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經濟管理問題上，中央政府更像歐盟，而我們的一個個省窮的像希臘，富的像德國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為解決經濟失速，刺激經濟成長和就業而出臺的「四萬億計畫」，似乎正成為新問題的元凶和禍首
兩週來，A股連續暴跌，10個交易日剛好跌去了10%。這一輪暴跌源於4月中下旬開始的對房地產業的嚴厲調控(說嚴厲有點輕了，說不擇手段地打壓也沒有過到哪裡去)。但是五一節過後，希臘的債務危機引起歐元危機，令中國的領導人聯想到中國國內類似的問題，恐怕又傳導到市場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兩年前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沒有完結，人們對走出危機的信心實際上還沒有建立，即使有也相當脆弱。中國國內一度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受危機衝擊相對較小，抗衝擊能力也相對較強。但中國資本市場近兩年來的表現，卻無法支持這個觀點。
簡單回顧一下我們曾經遭遇的各種經濟問題。危機到來的第一個階段，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強烈的「保八」目標的設定就是對「失速」擔憂的體現。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失業問題，特別是隱性失業被暴露出來，當局者甚至擔心大量失去工作的農民工釀成嚴重的「盲流」，從而加劇社會動盪。
隨後是貿易問題。伴隨著全球貿易問題的萎縮，中國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實在驚人。這讓一度為中國經濟成長增速貢獻超過1/3的淨出口變成了淨缺口1/3，這個反差讓當政者認識到中國經濟如此依賴外貿的問題有多嚴重。要知道，中國國內一直被充斥著這樣一種看法，外國人對中國出口的質疑「別有用心」——我們終於可以靠自己的勞動賺外國人的錢時，他們無法接受了。
直到危機出來時，我們才認識到「平衡」的價值，無論是經濟學意義上的，還是我們的老祖宗告訴我們的盈虧轉化並向平衡運動的道理。
在貿易問題上還有一個問題相當困擾，那就是人民幣幣值高還是低的問題。這中間有非常複雜的經濟邏輯需要搞清楚，但是一個眼見的事實是，中國一度引以為榮的「成本優勢」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過低的勞動力成本致使中國國內的消費能力無法水漲船高。低工資帶來的收益被外匯管制制度轉換成了全球第一的外匯儲備。
第三個大問題就是資產價格問題了。這其實是一個廣義的問題，但現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產價格」上。如果房地產價格是一個真實的問題的話，它本身只應該反映「貨幣和它所要標識的資產的價格關係」。也就是說，貨幣過多時，標識資產(當然通貨膨脹問題也一定會反映到其他商品)的價格就會高；反之，貨幣減少，標識資產的價格自然會降低。
第四個問題，我們正在面對，那就是在中國經濟中是不是也有「希臘問題」。其實這個疑問早在迪拜問題出來後就已經出來了，但對我們的當政者，恐怕希臘與歐盟更具驚嚇意義。也許這個類比不十分恰當，但我堅信它是被領導人拿來運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對經濟管理問題上，中央政府更像歐盟，而我們的一個個省窮的像希臘，富裕的像德國。
當歐盟不得不與世界其他經濟體談判一攬子萬億美元的救助機制時，我們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國的地方政府所屬的「融資平臺」也出現類似希臘的問題後，它會找誰商量解決這個問題。
上述問題不是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全部，但顯然，它們決定了當前管理者在關鍵政策決策時仍然如此猶疑。比如，貨幣政策的加息選擇。加息對經濟增長以至於就業和出口的影響是顯著的，我們的領導人仍然沒有足夠的信心認定中國經濟進入上升期。但面對資產價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潛在的巨大債務，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話，後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們就會見到，無論是央行還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門，採取了他們可以採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這中間也自然包括央行運用的大量「數量工具」，來實現「調控目標」。
但我以為，中國經濟能看得見的問題還都是「標」，而不是「本」的問題。我有一個疑問想提出來，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問題。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為解決經濟失速，刺激經濟成長和就業而出臺的「四萬億計畫」，似乎正成為新問題的元凶和禍首。而當前解決這些問題的做法除了難以抹去的「作秀」 的色彩，卻看不出它真實要達到的目的。我們現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為什麼我們的問題總是無法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