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前往天安門與絕食的學生談話，趙紫陽身後為溫家寶。
中共三次找趙紫陽談話
杜導正是趙紫陽的老部下，前任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後來成為頗有影響力的中共元老之一，主持了《炎黃春秋》雜誌，他是於2009年5月在美國出版了趙紫陽錄音回憶的主要推手之一。
杜導正透露六四事件後，中共三次找趙紫陽談話。
第一次，趙紫陽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說，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趙紫陽拒絕了。
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只要你表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趙紫陽又拒絕了。
第三次，聽說又要來人談話，且傳來有些國家級領導人要求立刻公審趙紫陽的消息。這期間趙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趙紫陽對家人說，「六四」開槍，不管怎麼說，這在歷史上是不能容忍的。我在這個位置上不能同意。現在三次要求我做檢查，我的意思是決不後退。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趙紫陽全家一致支持他的決定。
加重對趙的處罰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是中共元老會議，主批趙紫陽。對這個會議，趙紫陽又是怎麼回憶的呢？趙紫陽在錄音中是這樣說的：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嚴重錯誤，建議撤銷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著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
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污蔑之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
批判會開始時鄧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
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鄧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
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十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佔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二十分鐘。
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面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我當即離開會場。除我之外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銷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撤銷我的總書記、 常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撤銷了。這顯然是那一天我發言以後，他們留下來議論，因為我態度不好，臨時決定加重了處分。但我發言時鄧小平、陳雲不在場，所以估計他們又報告了鄧和陳。
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大家的發言，對我的處理還保留中央委員，而現在拿出的草案就統統撤掉了，沒有說明原來的報告為什麼現在變了，這是極不正常的。我本來想在表決時發表一個聲明：「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後來一想，許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鄧小平、聶帥等等，我發一個聲明，會更刺激他們，話到嘴邊又忍住了。但在表決決議稿時我不僅沒投贊成票，而且舉手投了反對票。同時聲明說：對撤銷我的職務，沒有意見，但對兩頂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聲明後，在場的人，包括鄧以及主持會議的李鵬，都沒有作聲，大概他們也早有精神準備。
這次政治局會議表決對我組織處理違反《黨章》黨規的事，還不止這些。
鄧說：不管是不是政治局委員都有表決權
趙紫陽在他的錄音中是這樣講到的。首先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經過什麼程序決定的？政治局事先並沒有召開會議討論，常委會沒有我和胡啟立參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裡說過，最近政治局沒有開過會議。所以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怎麼定的，誰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黨章》明確規定，政治局會議是由總書記主持，對我還沒有經過合法程序撤銷職務，就剝奪我主持政治局會議的資格，而由李鵬主持，這也是不合法的。
尤其滑稽的是，在表決時鄧小平竟然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加表決。這一次開的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列席參加會議的人可以聽可以講，怎麼可以參加表決呢？大概是為了壯大聲勢吧！當時李先念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因為李鵬是會議主持人），這完全是以勢壓人，哪裡還管什麼《黨章》黨規？長期受「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影響的一些老人，當然不會把這當作一回事。
中央全會上的醜劇
接著在趙紫陽的錄音中說到：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召開中央全會，來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我所作的政治和組織結論。會議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組會 （我被分配在華北小組），在小組會上聽取了幾位同志對我的批評，我也簡單表了一個態。我說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助，我對我的問題有個發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略作了一些改動，作為會上的發言）已交全會秘書處。我希望把我的書面發言印發給到會的同志。
當時王忍之也在這個小組，他說中央已同意印發給全會。可是實際上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才印發，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陳希同、李鐵映聯名批判我發言的發言，反倒在我的發言以前就印發了。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怪事：到會的人先看到批判我發言的發言，我的發言直到會議將結束時才印發，而且馬上又收回，所以許多人恐怕沒有仔細看或者根本就沒有看到我的發言。
會上還印發了一個所謂「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辦名義發的，收集了國內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且完全無中生有地說，我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動亂的學生們裡應外合，通風報信，泄露戒嚴的軍事秘密。很明顯，發這樣一個背景材料，是要在全會上製造一種輿論，我確實是一個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誣蔑不實之詞。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按照《黨章》的規定，撤銷一位中央委員的職務，需要經過中央全會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過。當時的領導人顯然沒有這個把握。以無記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數。因此他們不敢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而是採用舉手錶決的方式。這很清楚，在當時那種氣氛、那種壓力下，公開舉手錶決，當然很多人就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影機鏡頭面前，有些人不贊成也不得不舉手，所以造成一致通過。但是需要指出，無論是總書記也好，還是政治局委員、常委也好，過去都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來的。他們的這種舉手錶決，是很不正常的。當時在那種氣氛下，在那種壓力下，而且已經對同我有牽連的人和事追查，這種情況下舉手錶決，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嗎？
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會受到什麼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臺。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臺，或者即使下臺也是一種體面的下臺，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臺。我反覆考慮，寧願下臺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裡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起什麼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