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殺童事件本身不是一樁簡單的刑事案件，也不是一種孤立的惡性案件，它是中國社會進入高風險時期的一個信號，也是中國專制政治、殺人政治結束前出現的一種預兆。
在一個不可理喻的社會必然會產生不可理喻的事件。中國社會目前的情形就是如此。從3月下旬一來，中國連續發生了殺害兒童的惡性事件，到目前為止，累計已經有 7次。追其原因，殺童者多數和被殺兒童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其所以要虐殺兒童，目的是報復社會，這種極其殘酷的畸形心理把對社會、人事和生活的不滿全部都發泄到無辜兒童們的身上了，並且採取了一命換多命的方式，欲使自己無價值的死亡之行為換來負面新聞效應，這種正常人不可理喻的行為一時間成為吸引中國人眼球的重大新聞，特別是那些數以億計的小學生家長們談虎色變、驚恐不安，以至於把上海世博會——一個為統治者們臉上貼金的「面子工程」給比得黯然失色。
殺童事件回放：
3月23日，一名離職外科醫生鄭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實驗小學殺死8人，重傷5人，受害者均為8、9歲的小學生；
4月12日，廣西合浦縣西鎮小學門前附近發生凶殺事件，兩名死者中一名為8歲小學生；
4月28日，廣東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停職教師陳康炳揮刀狂砍，砍傷學生教師共19人；
4月29日，一無業人員在江蘇泰興鎮中心幼兒園持刀砍傷包括教師、兒童以及保安在內的29人。
4月30日，在山東濰坊市尚莊小學，一名村民用鐵錘打傷5名學生，然後自焚死亡。
5月9日，江西省吉水縣周葉忠持刀連續殺死八人，包括他的女兒、母親和妻子。
5月12日，陝西漢中市南鄭縣一名48歲男子持刀闖入幼兒園襲擊，殺死8人，其中包括5名男童、2名女童，1名女教師。另外，還有11名幼兒和1名成年人受傷。
就在上述惡性事件連續發生時，人們不禁問：學校咋了？兒童們得罪了誰？無辜的小生命為什麼在校門口、在校園裡就突然間喪失了呢？花朵似的兒童們的肉體怎經得起砍刀、鐵錘的打擊？對此，誰不寒心呢？除了驚懼、疑惑、悲憤、難過以外，誰都得不出答案。中國怎麼了？為什麼接連二三地發生這種不可理喻的惡性事件？
其實，我作為本文的作者和大家一樣的疑惑，只是有一點，我和某些人比較似乎有一點不疑惑，那就是殺童事件和殺人政治有著肉眼看不見的內在聯繫。在表面上，上述兩件事好像是沒有任何的關係，但是，只要人們肯追根問底，就可以發現其間的關係的。
1989年「6·4」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殺人政治時期，偌大個國家機器由一架巨大的殺人機器來維持，其後果不止是殺了數以千計的要求民主與自由的學生和市民，更加可怕的後果是把中國來回倒了最野蠻的時期，為而後的中國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殺人政治要維持，就必須要藉助於由共產黨高層掌握的國家暴力，而暴力這東西，一次性使用的後遺症是它必須被持續的使用，持續使用的後果最終可以把人逼瘋。人在瘋狂狀態中，往往感覺不到生命的價值，反而對無端剝奪他人生命產生了遐想，於是，殺人政治主的信息在普通公民生活中就有可能引發下述的反映：在最終解決人生價值的最迫切事件上，社會無視普通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就足可以把人逼到絕境；於絕境之處，普通人一時間變為劊子手，對於最尊貴的人的生命殺之不惜的殘暴行徑，就為官方的殺人政治做了一種來自於民間的背書。因此，最危險不過的是，一些處於社會底層弱勢地位上的人產生了高位模仿，欲同鄧小平一樣的用殺人方式解決問題，這不就是殺人政治和殺童事件的內在聯繫嗎？
所以，我的觀點不是說胡錦濤在玉樹地震前後、上海世博會舉行期間就希望中國出現如此出格、如此出奇、如此慘絕人寰的殺童事件，我只是說當以他為首的「第四代接班人」們不遺餘力維持殺人政治局面，使要求民主和追求自由的中國人在國家殺人機器面前不得不低下頭顱，這樣的行為方式雖然可以奏效一時，但它留的下的後果是：社會上弱勢群體中的人在自己的生存價值被完全抹殺時，就企圖以濫殺無辜的方式來發泄仇恨。人就是這樣，當正常的人的情緒發泄渠道被完全堵塞後，不正常的發泄就堵不勝堵。進一步分析認為，當「我」的毀滅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實事時，「我」 要帶上那些無辜的人同我一起毀滅，就撐大了人性惡的空間。所以，這不是宗教意義上的人類末日，而是社會生活中不應該毀滅的「我」的毀滅之代價。前者意義上的人類末日一般都連帶著人類的新生，托著一條希望的尾巴，而後者的毀滅是徹底的毀滅，是一絲希望都沒有的完全絕望中的毀滅，因此，它是一種不可救藥的黑洞式的毀滅。
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有惡人，但是殺童事件中的行凶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惡人，他們是維持了20年之久的殺人政治的產物，當政治對人的關注和救護都成為泡影時，最無助的人的反映就有可能導致畸形的心理：我不活，也拉幾個替死鬼陪我去死。從幾起殺童事件的現場報導看，行凶者都沒有武器，使用的是最原始的殺人工具：砍刀或者鐵錘，並且沒有一個人是職業殺手，所以，他們想用殺更多的人來報復社會的話，當然的選擇就是小學生。假如行凶者使用的是槍械，我想他們的作案目標不會是小學生，很可能是坐小車的貪官或者高官，正因為他們在社會上的弱勢地位決定他們殺不了貪官和高官，所以只能夠選擇毫無反抗能力的兒童，於是，一種類似於傳染病的持續殺童事件就連續上演。在事件中，行凶者排除了自己在行凶過程被殺的顧慮，並且把殺更多的兒童當成目的，這樣的事情該是多麼的可怕啊！
我青年的時候，初讀卡夫卡的《變形記》，對於卡夫卡把一個無助的小職員人描寫成為一隻扒在牆壁上的蟲子，感覺到不好理解，心理說，社會真得就把人被迫成為蟲嗎？而後，我隨著對社會與政治的研究，終於明白了社會的確可以被迫人變形，特別是專制社會，情形更是如此。從上述幾起殺童事件看，行凶者都是被中國社會的政治現實逼得變了形的人，同卡夫卡描述的社會中的變形人相對比，中國的變形的人不是變成了爬在牆壁上蟲，而是變成了連蟲的存在價值也失去了的毀滅者。可悲的是，當毀滅者只能夠藉助於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毀滅最弱的生命時，人性中僅有的一絲憐憫也喪失殆盡；更何況在毀滅的過程中，毀滅者體會了殺人的樂趣。用卡夫卡的話說：「一切都掛著錯誤的旗幟航行，沒有一個字名符其實」。
有鑒於此，我認為近期一連串殺童事件的責任應該由在中國推行殺人政治的最高當政者來負。中國經書云：「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是誰之過與？」朱熹注曰：「典守之過也」。殺童事件分別發生在福建、廣西、廣東、江蘇、山東、江西及陝西各省，這些省的當權派固然難逃其責，但是總責任應該由「胡溫新政」來負是理所當然。因此，我說在殺童事件後，「胡溫新政」已成笑柄，不就是大實話嗎？我們都知道，身居社會高位人的行為往往容易引起社會基層乃至於社會底層人們的模仿，在社會學上這叫高位模仿。在上者可以用殺人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力和統治，高位模仿的結果是社會弱勢地位上的人也想使用殺人方式來造成毀滅的社會效應。高位者可使用軍隊、動用坦克、槍炮殺人，低位者沒有這些東西，但是，他們卻有砍刀和錘子，同樣可以殺人啊！高位者殺了人都光光堂堂的死了或者舒舒服服的活著，低位者陪著被殺者去死——就是他們為自己行為所下的賭注。實事上，4月30日，山東濰坊的那位行凶者就當場自焚而亡；據聞，陝西省南鄭的那位行凶者也已經自殺身亡。
殺童事件本身不是一樁簡單的刑事案件，也不是一種孤立的惡性案件，它是中國社會進入高風險時期的一個信號，也是中國專制政治、殺人政治結束前出現的一種預兆。中國明朝的一個大學者叫方孝孺，他在《深慮論》一書中告誡人們：「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無足疑之事」。所以，在殺童事件連續出現之時，一些網路作者對此解讀，或者做出動亂將至，或者做出革命將起，或者做出新政已亡的判斷，都是言之有據的，只是我作為中國民運人士中的一員，寫文章呼籲：只有徹底結束中國的殺人政治，才可以從根絕持續的殺童事件！
2010-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