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退卷檢院被告了一狀
當年趙作海案的公訴人鄭磊昨日接受了記者採訪，鄭磊稱，商丘市檢察院兩次退卷後，柘城縣政法委到商丘市政法委告狀，稱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而商丘市檢察院卻不予起訴。
2002年八九月，商丘市政法委召集公檢法三家召開專題研究會，對案件進行協調。會議最終的意見是，要求商丘市檢察院20日之內必須訴到法院，趙作海案於2002年10月22日被起訴。
時任商丘市檢察院公訴處副處長的宋國強，在檢察院的起訴書上發文簽特地標注了一句話：「政法委要求20天之內起訴」。
「當時證據比較弱，沒想到法院會直接判，更沒想到高院會維持(判決)，(總想著)有一關(法院)擋著。」鄭磊說。
「其實法院也是協調好了，」鄭磊說，「協調會法院也參加了，給法院協調的也是快審快判，不能再壓著了，壓了3年了，法定羈押時間最長為1年多。」鄭磊告訴記者。
鄭磊介紹，法院在這種壓力下，只有判趙作海死緩。「留有餘地的判決，就是怕將來有一天萬一不是他。」
政法委書記是機電專業
鄭磊描述了政法委協調會的程序，公檢法三家各派出兩名代表，先由趙作海案的承辦人———柘城縣公安局辦案人員匯報案情，檢察院代表對案件發言，法院代表對案件發言，最後由政法委書記總結髮言。當時主持會議的是當時的商丘政法委書記王師燦。
鄭磊介紹，之所以開政法委協調會，正是由於公檢法三家的意見不一致，政法委協調會一般的原則是「不是強制性的，能協調就協調，不能協調就算了。代表們可以服從，也可以不服從。如果檢察院當時的代表堅決堅持不接(趙作海案)，那也不會有以後的問題。」
「在總結髮言時，政法委書記肯定是要表態的，有一個明確的意見。」鄭磊認為，如果檢察院的代表堅持自己的意見，就有可能得罪領導。
鄭磊介紹，參加政法委協調會的其中一位代表是現任商丘檢察院副院長張勝利，目前已退休。記者昨日到張勝利家，未見到其本人。
最終總結髮言的政法委領導至關重要。5月12日，王師燦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認，自己不是學法律的，而是學煤礦和礦山機電的。
王師燦說：「我一個副專員(當時的商丘行署)改的政法委書記，平時都不問案件，我不是學法律的，我學煤礦和礦山機電。」
南都記者問是否還記得這個案件，是否他拍板決定起訴趙作海的？
「我不過問具體案件，我忘記了。」王師燦回答。
趙作海案判決後的第二年，2003年，王師燦便退休了。
公安局給自己證明沒刑訊逼供
商丘市檢察院趙作海案的承辦人先後有兩位：汪繼華和鄭磊。汪繼華初期負責趙作海案，2001年5月從商丘市檢察院辭職，10月拿到律師執照，開始了律師生涯。
「作為主訴檢察官，我堅持了原則，先後兩次退補(退回公安局補充偵查)。」汪繼華告訴記者。
2002年的協調會後，時任商丘市檢察院公訴處副處長的宋國強指派鄭磊作為案件承辦人。
「我當時的身份是助理檢察員，沒有獨立辦案的資格，只能協助檢察員工作。分在宋國強的組裡面工作，辦案制度規定一個檢察員(宋國強)領著幾個助檢員上案件，我製作的起訴書裡，公訴人中還有宋國強的名字。」鄭磊告訴記者。
鄭磊發現趙作海案有四大疑點：1.屍體沒有最終確定是否趙振裳；2.壓在屍體上的五六百斤的石磙趙作海不可能一人弄到井裡；3.難以排出逼供、誘供的行為；4.肢解屍體的刀具沒有找到。
鄭磊將這些情況向主管領導匯報後，表明該案起訴後心裏不踏實。領導說「該情況在政法委都說過，會議上已經統一了意見。」
「政法委會議的決定我不敢不執行，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起訴，要麼辭職不幹。」鄭磊說，最後他妥協了。
起訴前的審查階段，鄭磊等兩名檢察員一起到看守所會見趙作海，趙作海稱遭到了公安人員的刑訊逼供，鄭磊向他要證據，而當時趙作海亦被關押3年多，挨打所受的傷，早就養好了。
鄭磊介紹，在柘城縣公安局移交到檢察院的卷宗裡，有一份柘城縣公安局開具的證明，證明辦案過程中沒有對趙作海刑訊逼供。鄭磊說，就像刑訊逼供一樣，公安局自己給自己證明沒有刑訊逼供，是經常的事。
半小時庭審公訴方無答辯
2002年11月25日，庭審開始後，鄭磊用5分鐘時間宣讀起訴書。按照程序，開始法庭第一輪辯論，鄭磊出具了證據：趙作海的9次有罪供述、屍體的現場勘查照片、綁無頭屍體的麻袋等。
在庭上，趙作海辯護律師胡泓強辯稱：「1.屍體沒有確認就是趙振裳的；2.趙作海態度較好；3.公安機關對趙作海刑訊逼供。」
輪到鄭磊答辯時，他回答：「我的答辯意見就是起訴書中的意見」。鄭磊向記者解釋，他這麼答辯，純粹是「為了應付差事」。
庭審僅半個小時左右就結束了，之後沒有再開過庭，2002年12月30日，判決便下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