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新疆氣氛緊張（看中國配圖）
去年年底，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很有意思的政治預言小說──《盛世中國－2013》。作者陳冠中是香港作家，現居北京。
按照小說的描寫，2011年春，世界經濟因美元再度崩盤進入了冰火期，中國政府實施了「冰火盛世計畫」。在全球經濟崩盤的第一個星期，政府故意撒手，聽任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很多地方都發生了打砸搶燒等亂象，老百姓惶恐不安，四處逃難，大家都盼望著國家機器快點出動。第八天，解放軍部隊進入了幾百個城市維持秩序，老百姓夾道歡迎。軍隊立即實施鐵腕，全面嚴打，震懾了一切反抗；並宣布開倉給國人發送免費的限量的儲備糧。緊接著，政府出臺救市措施，規定所有個人存款的四分之一必須換成購物卷，限定半年內花掉，過期作廢，有力地拉動了內需，刺激了國內的企業。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又積極展開外交活動，一方面與日本結盟，另一方面拉攏亞非拉國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和俄國，由此獲得充分的能源與原材料。再有，政府多年來秘密製造一種化學藥物，加在自來水和飲料中，老百姓喝了這種迷魂湯，整日笑口長開，其樂陶陶，中國成了全世界快樂指數最高的國家。這時，知識界也停止了爭論，一致擁護政府，極少數異議人士和自由派知識份子則陷入極大的孤立。到了2013年，歐美仍深陷危機一蹶不振，中國則化危機為轉機一躍而成為世界單極超強，一黨專制空前鞏固，中國特色倍顯光芒，西方普適價值日薄西山，中國提前走進了輝煌盛世。
欲擒故縱的大陰謀
在作者的上述描述中，我以為，既有現實感又有想像力，因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和分析的，應是「冰火盛世計畫」的第一步，即，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初，政府故意搞空城計，欲擒故縱這一段。
關於這個計畫，書中的一位人物、中共政治局委員何東生是這樣解說的：
「危機開始的時刻是很關鍵的，一開始處理不好就很難收拾。這次危機是超嚴重的，足以誘發全國性的群體事件。它從經濟面開始，但會引爆各種潛伏已久的深層社會矛盾，如果政府的反應太溫吞太零碎，老百姓是不會滿意的，怨氣會更大，但如果政府一步到位下重藥，有些階層又接受不了，會反彈。不管我們怎麼做矛頭都只會指向政府。」
「當時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除了涉及少數民族的群體事件可能是族群對族群的之外，一般的群體事件，都是群眾與政府對立。很多老百姓已經有了定見，認定不鬧事問題不會得到解決，所以什麼雞零狗碎的事都動輒演變成群體事件。」
「如果全國同時發生群體性事件，矛頭、怨氣都是指向政府的話，我們的情境推演表明，政府不可能一個火頭一個火頭的去滅，或一個群體一個群體的去安撫，再多警力、軍隊、武裝力量都不夠，國家機器就崩潰了。」
「反過來說，只要矛頭不指向政府，就不容易形成群體性事件。個別不法之徒滋事並不構成群體事件。」
「所以，首先得不讓老百姓把所有的矛頭都同時指向政府。」
「推演來推演去，險中求勝的唯一方法是讓老百姓自己嚇唬自己，怕政府拋棄他們，怕無政府。無政府狀態就是英哲霍布斯所說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用他在《巨靈》或叫《利維坦》一書裡的說法，在自然的狀態下，人的生命，是孤獨、貧窮、齷齪、粗暴及短促的。生命財產全無保障，那才是終極的恐怖。你們認真想一想，大家整天說怕中國會大亂，怕的不就是這個嗎？因為怕無政府，怕大亂，大家反而主動願意在一支並不可愛的巨靈前面跪下，因為只有這隻巨靈可以保障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就是讓國家成為暴力的唯一合法壟斷者，舍此別無選擇。也就是說只有讓人們真的感到，大難當前，只能指望我們共產黨了，我們才能接著集中資源辦大事。」
其實，「冰火盛世計畫」裡的這套欲擒故縱的空城計，中共早就玩過不止一次了，例如2008年314西藏事件，2009年的新疆75事件。但深入思考可以發現，空城計只能小玩不能大玩。假如在有幾個小區小鎮發生了騷亂，有幾小時大半天的時間軍警都未趕到現場制止，導致無政府狀態，那還矇得過去。因為政府可以辯解說，事發突然，政府措手不及，警力有限，一時無法派往現場；或者說，雖然軍警抵達現場，但沒接到上頭的命令不敢擅自開槍，龐大的官僚體系反應遲鈍，行動緩慢，層層請示匯報，耽誤了時間，未能及時制止犯罪，遂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嚴重損失。但若是整個整個的城市、或大片大片的地區乃至全國很多地方都發生了騷亂，各地的軍警一同消失，老百姓報警也沒人接，找到地方官員，官員都不理睬，或者根本連人影子都看不到，媒體照舊歌舞昇平，對各地騷亂之事提都不提，中南海諸公只是在那裡例行公事地今日開會明日接見，對全國範圍的打砸搶燒不聞不問，就好像這些事壓根不存在沒發生，如此等等。假如這些現像一連持續好幾天，那麼，連傻瓜也會看出這是政府存心在玩空城計；它只可能是出自那個高度有效的集權政府的精心策劃與運作。大家必定會一齊把矛頭指向政府。換言之，如果政府膽敢玩這麼大的空城計，必將引火燒身，玩火自焚。
我們應該做一做我們的沙盤推演
不過話又說會回來。欲擒故縱這套陰謀雖不可大玩，但可以小玩。小玩若得逞，禍害也不淺。重要的是，針對未來經濟危機而引發的群體事件，中共確實早就在做各種沙盤推演，以求化險為夷，把危機變成轉機。那麼我們民運呢？我們是不是也該做一做我們的沙盤推演呢？
八九民運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八九民運功敗垂成，敗就敗在我們缺少事前的沙盤推演。早在八九民運爆發之前，不少人就已經感到風雨欲來，預計到大規模民運即將發生。在那時，自由派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甚至體制內若干改革派官員，都對自由民主理念持有或許膚淺但相當廣泛的共識，並且對非暴力抗爭原則抱有極大的信心。可惜的是，在當時，我們卻沒有對群眾運動的進退動止，對當局可能作出的各種反應如何妥善應對，包括在當局出現分歧時如何恰當地利用，以及諸如此類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更談不上廣泛的傳播。到頭來，民運果然爆發，而且其規模和聲勢甚至超出我們的預料，成功一度似乎近在咫尺；但遺憾的是，就在民運達到高潮之際，我們卻由於缺少事前的沙盤推演而亂了陣腳，進不能進，退不能退，戰不能戰，和不能和，最後遭到血腥鎮壓，多年積聚起來的力量被摧垮；而那個罪惡的專制政權則重新站穩了腳跟，直到今天。
這些年來，一直有很多人預言，中共政權將因經濟危機而崩潰。可是我們要知道，經濟危機本身不可能自動地導致中共政權的崩潰，除非它引發起大規模的集體抗爭。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如果未來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民眾方面會有什麼反應？可能出現哪些形式的集體抗爭？他們會怎樣應對當局的這種措施或那種措施？這種抗爭可能導致哪幾種不同的後果？等等。應當看到的是，就算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就算爆發了大規模的集體抗爭，如果當局方面老謀深算而民眾方面應對失當，最終的結果也完全可能適得其反，非但未能促成制度轉型，反而鞏固了專制統治。所以，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做好我們的沙盤推演。
可是，當我說我們要做好我們的沙盤推演時，馬上就出現一個問題：誰是「我們」？專制政府是一個統一體，民眾卻不是，民眾是分散的，缺少自治性組織，僅有的一些NGO也都規模很小，無法統一指揮，統一調度。迄今為止，各地發生的群體事件──我這裡尤其是指那些大規模的、有成千上萬人的群體事件──都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而是自發的，偶發的，突發的。瓮安事件之前，誰知道瓮安？石首事件之前，誰知道石首？由於大部分群體事件都是因為在當地發生了某一特殊事件，迅速地引起周邊群眾的大量聚集圍觀而引起的，而這種特殊事件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在其他更多的地方發生，所以儘管說在全國範圍內，群體事件此起彼伏，層出不窮，但因為它們總是分散的，缺少呼應，鑼齊鼓不齊，形不成足夠的規模，故而形不成足夠的力量。
當然，就像何東生所說，如果出現全國性的經濟危機，或許會引發全國性的群體事件。但那也不一定。因為群體事件的發生，不但和大的、一般性的形勢有關，而且還往往離不開某種特殊的事件作導火線。如果缺少這種特殊的事件做導火線，一盤散沙的民眾就聚集不起來。
俗話說「聚眾鬧事」，不聚眾則無法鬧事，聚不起眾就鬧不起事。要聚眾，要麼靠偶然事件的激發，要麼靠人為的組織動員。當下中國的問題是，在民間，沒有什麼人或什麼組織能夠具有廣泛的號召力，可以把散沙般的民眾動員起來，聚集到一起。個別地區是例外，例如在藏區，達賴喇嘛具有這樣的號召力。王力雄在九十年代初期匿名發表的政治預言小說《黃禍》裡講到，在社會混亂失序之際，龐大的氣功團體發揮了強大的組織功能。但是在這十年來當局的強力打壓下，這些團體的組織功能，特別是對社會其他民眾的組織功能，都受到很大損壞。異議人士和民運人士，由於長期被當局封鎖打壓，被邊緣化，因而在一般民眾中未必具有足夠的知名度；很多人更早被當局定為敵對勢力，一般民眾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敢於和他們沾邊，敢於和他們配合，恐怕是個問題。再有，當局對異議人士民運人士一直監控得很嚴，也使得他們很難及時地加入到群體事件之中。例如08年5.12汶川地震，四川泛藍聯盟的黃曉敏立即從成都趕往災區打算參加救災，殊不知當局神經過敏，馬上就把他抓起來，以危害治安的罪名判了14天的刑事拘留。至於那些更著名的民運人士，一遇到敏感時期就被軟禁被隔絕，要參與或影響群體事件自然就更難了。
據說在九十年代，王朔大紅大紫的時候，有人問王朔，他和八十年代的文化名人如劉賓雁等有何不同。王朔說，他們儘管也很受民眾歡迎，但是缺少當年劉賓雁那種道義感召力。我以為這大概是現在國內各界名流的共同弱點。當然，今天的中國仍然還有一些既沒有成為「敏感詞」，又在民眾中享有一定道義威望的社會精英。問題是，在未來可能發生的事變中，他們會扮演什麼角色呢？有多少人會當仁不讓，挺身而出？可以想像的是，假如這些社會精英們對成功的可能性估計不高，那麼，多數人就不會選擇去積極投入，以免到後來被秋後算帳，失去他們原有的那一席之地；然而，如果沒有一大批精英的積極投入併發揮某種領導作用，成功必然就更不可能。面對這種兩難的困境，也許多數精英會選擇不投入，或者只作一種很淺層的參與，比方說泛泛地呼籲政府妥善處理之類。假如多數精英都這樣小心翼翼，那就很難指望會出現有實質性的突破和進展了。
觀察這些年來的群體事件，我們可以發現，假如參與者人數較少，大家都會保持和平與理性；一旦有成千上萬的群眾聚集在一起，只要政府方面沒有重兵對峙，現場就可能失控，就可能發生針對政府辦公樓、警車和某些官員或軍警的打砸搶燒一類行為。這和八九民運期間幾十萬民眾集會遊行持續幾十天而始終和平有序構成鮮明對比。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今天的民眾對政府更怨恨，更不信任，對以非暴力方式解決問題，推動制度改革，形成朝野良性互動更沒有信心，更不抱希望；所以他們不會像八九民運時那樣維護秩序，成立起自己的組織，擺出與政府對話的架式。與此同時，參與的民眾又知道自己打不過現代化武裝的專制政權，所以他們也不敢進行類似奪權的大膽嘗試。於是到頭來，就只有一些衝動的民眾，趁著人多場面亂，法不治眾，打砸搶燒一通，出口惡氣。假如未來的大規模的群體事件仍然是這種泄憤性質，那麼，除非它們同時在很多地方發生並引發了統治集團的分裂，否則就無法起到促成制度性變革的作用。
假如上述分析大體不錯，我們就該意識到，即使未來爆發了更嚴重的經濟危機，我們是否就能一舉結束一黨專政，或者起碼是把制度轉型朝前推進一大步，依然是很不確定的。由此可見，我們做好我們的沙盤推演至關重要。儘管說今日中國的民眾本身也是高度分化的，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迫切地希望改變現實，推動民主轉型；而關切制度轉型的那部分民眾又是高度分散的，因此要凝聚成進一步抗爭的戰略與策略的共識是相當困難的。陳冠中的小說給了我們一種啟示，那就是，我們應該發揮我們的想像力，根據我們對現實的洞悉把握，想像出未來中國可能出現的各種變化，想像出在這些變化中朝野各方的種種想法、行為及其互動關係。不久前，我曾把這一問題提交給幾個以異議人士為主的郵件群發組，引起很多人的興趣。有人還提出了在未來爆發大規模群體事件時，我們應該提出哪些口號，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方式，建立什麼形式的組織，以便儘可能地把自發的、分散的群體事件轉化成自覺的、相對統一的民主運動，我想我們很可以把這種想像與探討深入下去，推廣開來。這實際上就是我們的沙盤推演。
何東生與奧布賴恩
在《盛世中國－2013》的結尾，作者編造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情節。書中的幾位人物，老陳、小希、張逗和芳草地，秘密綁架了中共政治局委員何東生，逼著何東生回答他們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出於無奈，何東生不得不打開天窗說亮話，當著這幾位自由派人士的面，把他的治國理念和政治哲學，乃至於陰謀詭計和盤托出。這位何東生雖然不是黨國的最高首腦，但卻是黨國的頭號大腦。黨國的冰火盛世計畫和新盛世主義都是他提出來的。
讀這段對話，很容易聯想到《1984年》裡權力精英奧布賴恩對溫斯頓的那段對話。兩段對話都是揭示專制統治者的真實思想和心態。應該說，這段對話，尤其是何東生的回答和表白，都寫得很精彩。不過我以為還可以寫得更精彩，還可以寫得更精彩得多。
何東生在為黨國辯護時，首先強調穩定第一。何東生承認，一黨專政的確解決不了自己的腐敗，一黨專政也必然要管壓言論、抑制異己。但是，何東生反問道：「不用一黨專政，管得住中國嗎？能讓十三億五千萬人都溫飽嗎？能執行冰火盛世這樣的大計畫嗎？中國能這麼快崛起嗎？」
這段話不值一駁。一黨專政這麼好，這麼不可或缺，你們當初幹嘛要反對國民黨呢？要說穩定第一，這話全中國誰都可以說，唯獨共產黨不可以說。因為共產黨乃天下第一亂黨。既然穩定那麼重要，你當初鬧革命幹什麼？有人問過一位老革命為什麼還不實行民主。答曰怕亂。問者不解：可是你們在四十年代就主張實行民主的啊，那時候為什麼不怕亂呢？答：那時候亂是亂國民黨呀。在1981年，黨內和民間都有呼聲要求制定出版法。陳雲一口拒絕，說：過去我們就是用出版法跟國民黨做合法鬥爭。現在我們可不能讓別人拿這個來對付我們。可見在中共那裡，什麼穩定，什麼富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切是不是從屬於我黨。
何東生對老陳、小希表白：「你們以為我稀罕陞官發財？我這是為國為民！」這種謊實在撒得很沒勁。作者這段寫得不高明。我本來還以為能看到一段1984式的自白呢。
奧威爾在《1984年》裡寫道，權力精英奧布賴恩問溫斯頓：告訴我，我們掌權的動機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掌權？經歷了痛苦的思想改造的溫斯頓自以為已經知道了標準答案，於是他回答說：黨並不是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掌權，黨是為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人民是軟弱的、可憐的，他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必須由比他們更強有力的人來加以統治，黨是為了行善才作惡。黨是為了人民好才統治人民的。
奧布賴恩厲聲呵斥：錯，大錯而特錯！「我告訴你，黨要掌權完全是為了它自己。我們對別人的好處並沒有興趣。我們只對權力，純粹的權力有興趣。我們與以往的所有寡頭政體都不同，那就是我們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所有其他寡頭政治家，即使那些同我們相像的人，也都是些懦夫和偽君子。例如德國的納粹黨人和俄國的共產黨人，他們在方法上同我們很相像，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勇氣承認自己的動機。他們假裝，或許他們甚至相信，他們奪取權力不是出於自願，只是為了一個有限的時期，不久就會出現一個人人都自由平等的天堂。我們可不是那樣。我們很明白，沒有人會為了廢除權力而奪取權力。權力不是手段，權力是目的。建立專政不是為了保衛革命；反過來進行革命就是為了建立專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拷打的目的就是拷打。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沒有比今天的中共統治者更接近於《1984年》裡的權力精英的了。去年發生的一件小事便足以說明問題。鄭州市城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質問前來採訪的記者：你是準備替人民說話，還是替黨說話？可見逯軍很清楚，黨和人民分明是兩碼事，為黨就不是為民，為民就不是為黨。一個地方局級官員都能說出的大實話，怎麼堂堂政治局委員倒反而說不出呢？是的，何東生也承認，六四後的中共已經沒有理想，掌權只為自保和圖利。但與此同時，他又為中共黨運長久出謀劃策，殫精竭慮，並且把中共治下的今日中國稱為在現實條件下的最好狀態，還說自己是為國為民：一個人怎麼能如此的自相矛盾？
何東生為三十年來中共實行的改革路線作辯護。可是我們都知道，這三十年的改革正好是對前三十年的革命的根本否定。有些人也意識到這一矛盾，他們想方設法把兩者調和起來。譬如我的老朋友甘陽，就提出了要打通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按照他的解釋，毛時代雖然把經濟搞得一團糟，但那是「創造性的破壞」，因為它衝破了斯大林式的中央計畫經濟模式，反而給後三十年鄧小平的改革準備好了基礎。且不說這種解釋是何等的牽強附會，問題是，如果我們再問一句：那前三十年的前三十幾年即民國時期又該怎麼說呢？如果沒有共產黨的暴力革命，沒有共產黨的奪取政權，沒有共產黨掌權後的一邊倒學蘇聯，沒有毛澤東的異想天開大躍進、人民公社、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簡言之，如果一直沿著民國的路子走下來，中國難道不早就進入盛世，早就崛起了嗎？
如果共產黨僅僅是把中國的崛起推遲了幾十年，那還不算太惡劣。更惡劣的是，共產黨一手造成了至少八千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共產革命既然搞錯了，中共就沒有任何理由還繼續它的一黨專政。蘇東共黨領導人之所以拒絕武力鎮壓本國人民的和平抗議，就因為他們自知理虧，他們無法說服自己去扣動扳機。鄧小平之所以出手鎮壓，當然不是為國為民為捍衛社會主義，而是為了維護一黨之私。說到中共的改革，正像我早先講過的那樣，中共先是以革命的名義，用血腥的暴力消滅了整整幾代經濟精英，把所有平民的私產統統變成了所謂全民的公產。爾後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全民的公產變成官員自己的私產。先是滅私充公，後是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在五十多年的時間裏全做了。中共在道義上的破產是如此完全徹底，任何為之辯護的論調都不堪一擊。可是在陳冠中筆下，那位何東生卻侃侃而談，越說越來勁，直說得那幾個自由派對手沮喪發呆，唯有他自己像是個勝利者。那幾個自由派未免也太差勁了。
未來中國的兩種前景
我們知道，現在中共為自己辯護，主要仗恃的就一條：中國的經濟連續三十年高速增長，即所謂中國奇蹟。這裡的邏輯是：因為我們（中共）搞好了，可見我們做對了。既然目標獲得實現，所以手段就得到肯定。於是，集權、高壓都一變而成了正面因素，連同腐敗、道德沉淪等等也都成了可以原諒的不完美──既然完美是不可能的。
我曾在《屠殺與奇蹟》等文章裡說明，所謂中國奇蹟是建立在極大的傷天害理、不公不義之上。這反過來也就是說，正因為中共採取了傷天害理、不公不義的手段，所以才造成了令人眼花繚亂的「中國奇蹟」。撇開「中國奇蹟」本身的種種問題不說，單單是其中的邏輯就十分恐怖：是的，我們（中共）殺了人，但是怎麼樣？我們穩定了，我們發展了，這就證明我們當初殺人殺對了。我們今後還要繼續實行高壓。我們不能放棄高壓，因為一放棄高壓，中國就會亂（？），一亂了就不會有發展。我們承認我們採取的手段很壞，但是我們取得效果很好。我們要是不壞了，我們就會不好了。幸虧當年我們沒有學好，否則就壞了（？）。所以我們決不要學好，所以我們要堅持壞下去。
於是，我們看到了，伴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中共統治集團變得越來越自信，越來越驕橫。他們越來越迷信集權，迷信暴力，越來越蔑視人權，蔑視正義。本來嘛，中共這一路走來，逆世界自由民主潮流而動，靠的就是集權，靠的就是暴力，靠的就是對人權的蔑視和對正義的踐踏，居然走通了，居然成功了，居然讓自由世界的很多人也刮目相看了。八九民運幾乎是全民參與，六四屠殺更是神人共憤，可是中共就是硬著頭皮頂住，十幾二十年下來，很多人就自己轉向了，放棄了，順從了，甚至擁戴了。這怎麼能不讓統治者打心眼裡瞧不起你們？不過，統治者還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們知道他們的權力有多脆弱，知道民怨有多深，知道那種表面上的順從和擁戴有多靠不住；所以，起碼是到現在為止，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種極度的不自信和前面提到的自信似乎很是矛盾，其實那正好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而已。
小希看不透這一點，所以她要問：既然都崛起了，都盛世了，為什麼還不法治，還不民主？何東生的回答不老實。何東生說民主也不怎麼樣，一法治一民主中國就會亂。其實他應該很明白，一法治一民主，不但盛世的泡沫會破碎，更可怕的是，權貴們就要被清算。其實還不用多民主多法治，就像韓寒所說，哪怕中國只是建立起一個貨真價實的廉政公署，「那幾乎所有公務員及其親屬都嗖一下不見了」。
五年前，我在一篇紀念六四的文章裡寫道：未來中國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如果發生嚴重危機，中共鎮壓機器失靈，各種被壓制的矛盾就會爆發，整個社會便可能陷入極大的混亂。即便在這時匆匆引入民主機制，也難收立竿見影之效。另一種可能性是，如果中共政權竟然挺過了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在堅持高壓的同時，一方面使貧富差距有所緩和，一方面通過時間使黑錢漂白，那只會使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更加蔑視，我們將面對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這樣一個驕橫強大的專制政權必然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巨大的威脅。顯然，這兩種前景都令人恐懼，而後一種前景尤其令人恐懼。
什麼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盛世中國－2013》的封面有一段伏爾泰的話：「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裡，一切都是最好的。」在小說的結尾處，老陳、小希等人與何東生的對話中，何東生大講了一通萊布尼茲的「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理論，並為中國現狀作辯護。何東生說：世界雖然不完美，但更好是不可能的，因為上帝已經創造了祂能創造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中國？中國的現況，已經是在現有條件下最好的了，再好則是現實上不可能的。
想來大多數人不知道萊布尼茲的理論，不過有些人或許會以為，今日中國固然還有很多問題乃至罪惡，但是從現實條件出發，即便不算最好的，大概也要算不錯的吧。對此，我不妨講兩句。
先簡單介紹一下萊布尼茲的理論。萊布尼茲認為，我們這個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既然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那麼，他創造的這個世界必定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什麼叫可能的世界？按照萊布尼茲，一個世界若與邏輯規律不矛盾，就叫可能的世界。譬如說，上帝可以把世界造成球形，也可以把世界造成方形。球形世界和方形世界都是可能的。但是上帝不可能造成一個球形的方形世界，因為球形的方形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的。球形的方形世界是不可能的。可能的世界當然不止一種，可能的世界有很多種，無限多種；而上帝既然是至善，他創造的世界必定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可是，你一定會質疑：我們的世界有那麼多罪惡，怎麼能說它是最好的世界呢？對此，萊布尼茲的回答是：是的，我們這個世界有很多罪惡。那麼，一個沒有罪惡的世界果真就是更好的世界麼？要讓這個世界沒有罪惡，就要把人造成不會做壞事的造物，就要剝奪人的自由意志。因為上帝不可能造出這樣一種世界，其中，擁有自由意志的人總是選擇做好事，而永遠不選擇做壞事。上帝叫亞當、夏娃不要去吃禁果，結果亞當、夏娃還是去吃了。這說明上帝不可能既賦予亞當、夏娃自由意志，同時又使他們只做上帝希望他們做的事，不去做上帝不希望他們做的事。可見，只要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就可能去做壞事。要麼，上帝給人自由意志，這樣的人必然既會做好事也會做壞事，這樣的世界必然會有善也有惡；要麼，上帝使人成為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壞事的動物，讓世界只有善而沒有惡，那就意味著不給人自由意志。上帝認為，一個有自由從而有罪惡的世界要比無罪惡但也無自由的世界更好。因此，我們這個世界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拿萊布尼茲的哲學看中國，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很多中國人選擇到美國生活，選擇的理由當然是認為美國好，比中國好。但是他們只要住上一段時間就會發現，美國也有很多問題。不過略一思索，他們就會意識到，美國有這些問題，就是因為美國太自由了；而中國的問題則往往是因為太不自由。按照萊布尼茲的理論，一個最好的世界必須是充分肯定每個人的自由的世界，因此我們就應該說，美國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中國不是。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人現在的自由也不少了。就像小說裡說的，今天的中國人有九成自由。可是，說這種話的人沒有意識到，恰恰是剩下的那一成，才是關鍵；有沒有自由，關鍵就在有沒有那一成。例如言論自由，沒有異議的自由，還會有言論自由嗎？言論自由，說到底,不就是體現在異議的自由、反對意見的自由嗎？
回到盛世中國的問題上來，我要說的是，恰恰是套用萊布尼茲的「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理論，我們應該說，中共專制下的今日中國，絕非現實世界的最佳選項；唯有結束了中共專制，保障了自由的的中國，才是現實世界的最佳選項，哪怕它還有其他很多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