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是按階級成分來判定民眾革命性的：「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毛澤東選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共1950年土改時頒布的《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中，明確定義了什麼是地主：「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剝削的方式，主要是以地租方式剝削農民，此外或兼放債、或兼雇工、或兼營工商業，但對農民剝削地租是地主剝削的主要方式。管公堂及收學租也是地租剝削一類。有些地主雖已破產了，但破產之後有勞動力仍不勞動，而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者，仍然算是地主」。（一九五○年八月四日政務院第四十四次政務會議通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公布）
如果說革命性，那毛澤東的革命性應該是最徹底了，所以他的成分若按革命性來決定，就應該是農民中的無產階級，即雇農或貧下中農甚至是流氓無產階級。但事實正相反，因為他的階級定義是以財產劃分的，那麼毛澤東的家庭成分起碼是在富農之上。這有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為證：「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只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這時我家有15畝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60擔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擔——即每人7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25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7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第 105∼106頁）
毛澤東這麼革命的領袖，應該是苦大仇深的無產階級才對，怎麼會是剝削階級出身呢？所以就有拍毛屁的權威學者在替毛澤東美化階級成分，比如倫敦大學政治系美籍教授施拉姆《毛澤東》一書中，對毛澤東的家庭成分就這樣評述：「雖然中國農村非常貧窮，一個人生活稍有寬余，即足以定為「中農」甚至富農，但毛澤東也可能稍微誇大了他家的階級成分。這可能是因為他從前經常同父親發生激烈衝突而對他不那麼孝敬了；也許是他在1936年想藉此說服學生中間的許多富農子弟，他們的階級出身並不一定妨礙他們參加革命活動。無論如何，不管毛澤東的父親後來擁有多少財產，他出身貧農這一點肯定對其家庭有深刻影響……（斯圖爾特 R 施拉姆：《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2頁）
當然在國內，毛左們也都認為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應當是貧農。理由是毛澤東造反之後，在1929年4月，國民黨政府就沒收了毛澤東一家在韶山的全部房屋、家產和田地。1950年的土改，是根據解放前3年擁有的家產來劃分家庭成分。韶山解放之前3年即為1946年，此時被政府沒收的家產仍未歸還。所以，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應為貧農。按這個邏輯，土改後的地主富農失去了財產，就應該劃分為無產階級才對，但共產黨的邏輯從來就是雙重標準，失去土地的變成了地主成分，得到土地的反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其實叫什麼名稱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掠奪的生命財產的階級已經成為對抗勢力了，對這部分人進行專政的理由就是他們曾經是剝削階級，這時的階級劃分就不是以財產定義了，是以政治立場定義，剝削階級只是敵人的代名詞。而共產黨人有相當一部分領導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對此，最好的解釋就是他們的政治立場變了，是「背叛了自己的階級」。
而毛澤東本人，如果按1950年土改法令規定，首先毛家是地主無疑，土改時毛父母已去世，毛就是田地的唯一繼承人，當時韶山沖的田地還是毛家的，地契也都還在，這地主分子的帽子非毛澤東本人莫屬。但據說土改時毛家居然劃了個貧農，是韶山沖的農民去朝聖說明這事時，毛感到太難忽悠天下人了，便假惺惺說了句「我家應是富農」，但壓根兒就沒提這富農分子的帽子還應該由誰來戴？所以這段公案始終是個葫蘆案。從情理上講，土改時韶山沖的鄉親們肯定不敢給偉大領袖戴個地主帽子，給他們一百個膽子也不敢，那就只能定個貧下中農，箇中原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已。然而，此事在中共黨史上還有另一個版本：土改時，毛主席的家庭成分到底應該評什麼呢？為此難壞了當時負責韶山土改工作的農會主席鄉長毛寅秋，沒辦法只好寫信請毛澤東答覆。毛澤東的回覆據說是：劃分富農，責無旁貸。就這樣，韶山鄉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把毛澤東的家庭成分劃為富農。這個版本從邏輯上推理，顯然是編造的，是在美化毛澤東。因為長期以來，韶山紀念館對前來參觀的國內外人士介紹毛澤東的家庭情況時，從來不明確講毛澤東出身富農家庭，是富農分子，而一直遮遮掩掩，語焉不詳的說成是「純樸的農民家庭（或革命家庭）」。
關於「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沒收家產」一事，也是個糊塗賬。因為，據土改時統計，毛家財產雖然早被政府「沒收」，但他家仍然還有22畝田地，按家中五口人算，平均每人佔有土地四畝多，而當時韶山平均每人只能佔有九分三左右的土地，此外，毛父還雇過長工，顯然還是地主富農。這就有個疑問：國民黨政府沒收的財產到底是什麼？難道不包括土地和房子？農民的財產除了土地就是房子，而毛宅仍然是毛家的，土地還是22畝，那沒收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因為毛澤東對斯諾說的家有土地也是22畝，與土改時統計的相符，如果1946年以後毛家再沒有購置土地，那土改時統計的土地又是從何而來？顯然，國民黨政府沒收毛家財產一說是個謊言，不過這個謊言編的太離譜，也許是蔣介石後來給毛家平反落實了政策，歸還了沒收的財產？如果土地被政府沒收屬實，一直也沒「落實政策」，那就只能說毛家在1929年以後又購置了土地，而且不多不少，還是22畝。
眾所周知，中國的「第一次國內革命」主要動力是農民運動，因為中國是個農業社會，對吧？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農民起義史。若要江山穩固，就要防止農民鬧事。毛澤東出身農民所以也最瞭解農民，農民最樸素的革命思想就是均貧富。農民鬧事，不完全是因為吃不飽飯，而是貧富不均，覺得氣不公也要鬧事。但是，只要給農民找個出氣的對象，他們就會乖乖地聽黨話跟黨走，黨叫幹啥就幹啥嘞。於是共產黨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按比例劃階級成份，製造黑五類、紅七類、灰三類這個中國特色的種性等級制度，於是就有了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有了千萬不要階級鬥爭。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高壓政治下，誰都害怕自己成為「階級敵人」，成為「一小撮」被專政的對象，誰都希望自己是專政機器上的一個零件，是專別人政的「領導階級」。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農民的「皇帝輪班做，明年到我家」的權力慾，雖然當不上皇帝，也是人上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咱貧下中農褲子打補丁，可也總比四類分子沒褲子穿強多了。而那些有反抗意識的階層一下子就變成了百分之五的極少數，本來也是奴隸的貧下中農變成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領導階級」，實質上還是奴隸壓迫奴隸，和監獄裡的囚犯欺負囚犯一樣。好了，這會兒社會穩定了吧？
最後還有個問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誰開創了農民運動？人們的習慣認識當然是毛澤東，因為毛澤東不僅有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還舉辦了廣州和武漢兩處農民運動講習所，而毛澤東當時是受命於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指導農民運動的歷史細節卻鮮為人知。事實上，「農民運動講習所」是孫中山學習蘇聯革命的產物，早在毛澤東講習前就已經開辦了五屆。毛澤東的發跡，完全是由於汪精衛這個「伯樂」的舉薦，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毛澤東看準了時機投靠汪精衛，毛一到廣州，汪就給了他一連串要職。推薦他代理自己做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成為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五名委員之一。1926年3 月19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才任命了毛澤東任此屆農講所所長。當時，農民運動可謂如火如荼，但最早搞農民運動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出身於大地主家庭的彭湃，他才是中國農民運動的開拓者和理論家，中共黨史上說彭「在發動農民、組織農民、武裝農民反抗剝削壓迫、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實踐，為我黨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毛澤東則稱讚彭湃是「中國農民運動的大王」。但是彭大王最終還是毛大王取代了，一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的地位，就把「農民運動大王」的王冠搶過來戴在了自己的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