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日連續發生歹徒襲擊校園惡性案件，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在今天的《思潮與政見》專題節目時間裏，我們這各家評述，也談談這一話題。
惡意攻擊和屠殺無辜平民甚至孩童的犯罪事件當然不是中國的專利。從美國校園殺人案到伊斯蘭恐怖組織在各地製造的自殺性恐怖攻擊均是將屠刀指向無辜的例證。不過，中國最近發生的多起殺童事件既不是帶有宗教或政治意圖的有組織的恐怖活動，也不能簡單歸結為精神病患者的非理性發作。面對一系列傷害孩童的惡性犯罪，中國輿論的基本共識是此類事件並非孤立的個案。從紙媒與網路的眾多討論可以看到，多數評述者認為必須尋找傷害兒童的深層社會原因才能有效防止此類案件繼續發生。
中國規則不平等
什麼是深層原因？較多的說法是中國目前社會衝突增加，民怨得不到疏解，官民對立激化。如果再追問下去，民怨何以加深？官民何以對立？回答往往是多層面的。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最近指出，貧富差距、貪污腐敗這些常常被提起的社會衝突原因其實並不能解釋為什麼中國社會的民怨難以獲得疏解。茅於軾認為，民怨沸騰的原因是社會正義的缺失。社會正義缺失是什麼意思？在他看來就是不講理。茅教授明確指出，中國的特點是政府不講理，政府不主持正義。所以不講理變成了民怨。與此同時，研究中國社會衝突的專家於建嶸也表達的同樣的判斷。於建嶸認為中國社會今天所缺乏的是規則，是官民同時遵循的規則。中國的現實是：社會並非沒有規則，中國一直存在著完整的憲法和越來越健全的法律系統；中國社會也不是有規則而不執行，只是中國的規則的執行是不平等的。有權有勢的人可以操縱規則，使規則只針對弱勢階層。所以於建嶸認為中國社會衝突的解救之道即是全面公平的執行規則。其實，在此處，於建嶸和茅於軾二人是殊途同歸。茅於軾說國家應該講理，也就是說制定規則的人自己必須執行規則。於建嶸說執行規則，也即是說政府應該講理，應該按規則辦事。
中國政權的特殊性
分析到此，引起當前中國社會惡性案件激增的社會深層問題應該已經有了充分的闡釋。不過，僅僅停留於此似乎也不能完全說出中國社會問題的特殊性。在一個非民主社會，由於政府不是民選政府，沒有任何制度機制與法律規範能夠制約公權力。本來應該維護公民利益的公權力反而成為壓榨民眾的利益機器，本來應該站在各個社會利益群體之上調節和均衡各利益集團的政府卻成為個別的或強勢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是專制或非民主國家的共性。這種情況在今天的不少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也甚為普遍。同這些國家相比，中國的現實有什麼特殊性呢？回答是肯定的。
中國的最大特點是國家的罕有強大。改革之前的中國屬於共產極權主義是沒有爭議的。改革三十年之後，現在的中國制度是否仍屬於共產極權主義存在爭議，但是中國政府無疑是世界最強大的政府，最無制約的政府。政府對於社會的絕對優勢，對於輿論的生殺大權，對於民眾鐵腕控制，對於社會與自然資源的全面壟斷不僅是非洲、拉美的專制弱國所不可比擬的，即使是由前蘇聯蛻變而來的俄羅斯和神權政治的伊朗也是望塵莫及的。
中國是否正向極權主義回歸
中國現階段的特點還應加上近幾年少見的公權力氾濫和所謂國進民退的極權主義統治思路。中國著名社會學者孫立平教授最近提出中國是否有回歸極權主義的態勢的問題。三十年前的中國極權主義是意識形態與國家暴力相結合的極權主義社會，現今的中國意識形態光環已經褪盡，中國成為僅僅剩下國家暴力而無意識形態支撐的單腿極權國家。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對民間力量加強限制和打壓的同時，對各地訪民鎮壓、嚴堵，摧毀了帶有儒家德治特點的信訪制度。即是說，將過去極權主義極盛時期仍然運行的民怨泄洪渠道完全堵塞。
簡言之，目前中國社會官民對立激化，民走極端的現狀正是國家毫無制約和社會全面堵塞的後果。帶有悖論意味的是，這一以強力全面堵塞的政治思路的結果卻是國家暴力的失靈。暴力不僅不能阻止暴力，相反卻是在呼喚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