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王怡接受南方人物週刊的一個採訪，其標題叫「知而不言是一種罪」。我當時的直覺是這個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人們知道的事情很多，但都能說出來嗎？即便有勇氣說出來，有這個能力嗎？有這個能力的人，又有這個精力嗎？總之，我當時的判斷是，這個要求不說對他人，哪怕是對自己，恐怕也很難做到。至少，我不考慮勇氣與能力，只考慮精力，我也做不到。
是的，由於我們生活在一個苦難深重的國家，而真正能接受比較正規的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即便如今為止，依舊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很少的一部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被洗腦、不被當局收買、不被利慾熏心而顛倒黑白的，就只剩下更少的部分。而這剩下的更少的部分，刨出一些沉默的部分人，有精力敢言能言的人，就只能是鳳毛麟角了。而鳳毛麟角中，常遭受諸種高壓的制約，能夠持續敢言能言者，可謂百不存一。那麼這樣看來，如果「知言不言」是一種罪，那麼可以這樣，經歷過如此多中國苦難的中國人，應該都是有「罪」的。這個罪若按基督教的角度，當然不用討論，那是絕對有的。但從普通人的生活角度，我們怎麼得出「知而不言是一種罪」，在這樣一個空前高壓的國家。
但若「知而不言」不是一種罪，那麼是不是反過來我們所有「知情者」都沒有罪呢？如此一來，知情而不言，知情而掩蓋乃至故意混淆，這樣的界限到底有多大差距？真相不說出來，亦即「知而不言」，就永遠不會是真相。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受難者就永遠受冤而不得安寧。把真相帶到黃泉之下，帶到泥土之中，讓其消息於天壤間，而這真相又對於人的尊嚴、生命以及曾經的反人類罪聯繫在一起，那麼這樣的「知而不言」是不是一種罪呢？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你知道一些六四事件的實情，你卻不說出來，不拿出作為人的尊嚴來作證，讓那些墨寫的謊言橫行於世，繼續欺騙你的子孫，實是繼續幫助極權者害你的子孫，那麼為人父母乃至為人（外）祖父母，你的內心真的是平安的嗎？21年了，有多少人從內心裏追問和思考過這個問題？難道只要自己家或者是親朋好友沒有人死難，你看見的一切真相，就可以輕易地帶入泥土，而不受到良心的拷問了嗎？
坦白地說，要做到什麼事情都知無不言——不是知無不言，亦即知而不言即是一種罪，那麼這樣是懸的過高。但有些是影響群體公共生活的大事件，事關人命、尊嚴以及人類道德底線和良知拷問的事件，如六四屠殺事件，我認為知而不言──沉默，即是共同參與了對這樁事情的掩蓋，即是一種犯罪。退一步說，不夠勇敢的普通的沒有能力民眾，不敢說出自己知道的六四實情也就罷了，那些知曉不少實情的知識份子、參與的大學生，至少面對自己慘遭屠殺的同學、同胞，也有義務出來作證，將自己知道的事情回憶出來，用血寫的事實來擊破墨寫的謊言。至於說像一些如伍皓一樣吃六四人血饅頭的人，與那些「知而不言」的同齡人相比，就更是罪孽深重。
我認為，今天說出六四事件的實情，與十年前相比，其風險已然降低。網路各種關於六四事件的言論和回憶，雖經GWF的封鎖，仍為不少傳播和知曉。當我們合力參與討論六四事件、說出該事件自己所知曉的實情的時候，所有的人包括未曾親歷的傾聽者、觀察者，會一起共同脫敏，擺脫說出實情和談論六四事件的恐懼。一旦更多的人擺脫恐懼，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事實被揭露出來，做到在極權政府尚未垮臺、檔案尚未公布之前，這一事件所導致的廣泛的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
我認為我們紀念六四，不僅是要說出真相，更要從具體的實事做起。一是更為廣泛地調查六四死難者名單，不只侷限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我們每個活著人特別是親歷者都有這個責任，使傷殘數據更為具體，只有在事實的基礎上，才能使六四遭遇的屠殺更加大白於天下；二是力所能及地幫助死難者或者傷殘人士的家人，不在於你每次捐多少，而在於你持續的幫助，讓對方感受到一種前行的動力；三是關心六四事件進過監獄的受害者，特別是關心那些底層民眾——亦即被誣為暴徒的六四受害者，使他們能到一些基本的救助，六四事件的關注不只止步於有話語權的知識份子圈子當中；四是對六四事件作一個編較詳細的編年（月），包括後來所出的各種資料（書籍、光碟、文章等，包括各語種），使得《六四事件編年史》逐漸完善，幫助更多的人快速準確地瞭解歷史。
有一種罪過叫沉默，我們要從不再沉默開始，活在真實的現實當中，說出我們知道的真相，向更多的人傳播六四事件，以洗涮我們膽小懦弱的恥辱。為讓我們說出真相，從點滴之事做起，把紀念六四日常化，讓民眾對此事脫敏並擺脫恐懼，六四死難者的血才不會白流。爭取中國民主自由的六四遇難同胞永垂不朽！
2010年6月4日六四事件21週年、女兒14歲生日7：54分寫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