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9日，92歲高齡的錢穆在外雙溪素書樓家中，為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的學生講授了告別杏壇的最後一堂課。課畢，老人寄語後學，「你們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
「他的一生只做了兩件大事：育人和著書。但是無論是和育人還是著書，他所有的核心都是在宣揚、傳播中國人自己的文化。」《錢穆學術思想評傳》的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汪學群說。
從1911年18歲任教於無錫三兼小學開始，從小學教員到中學教員再到大學教授，錢穆一生中在講台上度過了75年。
曾經在北京大學唸書的朱海濤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回憶這位「並不瘦，兩頰頗豐滿，而且帶著紅潤」的先生，以高中還未畢業的學歷登上北大講壇，但卻是全校最「叫座」的老師之一。每逢他講課，即便是比普通教室大三倍的二院大禮堂，也是人滿為患。
也就是在這個講壇上，他陸續告訴學生們，「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這樣的思想和理念，幾乎與「五四」之後力倡全面西化的大環境顯得格格不入，那時候，站在北大講壇上講論這番言論的這名高中肄業生顯得很孤獨。
錢穆一再堅持認為，本民族的文化從來不存在的原罪的問題，而只有瞭解自己的文化，對自身的文化懷有應有的敬意，「其國家乃有再向前發展之希望。」
也正是帶著這樣的信念，他於1949年南下香港就任亞洲文商學院院長，旋即改建新亞書院，在這個文化孤島上，他彙集了一批有志儒學之士。也正是在這裡，他不斷地著書、寫作，聲譽日隆，被稱為最後的「國學大師」。
「他給人們留下了80多部1700多萬字的著作，涉及到思想史、文化史、歷史地理、中西文化比較等方方面面，但宣揚中國文化的中心從來沒有變。」汪學群說。
1967年，錢穆移居臺北，於是，每週末在外雙溪素書樓家中講課幾成定例，數十年不曾改變。1986年6月9日，錢穆的最後一課從下午開始，他以自己獨特的無錫官話闡述著數十年來一直講述的道理。「不要一筆抹殺、全盤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從歷史裡探求本源，要在時代的變遷中肩負起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的責任。」錢穆說。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存載體，喪失文化的民族也就失去了民族的生存的根基．所以當蒙古人征服了西夏王朝後，為了達到徹底征服的這個民族的目的，當時的窩闊台大汗下令銷毀一切與西夏有關的文化，文化銷毀的結果就是這個民族沒有了根基，這樣就徹底征服了這個民族。
只要中華民族的教育文化不中斷，那麼中華民族的崛起的希望就不會破滅！中華民族就不會亡國滅種！中華民族就永遠不會被任何列強征服！猶太人儘管離開了自己的祖國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２０００餘年，但是這個不屈的民族是靠什麼維繫的？是它的源源流長的文化和宗教．在異國他鄉能夠扎根頑強地生存下來!
要知道,一個民族要征服一個民族,或要這個民族衰敗最好的辦法是摧毀其民族自信心,消滅其文化,最好是讓其本國語言也消失,讓其自認為是劣等民族,也就是說在文化上的征服,比槍炮厲害百倍!試想中國人都不懂本國文化,鄙視中國文化,只能匍匐在外國文化的腳下,還能立於民族之林嗎?
錢穆孫中山認為傳統中國人最平等最自由
錢穆先生跟魯迅、胡適成為新文化鼎足而立三個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跟魯迅、胡適對傳統中國的看法截然對立，被稱作中國最後一個「國學大師」。
—中國社會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個平鋪的社會。封建貴族公爵伯爵之類早就廢去，官吏不能世襲，政權普遍公開，考試合條件的，誰也可以入仕途。這種平鋪的社會，也有其毛病。平鋪了就不見有力量。。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就注意節制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於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若要講平等，中國人最平等。若要講自由，中國人也最自由。孫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徹沒有了。然而正因為太過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
孫中山先生一生至少25次提到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造成「一片散沙」的原因認為是缺乏民族主義和過分的自由。對於這一點，他是不厭其煩地分析：「外國人一面既批評中國人沒有自由的知識，一面又批評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外國人的這兩種批評，在一方面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沒有團體，又在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明白自由。這兩種批評，恰恰是相反的。為什麼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說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個個有自由和人人又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擴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結合成一個堅固團體，便不能像一片散沙。所以外國人這樣批評我們的地方，就是陷於自相矛盾了。」
錢穆，江蘇無錫人。歷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江南大學等校教職。香港新亞書院創辦人。1967年在臺灣定居。著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論語新解》、《莊老通辨》、《朱子新學案》、《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等數十種。
錢穆在學問上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背道而馳，但他公正地感謝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堅人物提攜了他。顧頡剛回蘇州探親發現了錢穆的才華，推薦他到燕京大學任教，使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中學教師，一步登上了大學講臺。後來他與胡適失和，但並沒有影響胡適聘他任北大教授。魯迅的社會批判、胡適的自由思想與錢穆的嚴謹學業，是上個世紀30年代知識份子的三個主要形象，魯迅、胡適、錢穆被後人稱為「鐵三角」，構成了那個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柱樑。
錢穆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志趣唯育人和著書兩項。但無論是育人還是著書，他所有的核心都是在宣揚、傳播中國人自己的文化。他一生中在講壇上度過了75年，在92歲告別杏林的最後一堂課上，老人寄語後學：「你們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他一生給後人留下了80多部1700多萬字的著作，涉及思想史、文化史、歷史地理、中西文化比較等方方面面，但宣傳中國文化的中心從來沒有變，被稱為最後的「國學大師」。他始終堅持認為，只有瞭解自己的文化，對自身的文化懷有應有的敬意，「其國家乃有再向前發展之希望。」如果一個民族對其已往之歷史無所瞭解，那麼這個民族必然是無文化之民族，這樣的民族最終是不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對自清末以來中國社會存在著的一股全盤否定中國歷史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潮進行了批判，他指出：研究或評價中國歷史的「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他反對以西方文化為評價標準，不加分析地把中西曆史文化傳統與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進（西方）與落後（中國）的區別，從而否認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和進步。針對當時人們「率言革新」的現象，錢穆指出，「革新固當知舊」。「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勁敵也」。他提出，要認識「中國文化之優異之價值」，就必須對中國歷史文化懷有「溫情與敬意」，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不須外求，「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這些無疑都是正確和深刻的，特別是他提出的「革新固當知舊」，只有「知舊」才能更好地「革新」，因而要加強對國民進行本民族歷史教育的觀點，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如何看待中國文化與中國人？
在《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一文中錢穆指出：「本來是由中國人創造了中國文化，但也可以說中國文化創造了中國人，總之，中國文化在中國人身上。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文化，應該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人，亦就是說看中國史上歷來的人生與人物，即中國人怎樣地生活？中國人怎樣地做人？」
錢穆認為，中國文化最偉大之處就是它的一套人生哲學，既可以「兼濟天下」，又可以「獨善其身」。人生可以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是外在的，也就是人所創造的物和人所經營的事，即易經上所講的「開物成務」。沒有的物質被創造出來，就是「開物」；做一件事情做成了，就是「成務」。但這些都是人生的外在表現，是人類怎樣生存在社會乃至天地間的手段，不能把這些當作人生的理想和目的。人生在世，究竟怎樣生、怎樣做一個人？這就屬於理想和目的方面，此謂文化人生。自然人生只求生存，文化人生則在生存之上有嚮往、有標準，這就是人生的內在方面，中國人稱之為「道」。這個「道」字，就是現在人所講的文化。
由此錢穆把人類文化分為外傾性和內傾性兩類。指出，中國文化較之西方文化，似是偏重內傾方面，西方文化則偏重外傾方面。西方人看重人的外在表現，沒有注意到人本身內在的意義和價值。比如西方人講到古代文化，必提到埃及金字塔，講到現代文化，必提到太空人，這些的確都很偉大，是人類驚天動地的壯舉，可以十足地說明人類的智慧聰明及其運用物質的能力，但我們也應該進一步追問：這些偉大的壯舉於社會人生，究竟價值何在？意義何在？人生理想終究不為要送人上月球。即便把人送上了月球，依然解決不了當前世界有關人生的種種問題。而中國文化之內傾，注重的是人本身內在的價值和意義，主要是從理想上創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合於理想。這樣的人就必然具有一人格，也就是我們中國人常講的「德性」，中國傳統文化最看重這些有理想與德性的人。
錢穆用孟子書中所舉出的三聖人為例：伊尹、伯夷和柳下惠。他說，人處社會，總不外三種態度，一是積極向上的，負責任的，領導奮鬥的，如伊尹；一是什麼都不管的，與世無爭，只求一身乾淨的，如伯夷；一是既不一味向前，也不退避三舍，而是一味隨和，但在隨和中不失卻自己的，如柳下惠。這三個人都稱得上是聖人，而孔子能合此三德，隨時隨宜而活用，故孔子被獨尊為大聖，為百世師。錢穆說，人之處世，大體就這三條路，走此三條路都可以成為聖人，為仁者。這三種人不一定都是歷史舞台上的人物，但從文化傳統來講，各有他們不可磨滅的意義和價值。「不是說人不應該有表現，人是應該有所表現的；但人的意義和價值，卻不盡在外面表現上，倘使他沒有表現，也仍會不失其意義與價值之所在。那些無表現的人，若說他們有表現，則也只表現在他們內在的心情與德性上。」這便是中國人的人生觀和文化精神。
錢穆說，今天的中國人一心都想去美國，若我們能懂得中國文化傳統，則多有幾個中國人去美國豈不好？所惜的，只是目前的中國人一到美國便不再想做中國人了；或者他沒有去美國，早已存心不想做中國人了。好像做一個中國人，無價值意義可言。這種想法，無非是從外麵條件做衡量。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下，任何人在任何環境、任何條件下，都可堂堂正正做個人，本無中國美國之分別，而且做人可以每天進步。若一個人能生活得每天有進步，豈不是一個最快樂的人生嗎？在當下、在此刻便可做一個完人，就可以完成此生的最高理想、最完美的人格，而不必等到以後，等到升天國，這樣的人生豈不是最標準、最理想、最有意義、最有價值嗎？
中國的這套日新其德的人生哲學，可以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而在當下有其無上的鼓勵和滿足。不論我們要做的大事或小事，乃至處在任何社會，在任何環境與條件之下，這套哲學都不會給我們以妨礙，而只給我們以成功。縱使我們信仰了任何宗教，亦不會與此有衝突。它是一個最真實最積極的人生哲理，而且簡單明白，人人可以瞭解，可以踐行。錢穆不無遺憾地說，可惜，我們這一套哲學，西洋人不講，所以我們也不自信，不肯講。但西方人的貢獻，究竟是在向外方面多了些，開物成務是向外的，他們的宗教法律文藝哲學等成就，主要精神是向外的。正因為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遇阻礙挫折便會感到無法；中國人注重向內看，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理想中之每個人，可以不問外在環境和他所遭遇的社會條件，他都能無往而不自得。即便天下黑暗，光明不再，但還是一樣有完人。就憑這一點，中國文化能維持到今天，中華民族能維持到今天。因此，今天我們要提倡中國文化，應該從這個方面來下功夫，各自努力學做人，做一個合格的中國人，理想的中國人。錢穆深信，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族與中國歷史，可以在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維持。我們中華民族可以自救，可以救別人，可以救國家與民族，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永遠光耀天地。
費孝通最早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湯一介對此極為讚賞，他認為，中華民族正處在一個偉大的民族復興階段，因此我們必須給中國傳統文化一個恰當的定位，認真反思我們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認真發掘我們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其中最重要的是看看我們的文化中能否為解決當今人類社會存在的最重大問題提供有積極意義的資源，以促進人類社會健康合理地發展。在這種意義上重溫錢穆對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論述，是否對我們有所啟示？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1952）
清代政治，和中國傳統政治不同，因它背後有一批特別擁護皇帝的，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滿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國元首，他該獲到全國民眾之擁護，不該在全國民眾裡另有一批專門擁護此政權的。這樣的政權，便是私政權，基礎便不穩固。
清代政權，始終要袒護滿洲人，須滿洲人在後擁護，才能控制牢固，這便是這一政權之私心。在這種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種法術。所以我們說，清代政治，制度的意義少，而法術的意義多。
在這種私制度之下，最壞的還是他們自己心虛，要替自己留一個退步。這個退步，就留在關東三省。清政府把關東三省劃成禁地，不許中國人出關。
我們已講過：滿洲人是吉林長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個小部族，滿洲並不就是東三省。遼河東西兩岸，秦以前就是中國的土地。戰國時代屬於燕。秦始皇筑萬里長城，東邊直到大同江。無論如何，清代奉天一省，兩千年前，早就是中國的。兩千年來，也一向是中國的。
清代把它劃出去，做他們的禁地，不許中國人出關。直到光緒末年，河北、山東人才可以出關開墾。當時的臺灣，也劃為禁地。因為臺灣由鄭成功經營以後，還不斷有人造反，因此不許福建人私渡。這是為了管理不易，和關東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以上兩個禁地外，第三個禁地是今天的察哈爾和綏遠。這也是中國地方，清朝又把它劃成為禁地，不許添住一戶家，也不許多墾一畝地。
因為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們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漢人隔開，不使相接觸。這也到了光緒末年才開禁。
第四個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開闢，他們要留作滿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滿洲人能到那裡去，故不許中國人前往。
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亂以後，禁令始弛，漢人才能隨便去新疆。因於滿洲人這些私心的法術，在中國境內無端劃出許多處禁地，形成許多特殊區域。
所以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則開發的特別遲。而中國人也認為所謂中國者，則只是當時的本部十八省。其實就傳統歷史範圍言，則全不是這回事。
滿洲軍隊稱八旗兵，為國家武力主幹，全國各軍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駐防。下面的綠營，說是中國軍隊，實際上率領綠營的將領還都是滿洲人。
這兩種軍隊，餉給是顯分高下的。各省總督、巡撫，差不多在原則上也只用滿洲人。
中國人做到總督、巡撫封疆大吏的，雖也有，卻不多。
至於中國人帶滿洲兵做大將軍的，二百多年間，只有一個岳鐘麟。
到了太平天國之役，滿洲人自己實在沒辦法，曾左胡李，替滿洲人再造中興，從此封疆大吏，才始大部分轉到中國人手裡。
然而甲午戰爭失敗前後，封疆大吏，又都啟用滿洲人，中國人又轉居少數了。
這可以說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種軍事統制，而這種軍事統制，又完全是一種部族統制，因為兵權是該完全歸於這個部族的。
清代政府發布最高命令的手續，又是非常不合理……這不是全國政治，都變成秘密不再公開了！秘密政治這當然只能說是一種法術，而不能說是一種制度呀！
清朝從前做皇帝，外面送給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來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為政治該公開，而六部尚書是全國的行政首長呀。
這在明代還是如此的。
那時大官的任用還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則只經過吏部。
事關教育，則一定要經禮部的。
不能說皇帝私下決定了，不再給政府行政長官預聞就可辦。
這絕不能說是一種制度，也不能說它是習慣法，只該說它是法術。
為什麼？因為這是純粹出之於私心的。而私心則絕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這一點看來，清代比明代更獨裁。
明代還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來當宰相。宰相廢了，而宰相的職權則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錯了，須負責。皇帝做錯了，可以不負責。除此一分別以外，明代制度還是和過去大體相似的。
清代就更超越了這限度。我們曾講過，唐宋諸代的詔敕，宰相一定要蓋章，沒有宰相的章，就不成為詔書。
為什麼皇帝下詔書一定要宰相蓋章呢？這就是一種制度了。為什麼皇帝的詔書不能給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這就是一種法術了。
這裡的分別很簡單，換句話說：一個是公的，有理由的，一個是私的，沒有理由的。清代那種私心的政治，又怎樣能做得下去呢？這就因為皇帝背後有全部滿洲人撐腰。
一個皇帝要獨裁，他背後定要有一部分人強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獨裁。
中國歷史從秦以後，歷代皇帝的背後就沒有這樣一個固定的力量。
若說皇帝利用讀書人，讀書人在擁護皇帝，可是讀書人擁護皇帝比較是公的。因為讀書人不是皇帝的私勢力。而且讀書人也不是一個固定的集團。
中國歷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滿洲人幫忙。
其他各代，大體說，是全國的讀書人——有全國民眾中間受過教育經過考試的人來幫政府忙，這不能說是不公道。有人認為這便是「封建社會」了，這真是胡說。讀書人不就是封建。反過來說，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讀書人，也並不是私心。並不如元清兩代，存心扶護蒙古人和滿洲人。這種政治當然是私心的。
因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現都不成為制度，而只是法術。
清代的六部尚書，也沿襲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書的權相當大，尤其是吏兵兩部。全國用人調兵，都歸這兩部管。皇帝上諭下頒，要經六部，全國事情上去，也要經六部，兵部尚書還有權下命令給督撫。
清代的六部，權就小得多。六部尚書已經不能對下直接發命令，六部尚書已經不成其為行政之首長。更不同的是六部尚書侍郎對皇帝皆得單獨上奏這一點。
照理講，兵部尚書對於全國一切軍事，他該負責計畫，軍隊他可以下令調動，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權該由首長負責。現在兵部尚書也只能對皇帝上一個條陳而止，而且尚書可以單獨上奏，侍郎也可以單獨上奏，這樣一來，尚書就管不著侍郎。
從前的六部，每部一尚書，一侍郎，本來是正副長官。清代則要滿漢分開，有一個中國尚書，一定還要有一個滿洲尚書。有兩個中國侍郎，一定還要有兩個滿洲侍郎。於是一部就有了六個長官，六部長官就有三十六個。每個人都可以單獨向皇帝講話，一部之中，中國尚書不曉得滿洲尚書講些什麼話，還有四個副的，也是誰也不知道誰在扯了誰的腿。皇帝寄信上諭頒給某一人，裡面講些什麼事，又是誰也不知道。
請問尚書六部，還能做些什麼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國事情當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還有一批給事中，雖是小官，皇帝下來的公事，他們還可表示反對的意見。他們這些反對，表面上縱使不是在反對皇帝的上諭而是在反對六部長官。可是上諭一定要到六部，猶如唐代發命令的是宰相，給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對宰相，不在反對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發，可是皇帝上諭，送尚書六部，六部就各有給事中，他們要反對，實際上也就等於在反對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國，內部流寇張獻忠、李自成猖獗作亂，外面滿洲人要打進關來，皇帝主張先平流寇再打滿洲人，此即所謂先安內，後攘外。這本也不錯。商之兵部，兵部尚書也無異議。但被給事中們知道了，他們群起反對，皇帝無奈何，把兵部尚書撤了。有人說，明代亡國救亡在這些處。政策總難貫徹，發言盈庭，如何叫國家渡過這危險。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許多事也很少沒人反對的。大總統或內閣總理，幸有政黨大部分人在背後擁護，然而有許多事也還行不下。
中國以前沒有政黨，政事一切公開，大家可以發言。臨到國家危機之際，外交問題，軍事問題，有時絕對需秘密，甚至有時也需要獨裁。近代也有人感覺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時實在是緩不濟急，為吉林頭，不免要吃虧。
但就常數平均，秘密政治，獨裁政治，總是利不敵害。民主政治，公開政治，總是害不勝利。
中國傳統政治，若說憑技術，也已有兩千年的經驗，但有它可寶貴的地方。最可寶貴處，就是在公開。一切事情都是公開的。
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憑制度出之。要不公開也不可能。
可清代皇帝下來的上諭不必經六部，六部不能徑下命令到全國，尚書、侍郎都可單獨上奏，又沒有給事中封駁權，給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經臺諫合一，失其本職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個機關代表一整體。譬如兵部，應該由兵部尚書代表負責，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當然只是輔佐正主官，不能說兵部尚書這樣講，兵部侍郎又那樣講，變成只有個人而沒有了機關。譬如財政部長代表著財政部，財政部次長對於財政上的意見當然要向部長貢獻，不該直接向行政院長申述。這道理很簡單。所以說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術，不能說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書、侍郎都可單獨向皇帝講話，上面已說過。然而除此以外，不論什麼人，又都不許向皇帝講話。翰林院是一個很負清望的機關，翰林院有編修、檢討等員，照理是清望之官，雖無政治實權，而地位則很高，向來他們是可以向政府講話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專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總督、巡撫、藩臺（布政使）、臬臺（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講話，道及以下的府、縣，都不能專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來，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講話，這相差就太遠了。
清代這些規定，若說是制度，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過問政治。
試問除了私心外，還有什麼是這項制度的含義呢？
而且清制又不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廷在每個明倫堂裡都置有一塊石碑，這塊碑不是豎栽而是橫躺的，故叫做臥碑。臥碑上鐫有幾條禁令。
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這三條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謂三大自由了。
東西雙方的現代史，在這上，有一個恰正相反的對比。
講起來，真值得我們內心的慚愧。臥碑立於順治五年。有名的金聖嘆，就為犯了臥碑禁令而殺頭了。
因為當時考試官貪污，一些生員跑到明倫堂向孔子靈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結社的禁令。
我們從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別獎勵大家發言，公開發言的。
也不僅明制如是，歷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許人講話。
這成什麼制度呢？這只是滿洲部族政權便利他們統治中國的一些無理的法術。
中國歷史上官吏任用，向來都歸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權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開名字給宰相，由上面來決定。
明朝廢了宰相，大臣改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議決定。但吏部尚書的意見，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則權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簡，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麼廷推了。
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簡任，還歸吏部銓敘，這還算是中國歷史上直傳下來的一種法規，清代皇帝也沒有廢得了。
但由吏部銓敘分發的人，清代必須有引見，必待皇帝見了面以後，才得正式去上任。這無非表示全國用人之權，都在皇帝受理。
照清代，任何樣的小官，皇帝都引見。這不是皇帝看重這些官，卻是清朝皇帝拿這項制度來教訓中國人，告訴社會上：這是皇帝的權。
你不見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這當然也只能說它是法術，而不是制度。
因為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術。
法術是專講手段，不論意義的。若說法術有意義，則只是些私意義。
再說到清代的考試制度。若說考試制度是一種愚民政策，清代是當之無愧的。
現在再說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傳統，雖說是一種士人政權，也不能無變態。在中國整部歷史中，除士人政權外，常有一種特殊的政權，我此刻則稱之為部族政權。所謂部族政權者，便是把政權掌握在某一個部族的手裡，這便是中國歷史上的異族政權了。譬如蒙古人滿洲人跑進中國，也不是元清兩代每一個皇帝個人能掌握整個政權的。在此兩代，其政權之後面，有蒙古滿洲全體部族在擁護此政權。於是蒙古人滿洲人便是此一政權中之特殊階級或特殊分子了。此種政權，我們則稱之為部族政權。不論蒙古也好，滿洲也好。他們都想拿一個部族來控制政府，掌握政權。這種政權，當然是私心的，所以這一種政權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種法術，一種控制此政權之手段。若說從來中國的讀書人便全懷私心，要由他們來控制整個國家，這些話便無根據。因為讀書人在社會上並不是一個顯然的集團，像滿洲人蒙古人般。毋寧可說是在政治制度下來獎勵讀書人，扶植讀書人，而非社會上有一種特定的讀書人來攘竊政權而存心把持它。只從東漢末年起，讀書人形成門第，此後魏晉南北朝，我們也可說這時期是一種門第政權，當時的政權差不多全操在大門第手裡。
但在當時，實也沒有特許門第來控制政權的制度。在當時制度上，則仍只是要把政權托付給讀書人。但在社會情勢下，則讀書人全出於門第，因此門第在政治上便佔了權。此乃一種社會趨勢，政治積習，而當時制度卻也沒有特地用心用力來矯正它，如此而已。一到唐代，公開考試，把政權再開放，於是門第推翻，仍回覆到士人政權的舊傳統。今天我們則要講全民政權，國家主權應在全體民眾，這也可說是我們的理想。但若要真待全體民眾集合起來掌握政權，這事還是不可能。這裡面仍不免或以資產階級為中心，或以知識份子為中心，或再有別的新方法，來代表著全民。如共產黨主張有無產階級專政，即其中之一例。若真要由全體民眾來掌握政權，這僅是一理論。今天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權，說他們是代表全民的，則中國歷史上的讀書人，也何嘗不可說是代表著全民。讀聖賢書，講修齊治平之道，由國家加以考試，量才錄用，此輩讀書人的意見，就可以代表全民，這是中國的理論。此刻西方則必待大家選舉，中國人則用一種公開的考試制度，這是方法的不同。雙方的理想，何嘗不同在想法挑選出可以代表全體民眾的人來組織政府掌握政權呢？若照此說法，則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早就開放了，所以中國人一向便不討論政府主權該何屬。西方政府的開放政權來得遲，因此他們老是在爭執政權該不在你們而該在我們，該不在皇室而該在民眾，這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權論之所由來。中國歷史裡的傳統政權，據我上面歷次所講，早已不在皇帝了。皇帝個人，並不能掌握政權，僅至明代廢了宰相以後，皇帝在政府的權是特別的重了。但也並不是在當時政治制度立，把整個主權交付給皇帝，皇帝也並不能說國家屬於我。中國皇帝向來沒有講過「朕即國家」這句話，即是明清兩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講。單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變，不是理論上的翻新。只有部族政權，才始是把另一批人來代替讀書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與清代的滿洲人，他們才是是當時政權的實際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則單說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權，仍然說政權該交付與讀書人。這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滿洲人也瞭解，並不曾正式反對這理論。他們只在此理論之下，另用一種法術，把滿洲部族來凌駕中國讀書人。若說他們是專制，則該是部族專制，而仍非皇帝專制。我們明白得這一點，才可來講清代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