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朱厚澤先生去世了，大陸個別媒體遮遮掩掩地報導了這一令人震驚的噩耗。但是，歷史會以人類良知的名義，給他很高的榮譽。
朱厚澤提出「寬鬆、寬容、寬厚」的著名「三寬政策」。
與朱先生的一次交談
我在出國前曾見過朱厚澤先生一面。那是2003年歲末。暢銷書《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的作者、現任《炎黃春秋》主編的吳思先生，在三味書屋演講。朱厚澤先生和我都在場。演講結束後，一部分人共進晚餐，我正好與他坐在一起。
與這位曾任中共宣傳部長的人物坐在一起，自然就和他討論起了中共輿論宣傳的欺騙性。他對我說：「最具欺騙性的不是那些不顧事實、一眼就能看破的謊言，而是參雜一些事實捏造一些事實、真話和假話混合在一起的宣傳。」
思想文化界的小陽春
1985年7月，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書記胡耀邦將朱厚澤從貴州調往北京任中宣部部長，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接替朱厚澤任貴州省委書記。
朱厚澤擔任中宣部長後，提出了「寬鬆、寬容、寬厚」的著名「三寬政策」，給思想文化界鬆綁，被認為是近30年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小陽春」。（當時我正在北大讀研究生，也感受到陽春三月的清新）。
1986年底，地處安徽的中國科技大學爆發學潮，並向北京等地蔓延。共產黨內強硬派以此為契機，1987年2月迫使思想開放、主張政治改革的胡耀邦下臺。朱厚澤也被撤銷中宣部長職務。
在1989年的學潮中，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書記的朱厚澤支持與工人對話。「64」之後再次受到整肅，被迫退休。
朱厚澤先生1985年7月至1989年6月的上述事跡，在這幾天海外媒體的報導和一些人的評論中，已經被反覆提到過了，我在此為什麼還要複述一遍呢？
影響深遠的兩次政治清洗
我想說的是，在整個80年代，共產黨高層有兩次對溫和派即政治改革派的清洗，它們極大地改變了共產黨高層的政治生態，其影響不僅限於當時、現在，還波及未來。
第一次就是1987年2月對胡耀邦、朱厚澤等人的清洗、整肅。第二次是1989年「64」事件之後對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朱厚澤、鮑彤等人的清洗、整肅。
經過兩次清洗、整肅之後，政治改革派消失了。80年代留給90年代和今天的最重要的遺產之一，就是共產黨內政治改革派的缺失。
我並不是說共產黨已經沒有任何希望政治改革的人，但是非常明顯的是，「64」的槍聲響過之後，即使有這樣的人，他們已不成為派了。
還需要說明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改革派實際上也消失了。90年代初，高層對於是否改革經濟體制依然存在分歧，但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經濟上的保守派變得不再重要。
後來，經濟改革派認為他們已經完成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任務，不再需要改革了，所以，經濟改革派也消失了。
90年代末，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接近完成，中國就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全面保守的時代，如果用一個成語，也就是全面抱殘守缺的時代。
近些年來甚囂塵上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論調，就是為這種全面保守辯解而製造的輿論宣傳迷霧。它不過是威權主義、半吊子的市場經濟、權貴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像80年代一樣，今天的共產黨高層也依然存在派系鬥爭。但與80年代不同的是，政治派系的劃分不能再以路線、政策的分歧為標準，將不同政治派系凝聚在一起的主要是利益、權力之爭。
這不是說80年代共產黨高層派系不包含利益、權力之爭，但那個時候，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超越個人利益的理想主義者。而今天剩下的，主要是赤裸裸的利益、權力，而不是國家發展方向之爭。
希望不在中南海
朱厚澤先生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去世，的確是80年代殘留的背影的消失。少數老一代理想主義者的呼喊，變得更加孤獨。
據報導，今年1月30日，朱厚澤在北京醫院病房中 與友人談話時，「對「中國道路」提出連串質疑：低人權、低工資、低地價及剝削農民和農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經濟模式，是不是可持續發展？真的是各國可學習的嗎？「經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諧、穩定、可持續地走下去嗎？」
另據報導，「有網友透露，朱厚澤曾對人說：‘我們這些老人（指傾向於政治改革者）的存在，給了你們年輕人希望（指黨內高層還有改革力量），而事實上，沒有這個希望。’」
「而事實上，沒有這個希望」。看到這句話，如果你感到絕望，那麼，你應該絕望，因為你把希望都寄託在中南海了。只有你絕望了，才會有希望，因為希望不在中南海，而在中南海之外。
我認為，反思目前甚囂塵上的所謂「中國模式」，以及清楚地認識到共產黨高層沒有改革力量，是朱厚澤先生生前提出的兩個最重要的告誡。
近年來，公民社會日趨活躍，社會又開始騷動起來，這正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