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第二章 勤儉人家
七
祖父的大名叫呂吉，最先給他起的名字是鏶。因為這個字通常難以看到，一般字典裡也沒有，筆畫又多，慢慢地人們就寫成了吉祥的「吉」，筆畫少，更方便一些。當然，他從來不理會這些，從小沒念過一天書，屬於徹頭徹尾的文盲，根本不會寫字，他的名字任憑別人去寫，只要叫准音就行。按他自己的說法，出生在光緒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零零年。從小體格健壯，七八歲就成了家裡的得力幫手，放牛、拉動軲轆、打坷垃、割草，甚至鋤地，凡是孩子們能幹的活，樣樣能行，比一般人家的孩子都要出色得多，因為他很有蠻力又不怕吃苦，自然成了家裡的後備勞力。十歲以後，便開始參加大田裡的鋤地和收割等勞作。
我家的祖上，屬於世代農耕人家，從沒有出過讀書人。祖父的十幾個同輩兄弟，個個都是文盲，他的同胞哥哥雖然識幾個字，也僅僅是會寫自己的名字或簡單地記些賬目。從曾祖父起，便一門心思用在農活上，吃飽穿暖是他們奮鬥的終極目標。
十五歲時，爺爺已經長的成年人那麼高，粗胳膊壯腿的，成為莊稼地裡的一把好手。二十一歲那年，和奶奶結了婚，次年生下我的父親，隨後兄弟倆分了家，他分得一頭牛和三十多畝土地。中國農民所謂的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的日子，對於世世代代的小農有著多麼大的誘惑力和滿足感啊！可爺爺並不滿足於現狀，他曾有過一個雄心勃勃的發家計畫。我們家鄉，從清朝後期到民國初年，和南方、沿海地區相比，相對處於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裡，太平軍沒有打到這裡，捻軍也未曾涉足此地，義和團、八國聯軍，都沒能觸及到這塊多災多難的古戰場，這一切，無疑給當地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會，老一輩的人常說，清末民初，是人們生活得最好時期，儘管當時全國大多數地方已處於風雨飄搖，動盪不安之中。
爺爺的發家本領主要是勤勞辛苦。自我記事以來，他從來沒有午休過，吃飯很少坐著，總是站在炕沿邊，匆匆扒拉完碗裡的飯就走了。就拿鋤穀子來說，在當地連鋤帶間苗，每人一天鋤一畝多一點，他卻要鋤到二畝半，靠的是什麼？還不是早出晚歸！每年早早鋤完自己地裡的莊稼，又出去攬工，給別人家鋤，掙幾個現錢然後攢起來。到了冬天，大多數人呆在家裡不出門，他卻早早起來，挎著籮筐，提著糞叉，急匆匆走在鄉間的土路上，忙著拾糞。他常說：「莊戶莊戶，糞土糞土。」這樣一來，那些離村較遠的貧瘠土地和新墾出的荒地，年復一年也變成較好的地，糧食自然打得多了。
其次，他的節儉甚至到了守財奴的地步，和傳統的舊式中國農夫一樣，把褲帶勒緊了還要再勒緊。小時候，每逢奶奶和我講起爺爺的事來，總是把他稱為摳心鬼。據說，他很少穿過像樣的衣服，總是補了又補，如果奶奶主動給他做了一件新衣服，他會大發脾氣，久久不穿。家裡吃的也大多是粗糧，常年不見腥葷。種的香瓜、西瓜之類從來不讓孩子們隨便到地裡去摘，他給家裡拿回多少吃多少，大多數拉到城裡去賣了，然後把賣掉的錢交給奶奶積攢起來，到一定數目，再買幾畝地，更緊地把自己捆綁在這塊黃土地上。就這樣，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我出生時，他擁有的土地居然已過百畝。農忙時，開始雇短工。在我幼年時，每到夏秋時節，總有三四個人和我們一起吃飯，我想他們一定是爺爺雇的幫工。土地改革的前一年，甚至雇了一名長工，常年住在我們家，和爺爺、父親一起幹活。土改時，上級給我們村下達了八個指標，農會根據各家的土地、產量，進行排隊，他竟榮幸地跨入前八強，被劃成富農成分。不久又將他關了起來，要他交出積蓄的銀元時，他只交了一百多塊，工作組不信，幾次鬥他，他怕被打死，瞅準一個下雨的夜晚，偷偷逃走，躲在城裡的一位親戚家中，不久被人發現，村裡派民兵將他抓回。為防備再次逃跑，每晚將他仰面朝天綁在一張八仙桌上，繼續向他索要銀元，誰知後來又一次逃走。有人說他力氣大，是自己掙脫的，也有人懷疑是看守他的一個人私自放了，因為這人曾多次給他打過短工，關係甚好。再次逃跑後，一直躲在陽方口一帶，曾在一個颳大風的夜晚，秘密潛回家中，巧妙地避開看守人員，刨走一小罐銀元作為盤纏。那時，他根本不打算遠走，仍然幻想著有一天，風頭過去，靠手頭這點積蓄，再重振家業，他離不開土地啊！這一來，由於他的逃跑，工作組甚為震怒，將成分再次提升一級。於是，爾後我的履歷表中，家庭出身那一欄，也便永遠被定格在「地主「上。
土改後，爺爺失去了房屋、土地、糧食，最後成了一無所有的流浪漢，終於無奈地奔向口外，重新謀生。但唯一沒有失去的，是他辛辛苦苦進入我村前八強，給全家帶來的那個惡魔般的稱號——地主，而且從此以後，這地主兩個字，像鬼魂一般死死地纏住他的兒子和孫子們，並且越纏越緊。
此外，還有一件事順便提一下。民國年間的雁北地區，公家允許個人種洋煙，絕大多數人家都種，甚至在日本投降後還可以種，至今我還記得割洋煙的情景。種洋煙給此地形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洋煙的經濟收入比糧食要高出許多倍。爺爺正是看中了這一點，把住房後面兩塊各二畝左右的旱地，很快變成了專種洋煙的水地，每塊地裡打了一眼井，又把地摟成許多小畦。種洋煙對於像他這樣正兒八經的莊稼漢，收入大增，而那些喜歡搞邪門歪道的人卻染上煙癮，最後被迫賣掉土地，淪為赤貧。據老一輩人講，那時，普通人家靠給別人當雇工，加上自己地裡的收入，完全可以維持得了生活，而且屬於中等水平，比後來公社化時強多了。只有那些懶漢、二流子、大煙鬼等不務正業者，才會窮到一無所有的地步。幾千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農民都是這樣走著過來的，要想過好日子，必須勤勞節儉。唯獨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發明瞭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新名詞，人為煽動一些淪為赤貧的流氓無產者起來造反，並且頻頻不斷地挑動他們、唆使他們，甚至無端地去憎恨和仇視比自己過的較為富裕的人家，在白白奪取別人財產之後，還要把人家全家老幼永遠踩在腳下，讓人家「永世不得翻身」。據說，這一切都叫做革命。
八
祖母出生在一九零三年，比爺爺小三歲。嫁給爺爺的時候，身體甚為虛弱，經常生病。但生活的重擔落在肩上，只有帶病勞作。在父親還很小的時候，她承擔了全部家務。那時又剛剛生下我的姑姑，照料孩子不說，還得時不時地碾米、磨面。尤其到了秋收時節，丈夫在地裡忙著，場面上的活兒大都落在她身上。我們家鄉，天旱的年份較多，家家戶戶多以穀子和高粱為主，拉回場面上的都是一捆一捆的連秸桿帶穗子的莊稼，她憑著一把短鐮刀要把所有穗子削下來，然後和丈夫一起用連枷打下顆粒，未打淨的和帶土的部分，還需用簸箕全部簸出。天天弄得滿身塵灰不說，腰酸腿疼更是家常便飯。為了這個家，作為一個女人，她付出的甚至比丈夫還多。
我的曾祖父，原本不是這個村裡的人，弟兄四人在他們的父親帶領下，於清朝後半期遷到此地，多半是看上了這個村人口少、土地多的狀況。他們搬來的時候，當時全村不足四百口人，卻擁有五千多畝土地，離村較遠的地方還有不少未開墾的荒地。幾十年的努力，每人終於修建起一座院子。曾祖父去世時，曾對兩個兒子說： 「我給你們打好了根基，以後的日子就靠你們了，千萬不要抽洋煙，不要賭博，要正正經經地過日子」。爺爺秉承了曾祖父的勤勞遺風，夫妻倆同心協力做起了發財致富的美夢。到我出生的時候，他們已是三個兒子、一個女兒的父母，不努力咬緊牙關奮鬥，怕也是沒有出路的。做官為宦的，發財致富往往數年，甚至於數月。而中國的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用辛勤的汗水澆灌自己美好的日子卻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據說，奶奶的娘家，正是看上了爺爺是個正兒八經的受苦人，才把女兒許配給他。奶奶對爺爺基本是滿意的，曾多次對我說起，認為爺爺是個好人，未沾染過任何惡習，也沒有什麼不良嗜好，只是那節儉到吝嗇程度的行為，常常令奶奶不滿。而奶奶又天生的好心眼，樂善好施，恰好彌補了丈夫的不足。爺爺固然把錢看得很重，但其誠信度極高，從未拖欠過雇工的工錢，因此，村上的人都樂於和他打交道。
我們的光景就這樣一年好似一年過著。後來，日寇佔領了縣城，時不時的要糧，人們擔驚受怕的。但戰爭慢慢平靜下來後，莊戶人家還得種地呀，只是那幾年沒有多大起色。進入中年以後的奶奶，再不像以前那樣辛苦操勞了，因為有我母親分擔了大量家務，她的身體竟然逐漸健康起來，臉上的笑容也會時不時地閃現。恰在這時，正像人們常說的那句話，天有不測風雲，剛剛訂婚還未出嫁的女兒突然因病夭亡。如晴天霹靂一般，奶奶被徹底擊倒，幾乎到了精神崩潰的地步，有一段時間甚至精神錯亂，整天說著胡話。母親曾對我講過，姑姑死去的那兩年，奶奶時常一個人坐到村邊哭泣，每逢有一股旋風刮過，她便對著喊叫姑姑的名字，聲音淒慘，讓人聽了倍感酸楚。母親費盡周折，多方勸說，幾番拉拽，才能把她弄回家裡。回到家，還是不停地叫著姑姑的名字，飯菜不思。到土改時，已是面色慘白，滿臉憔悴，看上去顯得比實際年齡要蒼老許多。
土改那一年，奶奶的身體尚未完全康復，全家成年男子相繼外逃後，做為家長，她被關了起來。直到一九五五年我到集寧上學，在我的再三請求下，她才講述了當時的情況。奶奶和爺爺不一樣，雖然也極力做著發家的美夢，但對錢財看得很輕，被關初期便交代了所有積蓄。至今我還記得，工作組派人來找母親，說奶奶交代的，在什麼地方埋著銀元，母親按著人家說的地點挖出兩個小罐，工作組隨即拿走。當然，工作組決不會就此罷休，又經過幾次鬥爭，奶奶也被捆綁吊打過，有一次還燒紅了烙鐵，動員群眾去烙，卻始終無人下手，只好作罷，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她的人緣好。據村裡的老人們講，奶奶心眼好，那些年誰家有困難，向她借錢或糧食，從未碰過釘子。平日裡，對貧困的鄰居特別樂於賙濟。因此，村裡的人誰也不願在這個孱弱的婦人身上做得過分。
她被繼續關押著，直到有一天，到刑場做了一次陪綁，嚇得差點昏死，方才放歸。我有一位本家伯父，叫呂成功，曾在村裡當過閭長，任職期間一個姓白的人，因偷盜被抓，送進城裡看守所，此人本來有病，不久死在看守所。從此，死者的弟弟白漢成便把所有仇恨都歸結在呂成功名下。土改時，白漢成成了積極份子，堅決要求把呂成功處決，並準備將其十六歲的兒子同時置於死地，以便斬草除根。不料有人將消息透露給呂成功的兒子，這個少年在夜深人靜後越獄逃走。處決呂成功那天，將奶奶和本村一個名叫白寬的年輕人一起押出，戴上高帽，走在人群裡。前面幾個年輕後生早用繩子將呂成功的雙腳牢牢拴住，仰面朝天拉著繞村轉了一圈。起先，呂成功還不斷發出呻吟，拉出村外時，聲音越來越微弱，等到達二里外的溝邊，大家停了下來，將其腳上的繩子解開，隨即把奶奶和白寬推到跟前。奶奶坐在地上，簡直嚇傻了，呂成功的衣服早已成了碎條，背上、臀部和後腦杓全都是血，只留有微弱的氣息。這時，工作組的人，厲聲喝令奶奶和白寬，將呂成功推下溝去。一個女人家多咱見過這樣的場面，雙手顫抖著，一點也不聽使喚，渾身早已沒有力氣。工作組的人再次催促：「快推，要不先把你們推下！」幸虧有那姓白的年輕人，奶奶幫著總算把那血肉模糊的軀體推了下去，隨即，民兵們搬起預先準備好的兩車石頭，紛紛向下砸去……當天夜裡，她發著高燒，處於半昏迷狀態。第二天，工作組通知母親領人，母親央求隔壁兩位大伯將奶奶抬了回來。
當她對我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還在不住地發抖，並說，在爾後的幾年裡，時常做著噩夢，夢見當時的情景，夢醒後渾身發冷，害怕的再也睡不著……
九
父親只活了四十歲，死在飢寒交迫的一九六二年。
父親的死，對奶奶又是一次沈重的打擊，她痛不欲生，將近兩年的時間臥病在床。我去看她時，她把父親的死一股腦兒地怪在爺爺身上。原來，父親在十三歲那年便承擔起爺爺交給他的重任，耕地、播種、趕車、送糞、拉炭、應差等繁重的體力勞動，過早地落在他的肩上，早在青少年時便累下毛病。微駝的背，瘦小、黑干，從體質上看，明顯屬於缺乏力氣的角色，底氣不足，無論幹啥都不能時間過長。小時候，上了三年私塾，認得一些字。本想繼續念下去，怎奈那時爺爺正做著發家致富的美夢，強行讓他輟學，跟著大人幹起農活來。爺爺年輕時就是那種有蠻力的人，莊稼地裡的粗活、累活統統歸他干，但卻不善於犁、耬、耙、耱那些用牲畜來協同完成的帶技術性的工作，於是，決心把我父親培養成一個莊稼地裡的「好把式」。因此，一年裡，父親那把鞭子總不離手，每天收工回來還得鍘草，半夜起來給牛添夜草，小小的年紀蠻辛苦的。為此，奶奶常常抱怨爺爺，而爺爺從不理會，他年輕時就是這麼辛苦，有啥大驚小怪的，人累了，睡一夜不就好了嗎！再說，人來到世上就是要受罪，不受罪哪有飯吃！爺爺按照自己的邏輯，嚴格訓練著他的兒子，到十五歲那年，父親便真的成為莊稼地裡的一個全面手。不久日本人打進來了，安寧的日子從此離人們遠去，日寇在縣城進行了血腥的大屠殺，關起門來大殺三天，城裡的男女老少死難三千多人，四周村裡的老百姓，紛紛逃向山裡。但局勢平靜下來以後，他們又陸續回到自己的村莊。莊戶人家泥手泥腳的，不種地靠啥呀！但此後的日子卻常常令人提心吊膽。
那時，爺爺養著兩頭牛，一輛車，就是這車和牛給父親帶來了沒完沒了的應差。什麼叫應差？就是上面派來的差事，讓你無償地運這運那的。城裡住著日偽軍，西山上又有游擊隊，我們村正位於縣城和山的中間地帶，兩面都來要糧，都有差事要派，老百姓逆來順受，那家也得罪不起，派來的差事誰敢不辦？在這種情形下，父親便常常趕著車，任由別人指揮著到處奔波。有一次被日偽軍征去，一個多月沒有消息，把奶奶嚇得整日茶飯不進。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後方才安定下來。然而很快又開始了抓兵，父親只好躲到幾十里外的親戚家裡，為此，爺爺還被民兵痛打了一頓，於是把新婚不久的二叔抓去頂替。那時二叔僅僅十五歲，後來從城裡的軍營逃出，父親便帶著他一起跑到大同，在孤山一個工地上給人家背石頭，他們在那裡幹著只給吃飯不給工錢的苦力，還不時被斥罵，終於無法忍受，再向北逃到集寧。在那裡先是做工，後來父親托一位老鄉，把二叔送到軍營的伙房裡去拉大風箱，他一個人找了個賣苦力的地方，藉以餬口，直到奶奶來到集寧，一家人才得以團圓。一年後，父親回老家接母親和我，被民兵扣留。母親種的幾畝地維持不了三口人的生活，他又挑起擔子做了貨郎子。
做貨郎子那幾年，每天挑著百斤重的擔子，早出晚歸，只吃兩頓飯，勞累和飲食的不均勻，使他患上胃疼的病症，到公私合營後，經商被取締，再回到村裡當社員，已經是滿身疾病，一臉皺紋，顯得比實際年齡要蒼老得多。加之不斷地看病吃藥，到三年災荒前夕，所有積蓄花光，家裡已是一貧如洗。一九六二年冬天，便在貧病交加中死去。死前，二叔曾把他接到集寧去治療，不到二十天便死在奶奶的炕上。他的死，正是那種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使我們這個家，從口外到口裡，又一次經受了沈重的打擊，不僅陷入最深沉的悲痛中，而且此後的日子更加艱難。
十
關於母親的情況，以後將有專門章節敘述，這裡暫且略去。上面提到的爺爺、奶奶和父親三人，土地改革時，年齡都超過十八週歲，同屬於地主分子和地主婆，自然就是人們通常認為的那種罪惡滔天的剝削階級，和黃世仁、劉文才一樣的面目可憎。而我，作為他們的後代，要想生存，必須和他們劃清界線。一方面，我所受的教育，地主是那麼可惡，那麼缺乏人性，虐待、打罵、放高利貸殘酷剝削窮人，把許多善良的人逼上絕路。另一方面，從小耳聞目睹的是，他們是那麼勤勞，那麼節儉，又那麼樂善好施。在農村管制那些年，接觸到和我爺爺的同齡人，也接觸到父親的同齡人，有時故意把話題引向這方面，大家一致公認，爺爺是村裡最辛苦最勤懇的人，在勞動方面沒有人能比得過他。而我奶奶和父親的口碑更好，誰不說他們是頂好的人！年輕時便是在這樣的矛盾心情中走過來的。
待我成年後，也就是在瀋陽讀書的那些年，曾經力圖和他們劃清界線，按照當時的要求，努力讀一些馬列的書和毛澤東著作，學習雷鋒，使自己緊跟時代。然而，當我一想到年老的爺爺和多病的奶奶，一想到剛剛去世的父親，總是很心酸，對他們怎麼也恨不起來，他們的一生，辛勤勞作，只想把日子過好，該交公糧的時候並不比別人少交，該納稅的時候按規定付錢，他們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啊！他們並沒有幹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和反對現行政府的勾當。記得有一次，我問爺爺：「土改時，沒收你的土地房屋，你恨嗎？」老人很平靜地說：「那是政策，又不是光沒收咱一家。」同樣，公私合營後，父親被取締了小商販，回村種地時也顯得若無其事，他說：「人家城裡的買賣人都公私合營了，又不是光不讓咱干！」他們只知道，公家允許幹啥就幹啥，不允許幹的事就算了，再想其他辦法。他們苦苦掙紮著，要活下去，要養活自己和孩子們，他們從來膽小怕事，尤其怕官、怕政府，甚至怕村幹部，像這樣的順民，誰能說他們是階級敵人呢？祖祖輩輩延續著逆來順受的做人準則，那裡敢「人還在，心不死」，更談不上什麼反攻倒算和政府作對。寫到這裡，也許有人會以為他們是我的親人，我被親情矇蔽了眼睛。是的，他們是我的親人。而我在農村被管制的那幾年，也接觸過村裡其他的「四類分子」，被批鬥的那陣，甚至還接觸過其他村裡的「四類分子」，我敢說，這些人都是屬於逆來順受的角色。既然已經臣服了你，被你牢牢地踩在了地上，所有財產也被沒收，為什麼還要在死狗身上連續不斷地放槍呢？這不是人為地製造壓迫嗎？我想不通，世道為什麼會如此不公平。直到後來，我被人狠狠打了一悶棍，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和他們共同為伍時，最終還是未能劃清這個界線，我也正兒八經地成了「階級敵人」，而且被稱為是他們的忠實的孝子賢孫。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