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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民網原文鏈接 2007年06月08日11:29 來源：人民網《讀書》頻道
中共中央之所以會在中東路事件（註：蘇聯侵我中國東北） 上採取「擁護蘇聯」的態度，根本上在於當時共產黨人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觀念。這就是，堅信當今的世界是以階級來劃分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無產階級唯一的祖國，因而也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大本營。換言之，各國共產黨的存在，是與蘇聯的存在密切相關的。保衛蘇聯，也就是保衛中國革命。
由此可知，這個時期的蘇聯，不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且也是各國共產黨革命的楷模。不僅黨要按照聯共（布）黨的形式來組織，就連各國革命也要按照俄國革命的形式，稱之為蘇維埃革命。
中共打出「蘇維埃」革命的旗號，是在1927年9月中旬。當時，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國際代表起草了一個《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宣布國民黨的旗幟（註：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徵」了，共產黨現在不僅必須「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369－370頁。
「蘇維埃」，是一個純粹俄國的名詞，意思是「工農會議」（註：我們中國自古是沒有的）它之成為特有名詞，是因為俄國1905年革命時出現過一種由罷工工人作為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的代表會議，被簡稱為「蘇維埃」。由於它具有工人起義機關和工人自治政府的雙重性質，很適合於共產黨人用來領導工人對政府的鬥爭，因此在1917年新的革命高潮出現時，再度出現並成為與上層立憲議會，乃至於和政府相抗衡一種革命鬥爭機關。最終，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利用它領導了反政府的暴動，並在革命勝利後用它作為政府最高權力機關的代名詞，以便於貫徹階級專政的意圖。
把蘇維埃這一革命形式具體應用到中國革命當中來，最早是在廣東的海陸豐。由彭湃所領導的海陸豐農民起義勝利後，即曾一度將那裡的政權以蘇維埃來相稱。但是，這顯然是和共產國際代表所起草的那個決議所要求的不相一致。因為，決議中明確規定：「當（廣州、長沙）這些中心地點﹝還﹞沒有被革命暴動佔據以前，在小縣城裡面要堅決地拒絕組織蘇維埃」，以免失掉蘇維埃政權所應具有無產階級領導的「真意」。《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371頁。因此，真正讓共產黨人相信中國的蘇維埃革命階段已經到來的，是廣州暴動。正是在廣州起義的第二天，即12月12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了。連政府組織形成也是完全按照蘇聯的模式組成的，如蘇兆征為政府主席（因人未到，由張太雷代理），葉挺為工農紅軍總司令，黃平為人民內務、外交委員，楊殷為人民肅清反革命委員，周文雍為人民勞動委員，彭湃為人民土地委員，陳郁為人民司法委員，何來為人民經濟委員，張太雷為人民海陸軍委員，等。
廣州暴動的迅速失敗，使中共計畫在中心城市中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嘗試轉瞬即逝。再度奪取中心城市已在兩年半之後，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乘著湖南軍閥何健率部參與中原大戰之機，佔領了長沙城，並且再度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但是，這次的佔領，也僅僅維持了將近兩天就被迫撤出了，新的蘇維埃政府自然也不復存在了。
實際上，把自己建立的革命政權稱之為「蘇維埃」，這個時候在中共的農村根據地已經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了。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始終堅持把蘇維埃與中心城市及其產業工人階級相聯繫，不肯把這種自發地建立在農村中的蘇維埃作為真正意義上的蘇維埃，因此，各個根據地遲遲未能形成一個統一的蘇維埃政權機關。還在1930年初，鑒於各地農村蘇維埃的存在已經成為事實，遠東局根據共產國際的要求，就已經提出要召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問題。而中共中央對此卻不予重視。在2月發出的召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通告當中，它特別在「蘇維埃」三個字的後面加上了「區域」兩個字，以強調這些代表只是代表那些有著蘇維埃形式的根據地。遠東局對此提出異議後，中共中央才一度加以修正，改稱為「中華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卻還是特意加上了「準備委員會」的字樣，以示這一會議並沒有選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全國蘇維埃政權的資格。而當5月19日這次會議於上海秘密召開時，中共中央因為擔心「準備委員會」仍會引起與會者的歧義，故還是改回叫「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對此，遠東局尖銳地提出了批評。但中共中央負責人之一的李立三堅定地認為：蘇維埃必須建立在對全國有很大意義的區域裡，至少也要建立在諸如湖北沙市、宜昌那樣大小的重要城市之中，而不能建立在農村裡面。
7月10日，共產國際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明確的指示，提出不僅要把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列為目前黨的頭等重要的任務，而且這個蘇維埃中央政府還應當直接建立在蘇區裡面。但是，共產國際此舉，只是加速了以向忠發和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大規模暴動，以奪取中心城市的時間表而已。直到莫斯科直接出面干預中共中央的這種盲動計畫，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沒有取得多少進展。
10月間，共產國際最終對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特點做出了不同於中共中央所理解的一種全新的解釋。按照共產國際的新說法，中國革命雖然也不出蘇維埃革命的範疇，但其具體形式將區別於俄國革命，即它將不是像俄國革命那樣，靠奪取一兩個中心城市來取得全國政權。中國革命必須走一條相反的道路，即「必須在暫時還不是蘇區的地方，發展農民運動，發展游擊戰爭，用農民風潮底鐵圍來包圍當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軍閥軍隊裡組織我們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強我們在這些軍隊裡的工作。（註：原來「農村包圍城市也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發明，而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就是說，瓦解國民黨的政權，到處動搖國民黨的政權。只有這樣，才可以準備大工業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才可以準備由武裝起義工人和紅軍來佔領這些城市」。《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的信》，1930年10月，並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652頁。
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根本上扭轉了中共中央以往對蘇維埃革命中工人階級成分和中心城市作用的那種迷信態度。在進一步通過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把更加熟悉也更加服從莫斯科的指示的留蘇學生推上領導崗位之後，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很快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從1931年2月起，超過60%的幹部和工人骨幹被分派到各個農村根據地去了，蘇區和紅軍的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加強。
這一年的11月7日（註：蘇聯的國慶節），作為全國統一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蘇區的首府瑞金正式宣告成立。毛澤東被任命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王稼祥為外交人民委員，鄧子恢為財政人民委員，項英為勞動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周以粟為內務人民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查人民委員和最高法院院長，張國燾為司法人民委員，鄧發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以蘇維埃為特徵的這樣一種政權形式和國家形式，由此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持續了幾年的時間。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固然旨在取代中華民國，並以中華民國的領土為領土的，但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能夠存在，畢竟也還是要以佔據一定的區域為前提的。（註：要取代中華民國這一點就明白顯示了中共就是孫中山先生徹頭徹尾的背叛者！取代中華民國之前，中共就是製造了「兩個中國」）然而，這種情況卻不免給原本就處於國民黨軍事圍剿的困境中的蘇區根據地和紅軍，帶來了不小的困擾。這是因為，共產黨農村根據地的建立和紅軍能夠在華中、華南幾省交界處存在，根本上是由於中國地域廣闊，經濟、政治發展極不平衡，遠離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偏遠農村和山區，不僅交通阻隔，而且始終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狀態，便於造成武裝割據的局面。再加上民國以來，中國長期處於各省軍閥分別割據一方的分裂狀態，各自著力於鞏固所佔地區的城市和交通要道，難以把其統治伸入到偏遠的幾省交界處，這更使紅軍在幾省交界處建立根據地成為可能。
當然，由於紅軍及其根據地所在區域，仍屬中國心臟地區，對國民黨的統治和整個國家交通大動脈及主要中心城市均有嚴重威脅。而且紅軍出於政治的目的和生存發展的需要，也必然要不斷地向外擴張，因此中央政府一旦獲得機會，還是會組織中央軍連同地方軍閥勢力一併出兵清剿。好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沒有建立之前，紅軍始終以保存實力為原則，戰術靈活，一向堅持「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作戰方針，從來不固守一地，因此國民政府連續三次圍剿都毫無收穫，甚至被紅軍吸引到根據地的山林之中，分割包圍，大敗而歸。但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之後，所謂蘇區、根據地等等，不可避免地成了蘇維埃共和國存在的一種象徵和證明。這樣一來，中共中央就再難簡單地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待攻守問題了。尤其是中央紅軍和中央根據地，自然而然地失去了靈活和流動的可能性，而被一種政治的和地理的觀念牢牢地束縛起來了。儘管在應對第四次圍剿時，中央紅軍還是取得了作戰的勝利。但除了中央蘇區以外，中共在南方的其它根據地，特別是規模與中央根據地相當的鄂豫皖根據地，均已不復存在了。這也就是說，中央根據地已經被徹底地孤立起來。
就在中央蘇區處於嚴重危機的關頭，莫斯科向中共派出了它的軍事顧問弗雷德。由於這位軍事顧問是一位蘇聯將軍，萬一被捕可能引起嚴重外交糾紛，因此，他只能留在上海外國租界裡遙控指揮，而另外派遣了一位在蘇聯軍校學習過的年輕的德國人奧托·布萊恩，化名李德，秘密潛入中央蘇區，協助弗雷德指揮中央紅軍的作戰行動。
嚴格地說，莫斯科對中國紅軍的軍事行動尚沒有受到太多政治的觀念束縛。他們在1933年初談論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的時候，特別告誡中共中央稱：「不要過分估計你們在最近戰略上的成功」，「我們還不能十分有力的進攻駐紮的敵人」，因此，必須「注意保持紅軍的機動靈活，不能不惜重大犧牲地讓紅軍固守領土，應該事先考慮可能的退卻路線，並作好準備」，「要避免與敵人的大部隊發生不利的衝突，採取誘敵深入，分散敵人，使敵人士氣沮喪，精疲力竭的策略，充分運用游擊戰爭的方式」。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們並且不反對象鄂豫皖紅軍那樣，放棄原有的根據地，主動轉入四川等地。他們（蘇聯）甚至表示：「擴大四川、陝南以及可能發展到新疆的蘇維埃根據地的工作意義重大。」（註：原來「長征」的路線是蘇聯事前為中共計畫好了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就軍事問題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3月28日﹔《蘇區中央局轉中央對軍事計畫與任務的指示》，1933年4月14 日。
但是，莫斯科的軍事指揮原則並不能完全變成蘇聯軍事顧問和這個時候的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的軍事指導思想。李德來到中央蘇區後最主要的努力，就是把他在蘇聯軍校裡學來的正規化思想貫徹到他的工作中來了。這種正規化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與紅軍歷來所習慣的游擊戰觀念形成了衝突，特別是對紅軍傳統的作戰思維和作戰方式造成了衝擊。當1934年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發動之後，強調正規化的李德也自然而然地試圖用紅軍的正規戰來對付國民黨軍的正規戰。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採取了與前不同的節節抵抗，不讓寸土的方針，準備與國民黨政權決一死戰。恰好國民黨軍也吸取了過去與紅軍作戰的教訓，注意齊頭併進，部隊之間相互協同與保護，並且採取了碉堡政策，步步為營。如此一來，紅軍作戰不僅喪失了機動靈活的特點，而且在其並不擅長的陣地戰中，大量損耗了武器和人員。
還在1934年春天，眼看軍事形勢變得對孤懸在南方的中央蘇區十分不利，莫斯科就已經指示中共臨時中央考慮及時轉移的問題了。進入到這一年的7月，中央蘇區已經縮小到只有7個縣的範圍，形勢極端危險，紅軍已經無法繼續就地堅持下去了。弗雷德（蘇聯派駐中共的軍事顧問）先是命令紅七軍團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向東經福州北上贛東北，會合紅十軍組成十軍團，挺進浙皖贛邊界，開闢蘇區，試圖以此調動國民黨圍剿軍，以減緩中央蘇區所受到的壓力。（註：原來「北上抗日」也是蘇聯的命令，抗日是假，逃跑和發展是真）而後，又命令湘贛根據地的紅六軍團向西突圍，在湘南地區建立根據地或游擊區，試圖以此來為中央紅軍向西突圍並接通川陝根據地創造條件。為確保數萬紅軍和中央機關突圍成功，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嚴密封鎖消息，一面仍舊擺出一副死拼到底的架勢，一面秘密進行各項準備。
1934年10月中旬的一個普通的夜晚，8萬多紅軍和蘇區黨政工作人員，從瑞金及其附近村鎮湧了出來，極其秘密地先向南再向西離開了中央蘇區。隨著這些曾經掌握著數百萬人命運的政治家們，和挑在擔子上、馱在馬背上的政府、銀行、醫院、印廠等漸漸遠去，這個完全按照蘇聯的政權形式創立起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從中國的地圖上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