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歷史--雲南知青率先喊出了「我們要回老家去
在雲南邊陲一個地圖上無法查到的叫做橄欖壩的偏僻地方，一個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著無比沈重的大肚子，困難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間小路上。沒有塵土飛揚，只有一縷深秋的太陽寂寞地穿過樹林，將破碎的光斑灑落在這個即將成為母親的氣喘吁吁的年輕孕婦身上... 就這樣，當這個已經在上山下鄉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著自身對於未來的巨大希望，步履維艱地走向分場醫院的時候，她並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將走到盡頭。因為一個死亡的陰影已經張開翅膀。
雲南知青下跪、請願，要回家
一位姓成的赤腳醫生讓一位對生孩子富有經驗並且熱心的家屬大嫂做他的幫手，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嬰兒的降臨。不料整整一個下午過去了，胎兒並沒有馬上出世的意思，因為醫生和患者同樣需要吃飯和休息，他吩咐家屬大嫂暫時替他照看產婦，有事到家裡找他，然後就離開衛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久，一個令所有產科醫生談虎色變的魔鬼——子宮大出血猝然出現。九時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農場醫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雙亡。十點半鐘以後，終於有人在距場部不太遠的一間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個爛醉如泥的醫生...
我們要回家，這是雲南知青的呼喊
聞訊趕來的知青絡繹不絕，將停屍房圍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換上一身草綠色軍裝，面部淡淡化了妝，部分掩蓋了年輕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間殘留的痛苦痕跡。那個未及出世便過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與他的母親並排躺在一起。母子倆看上去都不像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來弔唁的知青大多是本農場的同學或戰友，他們有的趕了很遠的山路，個個挽著褲腿，臂戴黑紗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進門就忍不住大放悲聲。人們與其說用眼淚痛悼亡友，不如說同時也為自身的知青命運而悲泣……
人們互相傳染和彼此激發著長期被壓抑的怒火和不滿。有人籌劃舉行追悼會，要求農場善後處理等等。上述提議立即得到多數知青一致響應。於是這種由女知青瘁死引發的不滿情緒迅速演變為針對知青普遍命運的反抗行動。醫院藉口天氣炎熱屍體不宜久留，試圖將屍體轉移掩埋，遭知青阻攔，未果。
十六日，農場保衛部門奉命強行處理屍體。消息傳開，知青嘩然，於是越來越多群情激憤的男女知青從四面八方趕到現場... 重慶女知青周俐敏是這樣回憶的：「當時並沒有人意識到這件事會鬧大。我們以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無辜的犧牲品，那麼我們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醫療條件，懲治那些草菅人命的醫生。現在說來讓人不敢相信，當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還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鹽水湯……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說：「問題在於農場領導採取高壓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準備使用武力強行驅散知青，壓制人們的不滿情緒。在這樣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知青才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英國《中國季刊》2009年第三期發表了一篇專題論文，題目是「我們要回家--雲南西雙版納知青1978--1979年請願運動」，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楊斌教授。這篇文章從一個特別的角度考察了雲南知青請願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地位，指出這場自發的群眾運動不僅爭取了六萬多在雲南的各地知青返回城市，給了他們改善人生的機會，而且激勵和推動了全國數百萬知青的請願和返城，從而實際上結束了上山下鄉運動。
這場請願運動還有更深遠的意義。49年以來發起了難以計數的運動，包括上山下鄉運動。但楊斌教授指出，雲南知青請願運動可以說是至今為止唯一一場以和平解決並滿足民間要求為結局的大規模民間自發運動，它的成功並不僅僅取決於群眾的努力，而是和複雜的高層鬥爭和國際關係糾纏在一起。在維權運動此起彼伏的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對於研究中國民間運動的成敗和民間社會的成長很有啟發性。
所謂知青指的是上個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被下放到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城市青年學生，總數大約有一千七百萬學生，牽涉到無數城市居民家庭，大多數下鄉知青即使後來返回城裡，他們人生最有價值的時光也已成為文革狂熱和荒謬經濟政策的犧牲品。
知青的血淚心聲
雲南西雙版納由於地理條件特殊，當時成為種植橡膠這個重要戰略物資的基地，曾經有10多萬知青，到70年代末，這裡還一共約有7萬左右，以北京、上海和四川人為主。他們被編入生產建設兵團這個特殊的半軍事組織，不但生活和勞動條件極其艱苦，而且經常受到兵團幹部的欺負和壓制，尤其是很多女知青的命運尤為悲慘。
根據1973年的一內部報告，「全兵團共發生捆綁吊打知識青年1034起，受害知知識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調戲猥褻姦污女知識青年的幹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其駭人聽聞的程度使得高層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法西斯行為」，要求嚴肅處理。
知青悲慘的命運
但就是在這樣嚴酷的情況下，1978年到1979年，雲南知青發起了要求回城的請願運動。這場運動始於1978年底一些知青向鄧小平寫信反映問題，要求回城，在受到兵團當局的阻撓後他們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和省會，發起請願甚至絕食。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代表不但和兵團一級的領導打交道，而且見到了中共主管兵團工作的副總理王震，在北京掀起了不大不小的風波，最終迫使高層答應他們的要求。
雲南知青請願成功勝利返城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激勵各地的知青爭取回家的權利，從而使知青返城運動達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萬知青回到了城市。第二年，高層宣布結束上山下鄉運動。
那麼，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了49年以來唯一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成功的結局呢？英國《中國季刊》最近發表的楊斌教授的文章，分析1978-1978年雲南知青要求回城的請願運動的成功。那次運動是49年以來唯一成功的一次大規模自發的群眾運動。那麼，是什麼樣的歷史因素造成了這個結果呢？
知青悲慘的命運
楊斌教授認為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這場組織比較統一和嚴密，有計畫，講究策略,並且贏得社會輿論的廣泛同情。在兵團方面，有個別領導人比較開明，非常同情知青的遭遇，是文革後少數識大局有人性的老幹部的典範，在幫助請願者和高層領導人溝通上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第二是高層的權力鬥爭。1978到 1979年初正是華國峰和鄧小平角鬥最激烈的時候。如果要按照華國峰的「兩個凡是」來辦，知青問題就無法解決；而以鄧小平、胡耀邦為首的「實事求是」派則要以一些所謂得民心的政策來向凡是派挑戰。鄧在1978年12月底和1979年1月初最關鍵的一段時間裏對知青請願作了多次批示，要雲南省放棄壓制的政策，對和平解決雲南請願事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當時的國際形勢也在短暫的時間裏對知青有利。1978年底越南反華排華達到高潮，和蘇聯簽訂軍事條約並出兵柬埔寨，推翻紅色高棉。大陸高層在在12月底以前已經明確了要「教訓」越南，鄧小平已經對美國表明瞭態度。在這個時候爆發的雲南知青請願，高層急需穩定雲南邊疆，因此尋求和平解決。
因此，一場轟轟烈烈的雲南知青請願運動，這在49年以來的歷史上還是很罕見的，但在這三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下得到了和平解決。這三個因素實際上在決定群眾抗爭的結果上很有典型性：請願運動領導人和參與者的組織和策略、高層的鬥爭，還有國際因素。如果這三方面都對運動有利，那麼取勝的可能是很大的。而從結果來看，雲南知青請願成功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