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開幕前後，中國連續發生多起殘殺幼童的事件。事件先後發生在福建南平、廣西合浦、廣東雷州、江蘇泰興、山東濰坊，乃至北京鬧市。尤其在判處南平事件凶手死刑以後立刻發生連續殘殺事件，除了是「頂風作案」，不管殺人者有多少殺人理由，他們所體現的，更是展現中國民族性中非常醜陋的一面。這個醜陋的一面，除了人性的喪失，而且是欺軟怕硬的無恥。
今年4月25日宣布退出中國作家協會的著名兒童作家鄭淵潔因此為孩子們寫了首歌《我要活著回家》，向社會作出泣血的呼喊，也表達了家長們的沉痛心情。
許多網友引用魯迅整整85年前的話來形容這些事件，再貼切不過了。對中國民族性的洞若觀火，非魯迅莫屬。而最能把中國民族性玩弄在掌股的，非毛澤東莫屬。所以毛澤東會那樣欣賞魯迅。
1925年5月8日魯迅所寫的「雜感」（收錄於《華蓋集》）是這樣寫的：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 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孩子們在瞪眼中長大了，又向別的孩子們瞪眼，並且想：他們一生都過在憤怒中。因為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們要憤怒一生，──而且還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按：孱頭是罵人軟弱無能。）
從這些話看來，那些殺害兒童的，自然是魯迅筆下的「怯者」。他們面對共產黨的蠻橫，表現懦弱；但是面對弱小的兒童，他們掄起凶器，充分表現了他們的英雄氣概。我們看看共產黨對待俄羅斯與臺灣的不同態度，不是如出一轍嗎？雖然他們自稱與臺灣是「血濃於水」。共產黨在西藏與新疆對「少數民族」的屠殺，也正是因為這些民族是「少數」。對中國弱勢群體，例如農民以及拆建戶的逮捕、殘殺、欺壓，不正是因為他們無權、無錢、無勢、手無寸鐵嗎？對網民言論的任意封殺，也是這種心態。
之所以說，這是中國的民族性，是因為這種人多，能夠像楊佳那樣，把矛頭對著欺壓他的強勢警察，這樣的中國人只是鳳毛麟角。共產黨使這種醜陋的民族性發揚光大，因為他們身教重於言教，更是製造與激化許多社會矛盾，為這些凶手創造逼使他們發狂的條件。
毛澤東在「愚公移山」裡期望中國人「子子孫孫無窮匱也」推翻三座大山；可是魯迅在詛咒中國這些野蠻的怯懦者：「他們要憤怒一生，──而且還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問題何時是末世？
我們算算看，毛澤東是一世，鄧小平是二世，江澤民是三世，現在胡錦濤是四世。他們都以憤怒的姿態對自己的子民，與有領土野心的國家與地區；反之，就馬屁連連，賠上笑臉，尤其我們看看俄羅斯當局如何殺死中國人，如何欺負那裡的華商，中共屁也不敢放一聲，因為胡錦濤、溫家寶成長的年代，正是俄羅斯人成為他們 「老大哥」的年代，共產黨現在手裡的特權，也是當年蘇聯共產黨幫他們搶來的。
這些殘殺事件震驚國人，但是國人除了哀號，似乎也沒有其他辦法。尤其是泰興，有30多名左右幼童被砍傷，當局不承認有死亡，但是又不允許家長到醫院探望他們受傷的兒女。這些兒童在最恐懼時，只有家長可以安慰他們，政府卻不許家長去探望，這不但顯示共產黨的毫無人性，也表明其中必然有許多不可告人的黑幕。
泰興所屬的泰州市，是胡錦濤度過孩提與少年時代的地方，但是胡錦濤完全沒有表示對這些小孩的關心。胡爺爺與連爺爺還坐在上海世博貴賓席上，興奮的欣賞中國崛起與「繁榮昌盛」的場面。中國著名作家韓寒為此寫了一篇「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的興」的諷刺文章。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我只是非常的詫異，泰州政府通過了封鎖消息，封鎖醫院，控制媒體，禁止探望，轉移視線，等手段，居然成功的將人們對於殺手的憤怒轉移到了自己身上，這是何苦。你以為他有什麼目的，其實不是的，除了要配合世博會《和諧歡歌》以外，這只是慣性，是政府處理類似事件的習慣，是七步曲：
吃飯喝酒到一半，出事了──隱瞞，隔離，撤媒體，發禁令，發通稿，賠錢，火化──繼續吃飯喝酒。他們處理問題的手段不比凶手高尚多少，也難怪在網上看到有幼稚園挂出橫幅──冤有頭債有主，出門左轉是政府。」
這種政府強化這種民族性，甚麽時候才是「末世」，還得看中國人自己是否爭氣。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