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中國大陸的讀者來說，1949年被紀念為解放戰爭大勝利的一年，全國上下一片熱鬧喜慶。而遙在海峽彼岸，歷史課本又將 1949年描繪成另一番景象。同一個年份，卻有兩個版本。臺灣作家龍應臺探訪大江南北、重拾舊事，以1949年為基點寫成《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記錄那些被官方歷史書籍忘卻的人和事。龍應臺本週專程來到荷蘭萊頓大學就此書發表演講。
龍應臺表示她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希望能內戰結束六十年之後對歷史作出重新的思考：內戰的意義是什麼？價值為何？犧牲的東西是什麼？
反抗
龍應臺說：「官方歷史課本是為了政權利益而編寫的。」在剪補之間，許多個人的傷痛被掩蓋。她想用此書來昭示那些悲劇和傷痛。「用‘反抗’這個詞來形容這本書顯得很貼切。」她說。
「其實我很早就想寫這個題材了。」龍應臺說，「1989年時我在德國居住，當時柏林牆倒塌，我也剛生下我的二兒子，我就開始觀察到德國和中國歷史中的相似性。兩個國家都經過了國家、人民和家庭的分離。而德國更是在那年經歷了分離後的統一。」
雖然大陸和臺灣兩地官員交流日益頻繁，但官方媒體以及在其引導下的民眾仍然存在著內戰對立心態。「這本書的出版正值中國大陸慶祝60週年國慶之前，記得當時大陸的精英媒體仍然在說 ‘1949年的今天，我們剿滅了多少多少國民黨官兵......’，一種獲勝者的沙文主義的調調。而在臺灣，49年後從大陸來的‘外省人’也一直被看作是 ‘富有的剝削者’。」龍應臺說，「我希望一種新的心態能夠出現了吧。如果兩岸民眾不能看到彼此的傷口，就算領導人再多幾次握手，兩地局勢還是不會最終穩定的。」
個人與集體的衝突
龍應臺在書中將個人的經歷描述放置在當時的歷史事件之中。一方面是集體價值附加於個人之上的不可揮去的重量，而另一方面則是個人在其中的自主抉擇。
不管當時中國抗日戰爭以及接下來的內戰輸贏為何，剖析交疊的政權，剩下的往往是政權機器中個人的抉擇與命運。而原本或許是最原始、最單純的選擇也會因為政權的改變而有強烈的效果反差。
龍應臺舉例說，臺灣於1895年至1945年受日本的殖民統治。50年、三代人的統治，足以讓民眾將殖民政府接受為現實。為了能在其中出人頭地，許多臺灣年輕人志願報名參加日軍支援團。當時僅1000名的空缺，就有6000人報名。其中許多成功入選的被派到拉包兒監獄看管中國青年戰俘。然而，當抗日戰爭勝利之時，一切被顛倒了過來。這些曾脫穎而出的臺灣看守全被認定為是戰犯，並被判處死刑。
龍應臺拒絕在書中對個人選擇做價值判斷，「在臺灣，‘公正’是被很有限、很有選擇性地界定的」。而在她看來，「人」才是價值判斷的出發點。難道因為他們「站在了另一派」就應該被唾棄、被犧牲、被殺害嗎？
她以同樣的框架來審視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內戰。內戰過程中兩黨不惜以坑矇拐騙的伎倆招兵買馬，相煎太急，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包括龍應臺的父母與哥哥)，40年不得再見。各據一方之後，臺灣當局又在島內對所謂共產黨嫌疑人及其家屬進行了白色恐怖事件；而在中國大陸也更是反右、反左、文革，鬥爭不斷，死傷無數。雙方為了各自政權的利益，個人的尊嚴不惜被隨意踐踏。
當然，縱觀世界歷史，這在許多國家都發生過。「個人太容易被當局所利用了。」她說。
「同時，我希望年輕的讀者能在社會機器中做一個會思考的螺絲釘。不要一味抱怨社會或政權將你捲入其中。你要停下來想一想你的選擇是站在歷史的哪個位置。」龍應臺說。
勢不可擋
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自去年9月份出版以來，已成為臺灣和香港的銷量冠軍。而出版一週之後，北京卻禁止關於此書的任何討論。但網路和中國的盜版卻為中國讀者另闢蹊徑。據龍應臺所說，此書單在香港機場的一家書店中銷售已達35萬本，其中大多數購書者為途經香港的中國讀者。
「我希望此書能在中國大陸出版，這樣中國的年輕讀者能夠瞭解到上一代人的悲哀與傷痛。」龍應臺說。
主持人將龍應臺介紹為「公共學者」，因為與其深埋在學府書卷之中、或直接對話政治領導人，龍應臺更願意將其經歷與見識以簡易的文字與民眾共享。在 2006年她曾就「冰點」事件發表了給胡錦濤的一封公開信，但她認為民眾其實才是最終決定社會進程的力量，因此她更喜歡以一個「講故事的人」身份來自處。
當被問及她今後的計畫時，龍應臺打趣道：「寫這本書對我自己的情感來說也十分沈重。現在我完成了，我就好好享受一番，比如來萊頓走走逛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