國尚存在政治怎樣才能真正地代表「民意」的問題。蔡曉輝文中的多處「民意」，都是打了引號的，顯然表示他不認為這種由於政治環境表面的寬鬆而出現的媒體上的所謂 「民意」是真正的民意。他依據燕趙都市網民生論壇進行的「您知道本省的幾位代表委員」的調查，指出：相當部分的人選擇了「一位也不知道」或者「聽說過幾位名人」，但沒有一個人選擇「知道多位代表委員的選區分布或背景資料，並能方便地向他們表達意見」。他在含蓄的表示：他不知道全國4000多名代表委員，誰是他的代言人。不僅蔡曉輝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恐怕沒誰知道。
我們「不知道自己的代言人是誰、缺乏與他們溝通的渠道，又如何保障各位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是經過充分的「民意」醞釀、修正和充分討論的呢？」問題更在於，一直被教育引導著做「聽話要聽黨的話」的紅色接班人的黨中國的人，你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嗎？如果我是個秉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華文化正統的國人，又沒有獲得做政治代言人的機會，我當然需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
記得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北大學生競選活動通過多種渠道傳到我們學校，我就很振奮，不僅希望自己的學校也有這種活動讓自己可以有選為代表的資格，也希望自己的心聲能夠有人代表我表達出去。畢竟我有思想，希望能被表達和影響社會。誠然從小到大，我一直被共產黨教導和要求「黨叫幹什麼就幹什麼」，被親友希望著不要用自己的胳膊跟黨的大腿鬧彆扭，我也曾經努力讓自己政治上比較乖順。但讀懂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之後，終於知道，質疑政治權威是「我思」的開始，是上帝或上蒼、天道賦予自己的人權，是「自我意識」的起步。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稱的真假，使我有了「黨中國」這個明晰的概念，進而能夠用「黨中國」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大陸」的含混表達，作出我自己關於中國當代經濟、政治、文化的各種獨立、理性的思想表達。
這樣我就開始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我意識的創建旅程，就不再是黨的人了。我這個思想歷程跟西方民眾走出中世紀是一致的，他們首先不再是教民了，然後逐漸做成了公民。我們現在也是這樣，先質疑黨權力下的全部思想觀念，然後成為獨立的個人，再然後進入政治領域成為公民，公民的表達匯聚就成了民意。沒有這個思想旅程，匯聚的就只能是黨的教民似的想不明、說不清的焦躁和鬱悶，會有民情卻無民意，最多隻有編造的民意。那麼，中國人在大陸如何才有真民意？
現在我們能聽到的方法是：「希望有定期的代表接待日」、「希望所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公開電子郵件等聯繫辦法」、「希望代表和委員開博並經常更新，與全省人民互動」。但正如蔡曉輝所說，這是因為選民和公眾與代表委員的隔閡，才使得這類「二傳手「欄目……總是擠滿了「民意」，代表委員參加兩會更像是一次 「趕考」，是在玩「民意秀」。說的對，可「考官」是誰呢？跟誰玩秀呢？是民眾嗎？當然不是。正如作為民眾的我們，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代表哪裡，即使自己選區的代表因為實際上是人大和政協內部的黨組織指定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知道他的選民都有哪些，在哪裡，叫什麼，希望他表達什麼。他去參加人大和政協，只是去向「黨中國」的領導者黨中央趕考，跟政治局委員們玩「民意秀」。黨中國沒有真正的民意和代言人，所以儘管報導形式不斷花樣翻新，但正如蔡曉輝所說，我們終究會被「兩會捎話」、「代表委員微博」帶進審美疲勞。
由此可知，在大陸要有真正的民意，首先就是要讓「黨中國」的「黨」從領導我們的「教師」或「教主」位置上下來，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虛擬的憲政。說白了，就是讓黨領導的官員成為民選的官員。而過程中，我們就必須開始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我意識的創建旅程。因為我們要選出自己的代言人了，不是讓他/她去北京趕考向黨中央演戲，而是去把我們的心聲傳遞出去。這樣我們就要先訓練聽力了，要能夠聽清想做我們代言人的人在說什麼。於是我們就必須質疑，可能先會比較情緒化，但是因為我們真正希望他們帶去的並不我們的情緒，而是我們真正企望解決的民生問題和政治建議，於是慢慢會變得比較理性，這樣我們就會把以往在黨中國時代的政治懦弱和情緒蕩減，因為我們有了主動、理性和明白的參與，那麼我們選出來的代表也才會主動、理性和明白，我們才有真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