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李銳的名字很早，知道他在經歷過1959年的廬山會議後一直由於敢說話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先後在東北、北京和安徽等地以「帶罪之身」「流放」了 20年，復出後在黨內一直提倡反左，先後寫過各寬評述1959年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亦即我們後來所說的廬山會議《廬山會議實錄》、整理出版在秦城監獄裡寫寫的多首舊體詩《龍膽紫集》、反思「廬山會議」前因的成都會議、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步步升溫」的《大躍進親歷記》、總結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可謂著作等身，而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在《長長短短談父親》一文裡這樣說「父親現在也算是名人了。一位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官員說，他知道的第一個中國當代知識份子就是李銳，讀的第一本中文書就是《廬山會議實錄》。父親是作為一個有獨立見解的、有骨氣的知識份子而成名的。」
此話不假。
我手裡的這冊《廬山會議實錄》是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出的，書的最後一頁赫然用黑粗字體引著「國內控制發行」的字樣，書的印數也明確顯示此書只印刷了一萬冊，出版前言也說明，此書「少量刊印，供黨史研究和有關同志參考。」。做為廬山會議的少數「促退派」只是因為說了真話而「落馬」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周（惠）、李（銳）之一的李銳，在經理重大挫折後，痛定思痛，認真反思，整理自己的各種筆記、書信、談話、日記、會議記錄，根據客觀的歷史把廬山會議的迷霧一點點撥開，用平實的文字將激情動盪的歷史展開在讀者面前，用理智的思維方法解剖狂熱的左派幼稚病衍變為左傾頑症的過程，將中共歷史上舉足輕重的會議以親歷者的身份翔實的記錄下來，用大量第一手資料表證明「毛澤東晚年已經成為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廬山會議實際上是一場維護空想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我第一次讀著本書的時候，讓我極為震驚不僅是會議中殘酷的黨內鬥爭和整人方式，還有做為大救星的毛澤東公開講話中的粗魯、專斷和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的片面、無知。甚至連「有屎拉出來，就舒服了」「滿足你操娘的願望」等中國最底層的市井語匯都公然在很多人的場合中講出來，這讓我的小腦袋當時就「嗡」一聲響了好久，兩眼發直，半天不能轉過神來。後來才知道這種感覺不僅僅我一個人有，我的一位親戚廬山會議時隨當時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上山參加會議，7月23日毛講話傳開，我的這位親戚和我後來讀此書的感覺完全相同，急急打電話給當時在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我的爺爺，讓當日下午乘某司令員的飛機上廬山參加後來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我的這位親戚也是37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黨內的各種運動也沒少經歷，事後我得知當時廬山上已經開始個組討論批判彭德懷等人的軍事俱樂部。各中央局、省委和中央的黨政軍高級幹部在小組會上的批判言語十分激烈，可謂是「如火如荼」。
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在批判彭德懷的會議上有一次發言：「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深入劉少奇之內心，"個人崇拜"、"一言堂"等等封建的東西對黨和國家可能造成的危害，劉少奇當時也毫無警覺，毛澤東的許多做法，劉少奇是打心裏讚賞、擁護，且自覺加以維護的。其實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一現象並不僅僅發生在劉少奇一個人身上，李銳在書中總結道：劉少奇的講話，在當時是極具代表性的。這一點從當年全國上上下下表現出來的狂熱和盲從也能看出。廬山會議期間幾乎所有參加會議的高層領導都同仇敵愾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反擊"彭黃張周的"右傾機會主義"，更表明毛澤東身上的錯誤有相當深廣的"群眾基礎"。當時的情況是，全黨（包括"全國人民"）已經完全接受按毛澤東個人的意志和方法來處理黨務和治理新的國家，任何與毛澤東相左的意見只要毛澤東說個不字，立即就會出現全民討伐的局面。鄧小平在談到那一歷史時期的教訓時，也講過一段很客觀的話："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但是這句話仍沒有說到問題的實質。我們不妨拿布哈林夫人的一段話作個比照，布哈林遺孀瓦西裡耶娃在談到前蘇聯的悲劇時說："如果沒有斯大林，托洛茨基也不會比他好多少。顯然，這裡的問題並不在於是誰掌握政權，誰領導黨的機器，而是在於機器本身的構造"。哈維爾在對極權體製作分析時，也表達過同樣的認識：權力從來不會獨自存在，它支配人也來源於這些人。著名哲學家、文革研究者徐友漁先生在他的大作《存在的意義和道德的政治》中引述哈維爾的話說，我們這個社會的權力運作，並不簡單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權力支配另一些人，每個人都被迫成為權力機器上的一個部件，因此常常很難指出誰要為政權的所作所為負責。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他一方面是奴僕，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隸主，想踐踏下屬。專制制度就是以這種方式把整個社會納入它的系統，使人不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創建者；人們既是囚徒，又是獄吏。
我想這話是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