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流逝，物是人非。二十年中，許多當年高呼口號走上街頭的知識份子，如今馴服地歸順了體制；一些曾受到西方世界歡迎和資助的流亡者，將理想換成了金錢。然而，真正理想主義者的熱情永遠不會消失。他們生命的華彩和張力，不但值得收錄筆端，也使我們這個民族驕傲地挺起了脊樑。
1989年6月4日。這個日子對於普通人的一生有著怎樣的影響？二十一年來又發生了怎樣的故事？
李曉明，公司職員，現居墨爾本。89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39軍116師高炮團一營二連的雷達站站長，6月5日清晨，所在部隊開赴天安門廣場負責清場。他是第一位站出來揭露中共對自己的人民開槍的軍人。
三改命令入北京
89年5月20日，也就是北京宣布戒嚴後的第二天，駐地在遼寧省海城的39軍接到中央軍委命令，要他們去瀋陽維護社會治安。「不料中途，上級又改令去北戴河。到了山海關附近，部隊接到通知，再改路線。」在李曉明位於墨爾本東區的家裡，他開始了回憶。這樣經過兩天一夜的行軍，「王牌師」116師於22日進駐北京通縣三間房。
該師抵達後，海、陸、空三大總部首長親自視察，寄予厚望。「部隊駐下後，基本與外界隔絕，各出入口均有哨兵站崗把守，不許官兵隨意進出。我們當時獲得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徑，就是閱讀《解放軍報》。部隊對官兵的訓示還是到使館區維持治安，不能向人民開槍，誰開第一槍就要向歷史負責那一套。」
師長消極抗命部隊被押清場
6月3日下午，天氣陰沉，似乎預示著不祥。「我們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進發的命令。這時，上級不再說‘我們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開槍’之類的話了。部隊官兵也都感受到緊張的氣氛。部隊行軍途中，曾遇到群眾自發堵路，整個軍隊行進緩慢。我們軍隊最終後退，這時群眾報以熱烈的掌聲。我們又按照預計方案，行走另一路線。」
師長許峰這時同一些參謀穿便裝先頭察看形勢，從天安門回來後他只說了一句「收不到上級指示」，就逕直鑽進通訊車不再露面。李曉明說：「我想他可能是看到了一些很悲慘的場面吧。」之後，營裡的電臺傳來了天安門指揮部隊不停的呼叫，116師、116師，你們在哪裡？「我們就是不做回答。其實我們一直就在外圍，不是在郊區繞彎子，就是停下來在稻田邊休息。」
最後，116師除了步兵團在團長艾虎生的帶領下，上了刺刀、排著方隊於4日按時進入天安門廣場，其它各團都是到了5日，在其它部隊的變相押解下才開進廣場，強行執行清理現場任務。他除了親眼看到廣場大理石地面上清晰的坦克車履帶印外，在垃圾堆裡他還看到一條被子彈穿透的黑體型褲和浸滿血跡的女士棉襖。打掃廣場的戰士回來也偷偷說，在垃圾下面也看到一灘一灘的血。
5日凌晨進城途中，街上冷冷清清，除了許多燒燬的軍車、民用車、公交車和路障外，幾乎不見行人。但不時從街旁樓內傳出喊聲：「法西斯、劊子手！」有戰士便向樓內開槍掃射。曉明說，「當時雖沒有直接命令說我們可以開槍，但‘不惜一切手段執行戒嚴命令，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這些文字，及政府讓官兵荷槍實彈，炮兵、裝甲兵、坦克兵一起執行任務等，給部隊暗示：開槍鎮壓學生運動。」
六四後，艾虎生因鎮壓有功一路破格提升，官至39集團軍軍長，以平民的鮮血染紅了頭頂的官翎，然而116師其他將領卻在六四後遭至懲處，「師長許峰後來因抗拒戒嚴令而被迫轉業，軍長傅秉耀也被貶新疆軍區，名為平調，實為暗降。六連一名排長，他和我一樣也是軍校裡來的‘學生官’，大家都喊他崔博士。他曾公開在部隊中講了些批評政府的話，並在6月中旬開小差回了海城，之後被找藉口處理回家。」
據後來披露的相關文件證實，像39軍這樣消極抗命的並不少，在西長安街木樨地一帶受到民眾阻攔、原本不相信軍隊會向群眾開槍的28軍官兵，看到從復興醫院拿到的數件血衣後，「血的事實立即震撼了整個陸軍第28集團軍，導致軍心渙散，許多戰士氣憤地撕掉領章，扯下帽徽，有的戰士甚至把槍枝扔到了護城河裡。靠近木樨地立交橋約有七、八十輛車的軍人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整個部隊幾乎失去控制。」（《六四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的歷史見證》）。另有許多被列入失蹤名單的軍人，實際上臨陣棄械脫逃，當時在北京各處的護城河裡都可以找到被軍人丟棄的槍枝。
萌生去意李曉明在「六四」後決意退出現役，並於1993年提前轉業。之後，他被分配到省會瀋陽的電力系統當了一名普通幹部。單位裡要靠關係，看著別人在領導面前低頭哈腰，耿直的他鬱悶無比。日子一天天消逝無影，然而天安門廣場上的強烈視覺衝擊卻像烙在腦海中一樣，揮之不去。一日午後下班時，面對大都市的趕汛魚群般的車水馬龍，一個念頭突然閃過：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也走上街頭，那麼他是不是也會同樣面對槍口，甚至橫屍街頭？這個簡單的假設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也讓他下定決心，要讓自己的後代遠離獨裁和暴力。
2000年，他終於拿到了赴澳留學的簽證，成為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RMIT）電子工程專業的碩士研究生，那一年他36歲。一年後，太太、兒子來澳和他團聚。
接下來，他重複著所有新移民的必經之路，畢業，移民，找工作，最後買房。享受到夢寐以求的民主與自由的那一刻，不知為什麼，他並沒有感到輕鬆。他想起了89年6月8日，北京。「我和另一軍官坐公交車去郵局，想往家發封平安電報。乘客們那種或仇恨、或恐懼的眼光令我芒刺在背。好容易到了郵局，我們說明想發電報，工作人員冷冷地瞟了我們一眼，「機器壞了，不能發。」這種沈重的慚愧與負罪感，慢慢地升騰為一種責任，越來越強烈地縈繞在李曉明的心頭。
為歷史作證
2002年6月，應「中國人權」的邀請，他飛抵美國，參加六.四13週年紀念活動，在公開接受《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他曾數度以當年曾置身戒嚴部隊而向世人道歉。
在天安門事件中痛失愛子的原人大教授丁子霖聽說李曉明去美國參加紀念六四活動的消息，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她希望更多的軍人、瞭解真相的人，能站出來，將六四拼接出一個完整的圖像。
每年六四，曉明都會捐贈一百澳元給天安門母親基金會，「直到六四事件獲得平反」。他認為，六四是一場悲劇，不論死的是群眾，是學生，還是士兵。
真正的愛國
初來澳洲的華人，都會讚揚澳洲人素質高。曉明則認為，人民無高低之分，正如國家無好壞，造成這一切的根源是國家制度。「人性中存在著善與惡的兩方面。好的制度要發揚善的一面，抑制惡的一面。澳洲的車禍、暴力事件的確相對較少，這並非人素質高，而是社會制度抑制了人性中惡的那面，使得貪污腐敗、道德敗壞找不到土壤。」
相比之下，雖然都說中國強大了，但很多達官顯貴都將子女親人送到海外，甚至財產都轉移出來了，自己也早已備好多國護照，這只能說明：「他們非常清楚中共大廈將傾的現實。追求更好的生活，這固然是人的本性。但如果這種本性變成了一種社會現象—有錢沒錢的都想出來—這就意味著，大家都感覺在中國那個環境中不安穩！」
曉明非常健談，也許因為六四的關係，他的思考不只停留於表面現象。「中國有八億農民，農民佔絕大多數，農民有醫療保障麼？看病怎麼辦？真正愛國，和愛黨是不一樣的，什麼是國家？國家不是少數人的。而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那不叫富，而叫腐敗。真正的愛國是用自己的技術、才智幫助自己的祖國建立一個好的制度。」
曉明希望澳洲華人，特別是當年4萬「血卡」的獲益者，每年的這一天，即便不能參加公眾集會，也可以在家裡，默默燃起一支蠟燭，感恩告慰用鮮血改變了自己人生軌跡的逝者，這就表明歷史沒有終結，記憶還在燃燒！
身材高大、為人低調的李曉明表示，他不是一個英雄。他是在妻、兒來澳同他團聚後，才下決心公開對六四的看法。作為一名基督徒，他願上帝看護中華民族早日脫離流血與死亡，永遠不再受苦、受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