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對當代中國的深遠影響，核心地體現在，它在選擇政治模式和發展道路時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制度的運演在常態的情況下有著巨大的慣性，只有在幾個非常罕見的時點上，它才會處在十字路口，面臨選擇的可能，而選擇一旦完成，那麼，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制度變遷就會慣性地沿著某一特定的價值方向前進。
在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制度變遷史上，1978年末和1989年春無疑是二個最為重要的時點。1978年決定了中國的體制要從蘇聯模式中走出來；1989年則決定了它將走進目前的所謂「中國模式」。
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不斷上升，以及「中國模式」和普世價值之間緊張關係的加劇，「中國模式」將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受它的眾多批評者和推崇者的關注，誠如朱厚澤所預言的那樣，它很可能成為21世紀全球思想界爭論的最為重大的話題之一。
胡平先生在最近的文章中頗有見地指出，關於「中國模式」不僅僅需要靜態的研究，去概括它的基本特徵；而且需要動態的研究，去把握它的生成過程，弄清楚在怎樣的現實情形下，由於怎樣的選擇，我們才走進了這個「中國模式」 。
我覺得，許允仁在《中華民族的高峰體驗和創傷記憶》一文中，將「六四」 鎮壓界定為「中國模式」的奠基禮，對幫助我們理解整個社會是在怎樣的情形下走進「中國模式」的，有著重要的啟示。
從道路選擇的多元可能性的角度看，某種意義上，可以說，1989年是一個比1978年更為關鍵的抉擇點。1978年時，由於在傳統的蘇聯模式下，發生的從「大躍進」到「文革」的長期災難，所以，走出這種體制，不僅僅在執政黨高層，在全黨，在朝野之間，都形成了主流共識。
1989年時，則真正面臨著走向各種不同選擇的可能性，圍繞著用不同的方式應對全國性的抗議風潮這一焦點，中國可以走向政局相對動盪，經濟增長速度較慢的劣質民主制的道路；可以走向政治上專制，經濟上增長較快的威權主義的道路；也可以重新回到政治上極權專制，經濟上停滯不前的傳統蘇聯模式；當然，也有可能走上一條政治上有序地推進憲政民主改革，同時又經濟高速增長的成熟的民主化的道路。
無疑，在這四個不同的選項中，第四項是最優解，第三項是最差解，第一、第二兩項則可以說是次優（或次差）解。21年前，面對這一制度選擇的十字路口，在朝野之間，在黨內，在黨的領袖集團之間，共識破裂了。最後，就如許允仁文中描述的，通過調動20萬野戰軍對抗議者進行強力鎮壓，又在2年多後發表「南巡」講話，鄧小平開闢了帶有他鮮明的個人印記的威權體制。這一體制確保共產黨繼續保持對整個社會的控制，特別是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在經濟上則拋棄計畫體制和國際接軌。這一體制的官方名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本文中所謂的「中國模式」。
許允仁認為，「六四」的開槍鎮壓，在這一鄧記威權模式的形成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奠基性的作用。在此之前的改革，在方向上有著「摸著石子過河，走一步，看一步」 的模糊性和嘗試性。「六四」之後，制度變遷的方向變得明確了。這主要是因為，「六四」鎮壓排除了體制變遷走向另外三個方向的可能性。
首先，鎮壓無疑阻斷了中國在精神上自由化，在政治上民主化的發展可能，從而排除了第一、第四兩個選項。不僅僅如何，許允仁在文中分析，民眾在短期內形成的熾烈的「廣場效應」， 除了包含嚴肅的對自由和民主的要求之外，同時，也是對一個源遠流長的革命傳統的自覺和不自覺的繼承。
許允仁寫道：「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一直到1966的「文化大革命」，塑成了中國現代政治中的革命傳統，這種傳統將三樣東西神聖化：一是它將造反的激情和英勇的鬥爭精神神聖化；二是將青春的熱情和理想神聖化；三是將形成了廣場效應的群眾運動神聖化。在「六四」中，正是由於這三種「神聖的」要素都已齊備了，才使整個民族產生了一次精神上的高潮。而「六四」鎮壓，則通過向陶醉在高潮中的人民加以當頭棒喝的方式，完成了對這三種要素的去神聖化。」
由此，「六四」鎮壓終止了革命傳統，顛覆了革命話語的神聖性和正當性，完成了整個意識形態，從極權主義向威權主義的轉型。這事實上也就排除了第三種選項。「六四」鎮壓正是通過強制性地排除其他所有選項的方式，將整個中國帶入了一黨專政下的威權體制。
在客觀地指出威權體制相對於傳統的蘇聯模式的極權體制的進步性的同時，許允仁又著重分析了中國由於選擇這一體制所付出的代價。除了指明這一體制由於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同，因而無法真正地終結革命之外，他特別揭示了由於選擇威權體制，中國人在精神自由和人性尊嚴上，所付出的慘痛代價。
通過X之口，許允仁評價道：「恰恰是在對自由的嚮往達到熾烈的高潮的時候，殺人的槍聲響了。整個民族在「六四」鎮壓中受到的精神上的重傷巨創真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在出於恐懼而不得不服從自己不認同的強權的過程中，個人的尊嚴被徹底粉碎了。「六四」鎮壓和此後的清洗運動，是黨對它感到越來越難以駕馭的民族所作的一次閹割手術……」
「是的，在青年一代中，紅衛兵式的想要砸爛舊世界，開闢新天地的虛妄自負的造反精神被鏟除了，但與此同時，自由地追求真理的熱情；形而上學的興趣；在公共事務中表達自己意見的正義感和勇氣；對他者的基本信任與愛感……，總之，使一個人格保持其高貴性的所有最核心的精神要素也都被摘除了。」
X反駁Y道：「你說，在威權體制下一切都依然在生長，也許，那些屬於經驗領域的事物，用二隻眼睛能夠看到的事物：GDP、樓房、收入，包括人們的學位、知識和每天獲取的信息都在增長，但是，那屬於一個人格的最核心的東西，卻停止了生長。」
藉助《鐵皮鼓》中奧斯卡這個象徵，許允仁道出了，在被「六四」鎮壓強制性地納入一種「基於恐懼而不得不服從的政治秩序」中後，全體中國人受到最大的傷害究竟何在：人格停止了生長。
在我看來，許允仁在此揭示出了，長期以來一直被所謂的「政績合法性」， 以及一種庸俗唯物主義的泛黨文化話語所遮蔽的，最為重大的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模式」對全體中國人的最大傷害究竟何在？
在許允仁看來，不是由於這一模式會使經濟崩潰；不是由於它大量消耗資源，破壞環境，使發展難以持續；甚至也不是由於它的官員貪污腐敗。因為，這些都不是這個體制的本質性的癥結，在別的體制下，這些問題也有可能更為嚴重，而且，我們也可以想像這種可能性，即在不改變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黨通過學習，能更好地懲治腐敗，治理污染，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因為，這些可能性即便是在專制君主制下，也不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即使它能夠懲治腐敗，治理污染，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只要它的基本制度不變，那麼，它的摧殘和磨損每一個中國人內在的良知自由和人格尊嚴，強制個體從自我導向的人格變為外部導向的人格，將每個中國人在精神上幼兒化的特徵就不會改變。這才是「中國模式」的本質性的弊端，是它對每一個中國人的最大的傷害之所在！
由此產生的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是，如何才能揚棄威權體制，使中國人重新在精神上恢復生長的能力呢？這是我們希望在下面的解讀中進一步加以探討的。
2010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