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如果在30年前，可以用「改革開放」四字概括的話，在30年後，則已經成為一套複雜而特殊的政策體制。
伴隨4月「國十條」對房地產開刀，房市無明顯震盪而股市已深跌逾20%，於是，「房地產綁架中國論」四起。國家發改委則出面表示，綁架論並無依據。
腫瘤致命嗎？不同醫療體系的診斷分歧司空見慣，但值得共同關心的是，病因何在？是生活習慣不良、家族遺傳，還是環境惡化呢？
中國經濟罹患地產巨人症，內需侏儒症，看似矛盾，病因其實一脈相承。正如不同經緯的人類膚色各異，但正常的身體比例大致相若。中國特色卻不僅膚色異於西方，身體比例也日漸呈現出個性鮮明的「大腦袋」。
中國人喜歡說頭大聰明，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大腦袋體現出了高效的決策力和強大的資源調動力，但也日益成為中國經濟肌體的內循環失衡的「症狀」：當養分過度向頭部集中，四肢很難不瘦削，也不得警惕脖頸的承受力。
由於扮演著重要的營養輸送器，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政績憂戚相關，中國房地產的發展一直獲得了強有力的權力背書。而在中國力保經濟高增長、快速推進城市化，投資渠道有限，持續擴張信貸、加大投資的大背景下，房地產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脊柱行業和主要投資領域，一直矗立於頭頂之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它為大頭催長，但也被大頭越頂越高，正日益成為體制「大頭症」上的壘卵。而內需過於瘦削的身軀，始終難以伸展拳腳。
大頭上的地產
房地產問題是中國特色養分循環體制內在問題的典型代表，但非特例。從財稅到投融資體制，「大頭症」背後的病因都一脈相承。
稅收的意義是轉移支付以滿足社會的公共需求，政府用不了太多錢就不應該徵收太多稅，而正如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叢亞平和李長久的5月21日發表的署名文章《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帶來經濟社會風險》指出的，目前中國各級政府竟存下了大筆存款，成為食利者；同時地方政府還通過扮演「賣地商」角色，聚集了大量賣地款，且屬於缺乏監管的賬外資金。
央行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政府存款」項目下的資金額從1999年的1785億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億元，猛增了9.5倍！20年來在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佔份額越來越萎縮的同時，政府儲蓄率卻在節節攀升，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0.95%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佔到了國民收入的30%。
與此同時，正如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的，金融海嘯後雖然各國都擴張信貸，但中國的銀行信貸擴張，大部分都投向了房地產、國企以及地方政府。另外一部分能貸到款的恰好是富裕階層和「成功人士」，普通百姓很難從銀行融資。利息收入與實際通脹率相比是負利率，至少要負5個百分點，這等於向存款的老百姓徵收家庭儲蓄稅，或者說窮人貼補富人、貸款者。而受制於教育、醫療和養老考量，存款的恰恰是窮人，甚至是連首付都付不起的窮人，才是存款的主力軍，無意間銀行就扮演了「殺貧濟富」的角色。
文章尖銳指出：中國財富分配日益表現四大失衡：政府積累財富的比重越來越大，而個人收入佔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而工農大眾收入偏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農民消費嚴重不足；權力資本的暴利在擴大，而中小企業普通民眾的盈利空間被擠壓。
對於四萬億投資，社科院近期調查顯示，2009年上半年，佔全國企業總數1%的國企獲得全國借貸的91.2%，而民營企業僅獲得8.2%。計畫可能令更多資源流入強勢企業和部門，對中小企業形成進一步的擠壓。
強弱貧富的差距都是相對項，當強者更強，本身就意味著弱者的差距更大，而如果不從體制政策上扭轉，懸殊程度只可能加深。
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係數0.4是警戒線，一旦超過，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於少數人，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而中國基尼係數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兩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0.5，這是十分嚴重的信號。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在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房地產「市場化」孤獨的消費者
中國「房地產市場化」推行至今逾十年，成為造富機器，但「市場化」真正的消費者只有一個社群：普通民眾。
1998年房改後，市場化取代福利分房，因此福利房被明令禁止，但事實上中國公務員系統內的變相福利分房從未停止過,並且自成體系。
至今，這種中國特色和「公共權力」掛鉤的「福利」房的變種很多，數量自然缺乏官方統計。但依照北京市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志強的分析，「以北京市2005年到2009年公開的土地供應量計算，其中70%以上用於建經濟適用住房和其他政策性住房，而期間面向社會供應的經濟適用房全部數量加起來僅佔7%左右」。換言之，另外63%以上的供給住宅用地被國家公務員、壟斷企業幾部分北京市公務員「挪用」。
而各地變相的公務員福利房無論是「經濟適用房」變「官員適用房」還是其他種類，都常常進入百姓視線。這中間的價差到底有多大呢？中國證券報4月28日針對小產權房的報導曾舉例，公安部某員入職兩年即在北京廣渠門內分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每平米約4500元，與周邊逾35000元/平方米的商品房價形成鮮明對照，也就是說僅為市場價的1/9。此類例子俯拾皆是。
於是在中國房地產「市場」，權力階層居於「福利房」世外桃源；富裕階層的生財機器，撬動資金槓桿的成功人士的投資樂土；只有第三類城市平民，孤獨的面對無法負擔的高房價。
這一「市場」結構造成的後果是：房地產繁榮期，平民的財富遭到掠奪；房地產一旦下滑，城市平民又首當其衝受害。有高價差籬笆保護的權力自留地無虞，財雄勢厚者不足深憂。
美國內需堪當經濟主引擎，是因為藏富於民。中國啟動內需治理房患，恐怕需從根源入手，從財稅、到投資研究如何還富於民，正如叢亞平和李長久研究員提到的，中國是時候轉「投資財政政策」到「公共財政政策」，是時候下更大力氣，讓頭適當小，而身子真正胖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