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十三）

（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七十一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姥爺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九零三年，和我奶奶同齡。也像我爺爺一樣，從未念過書，斗大的字不識幾個，只能認識自己的名字。同胞弟兄三人，他最小，如果以同輩弟兄大排行，他列第六。因此我父親從小就叫他六舅，侄兒侄女們也多以六大爺或六叔稱呼他。

十九歲那年和老娘結婚，第二年生下我的母親。姥爺秉承了中國農民勤勞純樸的傳統品格，一門心思用在種田上，日子過得也還平平，屬於中不溜兒，基本不愁吃穿。他從沒有像我爺爺那樣急切地做過發財夢，有吃有穿便感到心滿意足，並不想怎樣再去努力。他身上有一種懦弱的因素在作怪，祖上留下的房子夠住，地夠種，便不想其他。他為人謙和，是村裡有名的老好人，從不和任何人爭吵，更不要說勾心鬥角了。即使對自己的孩子們，據說從未動過手。正是這種善於忍讓的性格，和姥娘相處得比較融洽。表面看來，好像是那種怕老婆的角色，其實是他自己主意不多，家裡大事小事都由姥娘做主。

我的姥娘出生在鄰村一個普通農家，生下她沒幾年，父親去世，母親無力維持，便改嫁他人，將她一起帶去。幾年後，其母又逝，姥娘隨繼父生活，幸好其繼父為人不錯，並未受罪。但過早地失去雙親，總會影響到她的成長，她為人沉默寡言，沒用的話一句不說，也就是這種孤僻的性格造就了她很有心計。

當然，她從不把心計用在謀算他人身上，而是用在經營自家的小日子方面。民國年間，雁門關外幾個縣城，官方允許種大煙，姥娘硬要姥爺利用河灣水地多種些，因此那些年的收入頗豐，每年都有一定的積蓄，手裡有了錢，她又鼓勵姥爺買了牛和車。加之民國初年，雁北一帶相對安靜，為農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姥爺家的日子逐年興旺起來。我的母親也漸漸長大，針線、做飯，樣樣都在姥娘的嚴格要求下做得不錯，同時常常到地裡幫助姥爺幹活，成了家裡的得力幫手。

同樣的環境，同樣的條件，大姥爺、二姥爺兩家，日子過得每況日下，有時竟到了斷炊的地步。少年時，每逢和姥娘談起這些事，她很得意自豪，認為主要原因是她對姥爺管得緊。那時不少人染上煙癮，最後弄到傾家蕩產。大姥爺、二姥爺、三舅爺都是這樣。只有姥爺，雖然也間或和弟兄們或同齡人聚在一起抽幾口，但始終未能成癮。姥娘嚴密地監視著，每有過分的行為，必定加以嚴厲的譴責、制止，終使這個家庭從種大煙方面獲得高於種莊稼的利潤而未受其害。

一九三七年的秋天，日本鬼子打進來，在縣城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城底下村莊裡的農民害怕得很，趕著牲口逃到山裡，局勢平定下來方才返回，家裡早已不成樣子，丟失了大量東西，也不知是什麼人拿走的。其後幾年，母親出嫁，舅舅漸漸長大。我有兩個舅舅，按照姥爺弟兄三人排行，兩個舅舅應該排列為老二和老三，但我不喜歡叫二舅，總愛叫大舅，於是習慣使然，就叫成大舅和三舅。大舅自小不愛上學，喜歡擺弄牲口，十三四歲開始耕地、播種、趕車，無論學什麼，一學就會，而且幹得特好。他為人精細，又有耐心，很早便成為莊稼地裡的把式，和姥爺一起摽上勁兒，日子過得有聲有色。

姥爺所住的村子叫南磨村。據傳，早年間，村北的那條無名河上有一座水磨，這村很小，只有二百多口人，因在磨坊南面，便獲此名。姥爺所住的院子卻很大，位於村子的西南角，四面無靠，牆外就是莊稼地。原來有五間西窯，三間未瓦瓦的正房，在我小時候，西窯只剩得兩間完好，其餘三間早已塌毀，斷壁殘垣依稀可見。聽說，就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冬天，一個寒冷而又漆黑的夜裡，有六七個大漢，蒙著面闖進家裡，將姥爺和大舅捆起，用火槍逼著要錢，同時把家裡翻了個底兒朝天，所有的大煙，能找到的銀元都被掠去，裝走七八口袋糧食，連同一些衣服、被褥，拉走滿滿一大車。經過這次匪徒的洗劫，自然造成不小的損失，幸而姥娘早有防備，她攢下的銀元和大煙，有的埋在地下，方才使日後的光景得以延續下去。土改時，被定為上中農。土改後的那幾年，每年我有一半時間在這裡度過。

一九四九年春，太原戰事結束，三舅當兵歸來，旋即成婚，姥爺又買下一匹馬，原來的母牛也下了犢子，二歲時長的比母牛還高，三頭牲口一起放，姥爺忙不過來，我成了主要幫手。大舅結婚七八年沒有生育，那時我是這個家庭唯一的孩子，因此，姥爺姥娘特別疼我，舅舅和妗子同樣把我當做他們的孩子。加之我天性勤快，總是幫他們幹這幹那，自然成了這個家庭的驕子。父親去世後，他們怕我上學半途而廢，極力資助，使我度過飢餓的年月，終於挨到畢業。當我倒霉歸來，全家人誰也沒有埋怨過，鼓勵我和母親一起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現在，全家面臨斷炊，又是他們拿自己剩下來的口糧幫助我們。我知道姥娘家所以能有一定的積蓄，都是前幾年允許開墾小塊地時，大舅每天凌晨三點起床，在河灘上開墾的結果。再加上姥娘的精打細算，即使在最困難的六一年前後，姥娘家的大人小孩也未被餓著。「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這個村也曾響應號召，聲稱取消小塊地，但其後並未怎樣認真執行，有的人仍然種著，社員們普遍比我們村強出許多。這些，就是他們能夠接濟我的物質基礎。

七十二

秋天，地裡的莊稼剛剛收割完畢，除少數上年紀的男人和部分中老年婦女留在場面上，其餘勞力又都投入到曠日持久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方面。說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十幾年來，每年冬天都要搞，而且是大搞，上級一號召，下面馬上響應，多是傾巢出動。不管筑壩、修路、開渠，一切都是原始式的勞動，肩挑、手推，與先輩們的做法毫無二致，一哄而上。人海戰術，是它的基本特點。

至於工程是否合理，真正有無作用，或者能否建成，從沒有人過問。領導讓幹啥就幹啥，反正誰也不得消閒在家。記得小時候，每到冬天，各家都停止了地裡的勞作，老漢們晒太陽、閒聊，年輕人則湊在一起，吹拉彈唱，熱鬧一番，每到晚間，總喜歡打拼夥，宰豬殺羊，隔三差五地大吃一頓。農業生產的特點充分體現在有忙有閑上，自古以來，春種、夏長、秋收、冬藏，忙時全家出動，閑時全家輕鬆。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雖然講的是治國，其實日常生活又何嘗不是如此！成年累月地把弦繃得緊緊的，有事沒事把人們驅趕到地裡去做無用功，實在有違自然規律。我們村除了兩次修大壩，就是不斷地修路、挖渠，這年秋冬仍不例外。道路改來改去，總是土路，一樣的下雨時泥濘難走，所變的只是道路與道路呈垂直狀態，過去一些斜著的近便的小路被堵死，所以這樣做，只為了上級檢查時好看而已，並無實質性的效果。農田基本建設差不多成了官樣文章，做給上面看的成分遠遠大於它的實際作用。

我接受的任務依然是打地框，這營生一般可以單干，按土方記工分，不用人管，倒蠻自在的。自回村後，大多數秋末冬初，都幹這樣的活兒。打地框，無須多言，純粹是為了灌溉，洪水順渠道下來，進入地裡不至於亂跑或從低處流走。但水在哪裡呢？至今，村南打了不少地框，也修復了前些年挖好的渠道，所差的只是水壩。沒有水壩，水從哪裡來呀？只好寄希望於未來。十年前，發動全縣人民開掘的前進大渠，曾是縣裡頭號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而今安在哉？人們分段挖下的渠道，冷落地躺在那裡，長滿了荒草，未曾發揮過一點作用。

退一步言，即使把這些渠道都連接起來，大壩又在何方？十年了，農民們在冬天裡難有消閒的日子，他們像羊群一樣被趕到野外，瑟縮在寒風中，不是幹這，就是幹那，卻不見一點成效。他們把勞力用在一些盲目的工程上，正像人們年年栽樹年年不見樹林一樣，形式主義主宰者人們的一切行動，大家明知勞而無功，各級幹部為了響應號召，又不得不這樣做。至於什麼勞民呀，傷財呀，誰都知道，那是犯忌的話，不說為妙。

嚴冬到來的時候，地裡的活兒剛一停下，新的任務又降臨了。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傳達到每個人的耳裡。依舊是男女老少齊動員，在整個村莊的下面，大家像老鼠一樣，開始了縱橫交錯的打洞。我等「四類分子」只管吊土，誰也不准下到底下去看，怕的是敵人來時給引路，彷彿我們生來就是賣國賊似的。

這年冬天，個人時間幾乎被剝奪殆盡，每天吊土到深夜。打洞的工作抓得很緊，好像敵人馬上就要打過來，氣氛甚為緊張。我常常在想，假使有一天敵人真的打了過來，我們這些「階級敵人」還有活頭嗎？天天辛辛苦苦地吊土，簡直是在自掘墳墓！謝天謝地，局勢總算平靜，俄國人沒有打來，我等還可以苟活在這苦難的人世上。
深挖洞進行了一個冬天，春節也只允許放一天假，初二接著再干。這是我回村後的第六個春節，與平日毫無區別，革命的結果，帶給人們的竟是這般蕭條，每個人都麻木地活著，根本沒有一點過節的氣氛！據說，這叫做革命化的春節。
 

七十三

三月下旬，正是那種乍暖還寒時節，我和黃裕明在張家大院裡出茅廁，隊長前來叮囑：「這茅廁大，裡面有三十多車糞，你倆遲回會兒家，務必在今天干完，明天咱們就要種小麥了」。掏茅廁的工作又將結束，自我回村後，已經輪迴了六次，隊長曾經說過，要是沒有我和黃裕明，這活兒簡直派不出去，好像我倆是科班出身。早上剛出工，黃裕明就說：「咱隊的茅廁是最後一個了，其他隊都已開始種小麥，唯獨咱隊未動，還不是等著咱倆去抓糞」。「誰叫咱倆是‘四類分子’呢，凡與糞有關的活兒，每年都歸咱倆，大概是臭氣相投的緣故吧」。話音剛落，隊長就來了，果不其然。接著，我倆就大幹起來，整個上午只抽過一次煙，未敢休息，倆人都累得滿頭大汗。平心而論，小隊對我們還算不錯，因為它是管生產的最基本單位，隊長常有派不出去的活兒，便找我倆。例如去年冬天，剛剛下過六寸厚的大雪，正好隊裡的母豬發青，隊長派我們到二十幾里遠的一個村子裡去配豬，大路小路都被雪覆蓋，母豬不聽驅趕，明知十分艱難，也得接受。我們深知自己的身份，從來沒有推諉過，在隊長眼裡，我和黃裕明是最馴服的工具，也自然成了他的得力干將。因此，每逢我們家裡有事，向隊長借個小平車什麼的，他也總是爽快答應。五年來，一直在第四小隊，和隊長的關係還算可以，至於對我們的監督呀，批鬥呀，他一向不予過問。正由於這樣，凡他吩咐的事，哪怕是延長工作時間，也要盡力完成。這一上午，是近日來最費力最忙碌的一次勞作，倆人相約，天黑前一定將這個茅廁掏完。

剛吃過中午飯，突然感到很疲倦，拉過枕頭躺下，隨即睡去。未等母親叫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陣吵雜聲弄醒，一睜眼，已經有人緊緊抓住我的右胳膊，厲聲喝道： 「起來，快起來」！我坐起來，用左手剛一揉眼，左胳膊也被緊緊抓住，從窗戶向外望去，院子裡站滿了人，正待發問出了什麼事，已被幾個人連推帶搡弄到院裡，抬頭一看，窯頂上，院牆上也有人，甚至還拿著槍。公社借調幹部、著名打手唐日新提著一根麻繩走過來，將我五花大綁，這才發現，來人中有公社書記、武裝部長，其他人都不認識。就在捆我的時候，母親跌跌撞撞從屋裡衝出，她問道：「你們為啥捆他」？「他自己知道」，不知是誰沒好氣地回答了一句，母親急忙向我身邊走來，被唐日新猛推一把，順勢倒在牆根，放聲大哭，三弟、二妹都被嚇得哭了起來，二弟站在那裡，茫然地看著這一切，不知如何是好。隨即，我被這幫人押著向縣城走去，後面有兩個士兵跟著，肩上都挎著槍。直到這時才意識到自己莫不是被捕了？走出村口，真想回過頭再看一眼這生我養我的故土，怎奈脖子被兩隻有力的手卡著轉動不得，他們一個勁地催我快走，並不時喝斥著。

第九章 鬼門關前話生死

七十四

一路上，不停地在想，這次為什麼要抓我？又犯了什麼事？自回村以來，一直遵紀守法，出門請假，回來銷假，隊裡派給的工作，從未有過推三阻四的行為，更談不上拈輕怕重。深知自己已經落到生活的最底層，成為奴隸中的賎奴，任人擺佈是必然的結果，而忍氣吞聲、逆來順受更是唯一的選擇。五年來，默默地承受著羞辱、批鬥、毒打、飢餓的折磨，從不敢公開表示過一丁點不滿，按理說也算是合格的被管制者了。至于思想認識，內心深處的諸多想法，儘管與這個時代大力提倡的時髦理論大相逕庭，格格不入，但那畢竟是深心裏的一些看法，又沒有公開表示出來，難道連思想也要沒收不成？誠然，這是一個不允許有個人思想的專制時代，可我的想法，別人只能推測，並不能直接摸得著呀。回村以後，情緒穩定下來後，在六八年的冬天，曾寫過一些東西，也只有二弟知道，連母親也不曉得，可以肯定，外人誰也不會知曉。頭年冬天，盛傳中國要和蘇聯開仗，已經號召有閑房子和窯洞的農戶先騰出來，供一線撤下來的人員暫住，我們的挖洞工作每夜都要加班到十二點左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暫時停止了寫作。過去寫下的東西，由二弟陸續送到姥娘家裡，姥娘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有何用處，只要我求她的事，總是盡力辦好。想著這一切，可以肯定，家裡除了那些書籍之外，沒有任何我寫的文字可以被人抓著，於是漸漸坦然了，只覺得繩子捆得緊了一些，手和臂先是酸麻，後來幾乎沒有了感覺。

進城後，並未將我押入原先的公安局，而是到了郵電局的後院，隨即被關進一間南房裡。這是一間空閑已久的房間，裡面空蕩蕩的，沒有任何什物，地上滿是塵土。我進來後，他們鎖上門，派兩個士兵看著。士兵各自背一支步槍，開始時一直守候在門口，時間一長，輪流著在院裡轉悠起來，間或兩人湊在一起說幾句話，也時不時從窗戶上向裡張望幾眼。這時，我又想，是不是姥娘家出了啥事，寫的東西被逮著，開始緊張起來，要是那樣，會牽連到他們一家，那可糟糕到了極點，不管有多大的事情，一人頂著，千萬別扯上我的親人，那樣的話，即使我死掉，靈魂也不會有一刻的安寧。不久，一個看上去很嫩稚的士兵走到窗前，我馬上靠到窗戶邊問他：「請問，你們為什麼抓我」？那士兵搖了搖頭走開了。這時，我又想，姥娘家肯定不會出什麼事，他們一向安分守己，成分也是上中農，緊張的心又鬆弛下來。況且，我寫得那些東西，只是個人的經歷，並未涉及政局，即使逮著，大不過批鬥一番，也夠不上逮捕。就在這時，忽然想到了陶福成，該不會是受到此人的牽連吧。他和我來往過一段時間，甚至還領著他的一位堂兄陶繼舜來見過我，我們之間，對於時局，對於「文化大革命」，曾有過諸多相同的看法，我們同樣憎惡眼前的世道，同樣都是被壓在最底層的人。所不同的，我是逆來順受，默默地等待著時局的變化，等待著災星的隕落，而他們卻有著強烈的反抗意識，不甘心任人宰割。有一次，他們兩兄弟來找我，說是準備搞一臺簡易印刷機，求我幫他們寫一些揭露時弊的文章，他們想做那種「喚起民眾」的工作，我當時毫不含糊地拒絕了，明確告訴他們，不想做哪些無謂的犧牲，我必須為母親和弟弟妹妹們考慮，寧可苟活著，也不打算幹那些以卵擊石的危險事……想到這裡，忽然意識到二陶可能出事。如果他們出事，一旦牽連到我，那可真陷入無法說清的境地。況且，我還有所謂前科，雖然那是極其冤枉地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但有誰能相信我的冤屈呢？人家相信的只是那張判決書。再說啦，這些年的「階級鬥爭」，尤其對於我們這樣的家庭出身的人，寧可錯殺錯判幾千幾萬，絕不肯輕易放過一個，早已成了盡人皆知的社會現實，於是又開始擔心起來，獨自在房間裡踱來踱去。

晚上十點以後，院裡進來七八個人，打開鎖將我押出。走在街市上，路旁幾乎無人，不一會到了原來公安局的院裡，據說這裡已不叫公安局，改成了「公檢法軍事管制小組」。我被押進一間辦公室，裡面光線暗淡，桌子後面一個人用手指著，讓我站在屋子中間，隨即開始問我姓名、年齡、籍貫、文化程度等，並在一張表上不停地寫著。登記結束後，那人直視著我，看了有十幾秒鐘，然後問道：「知道為什麼逮捕你嗎」？「不知道」。我用簡單的三個字作答。「不知道？說得倒輕鬆，我告訴你，你犯得是現行反革命罪，要把態度放老實點，否則就是故意頑抗，死路一條」！「我沒有」！又是三個字的簡短回答。那人冷笑一聲，不再多說，向門外喊了一聲，進來兩個人給我鬆綁，隨即押著我穿過一條走廊，到了一扇鐵大門旁，其中一人掏出鑰匙，將大門打開，領我進到一所院子裡。正面有三間老式的木結構房子，他們又將當中一間的鎖子打開，要我把鞋脫在外面，並從腰裡抽去褲帶，進屋後指著炕角一處空位，要我上去，然後把門鎖上走了。我想，這大概就是看守所，意識到自己從此住進了監獄。

七十五

早晨，隨著一聲尖銳的哨聲，屋子裡的人都迅速起來，大家各自把鋪蓋疊好，坐在原處等待著輪流放風。晚上進來時，估計在十一點半左右，同室的人，特別是年輕人早已熟睡，只有靠近我一位四十六七歲模樣的人醒著，看我什麼行李也未帶，從身子下面取出一條毯子給我，要我對付一夜，並告訴我：「明天家裡就會送行李進來」。在我倆說話的當兒，對面一位五十多歲的老漢從被子裡伸出頭看了一眼，此人眼睛又紅又大，神色怪嚇人的，手腕上戴著一付錚亮的鐵銬，隨即又睡去。我也沒有作聲，蜷縮在角落裡，兩手不住搓揉著。被捆了十幾個小時，手臂腫得老高，足有原來的兩倍厚。企望通過搓揉，漸漸能夠消腫。早晨起來，雖比夜裡有所減輕，仍然腫著，還在不停地搓著。這時，大家開始問我，無非是姓甚名誰，哪個村裡的人，因為什麼被抓進來等等，我一一作答，只是吃不准自己究竟因為什麼事情來到此處。不久，輪到我們放風。所謂放風，過去從小說裡看到過，我一直理解為是讓被關押者到院裡透透新鮮空氣，活動活動筋骨，興許有半點二十分鐘吧。沒成想，我們的放風，只是共同抬著供夜裡小便的那個小瓮，到廁所裡把尿倒掉，然後各自解罷手就匆匆回來，並未做任何活動。回來後，端正地坐在自家的鋪位上。雖是三月下旬，雁門關外的早晚仍然很冷。從窗戶上可以看到其它號房正在輪流放風。輪到第六號房時，走出一個熟悉的身影，穿一身早已退色的藍衣服，頭戴黃色帽子，一眼認出是陶福成，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覺得情況不妙，果然被牽扯進他們之中去了，這一來麻煩可就大了。當年在北票電廠時，從未寫過什麼與當局政策相左的文章，公安局硬是斷章取義、掐頭去尾地曲解我的日記和習作，強行打成「現行反革命」，如今和一些對當局極其不滿的激進份子扯在一起，弄不好定個「反革命集團」罪，後果將不堪設想，尤其是一個所謂有前科的人，家庭出身又是地主，想再回到母親身邊，怕是永遠不可能的了。進來前，曾聽人們說，馬上就要開展 「一打三反」運動，「一打」，打的是誰，「三反」，反的又是什麼，當時並未詳細打聽過，但在運動的風口浪尖上，被抓進來肯定不會有好的結果，弄不好還有丟掉性命的可能。

早飯開了，兩個年輕人去領飯，一人端著一個小笸籮，裡面是碗筷和一小碗咸菜，另一人提回半小桶稀飯，每人兩碗。家裡送來炒麵的人，可以拌在稀飯裡。據大夥介紹，看守所按市民標準供應，每天九兩，沒有什麼副食，一日三頓都是咸菜，大家餓得厲害。其實這也沒有什麼稀奇，外面的人都填不飽肚子，何況是犯人！我們所處的本就是一個飢餓的時代嘛！飯後，趁著送碗筷之機從廚房對回了火，一個對一個，共同抽起煙來。一個叫王暢的二十多歲的青年，送給我一支自卷的土煙，我也抽了起來。聽說這都是他們出去勞動時，來回路上撿的煙頭，回來後剝開湊到一起，又重新卷制而成的煙，煙油子味十分濃重，尼古丁的含量肯定加倍的高，人們誰也不管這些。八點鐘，武裝隊的隊長走了進來，站在當院喊了聲「參加勞動的人集合」！於是，這個號房裡的人，除我和那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外，全都走了出去。

勞動的人走後，我跳下地，仔細打量著這座院落。除了三間正房，還有四間東房，五間西房，東南角是廚房，房子的門和窗戶是新式的，房子是新蓋的還是以前的舊房，一時很難判斷。因為正房只看窗戶，也是新式的，還上了鋼筋，但從裡面的天花板看，顯然屬於舊日有錢人住過的宅子，這是一座經過改造的院落。一溜南房，只有少數幾個窗戶對著院子，鋼筋密度更大些，聽趙二老漢說那是武裝隊的食堂，門開在前院裡。東北角落處是廁所，西北角上是夜裡進來時經過的大鐵門。

「上炕來吧，小心腳底著涼」，五十多歲的老人關心地喊我。回到炕上，他劈口問道：「你和陶福成是一夥吧」？我詫異地看著他，並沒有馬上作答，正奇怪他是怎樣知道我認識陶福成，這時，他又說開了：「我姓趙，人們稱我趙二，五年前因為神經病發作，殺死老婆，被抓了進來。我是張蔡莊人，和陶福成一個院裡住著，放風時看見了他，正好你也是夜裡進來的。頭天聽勞動的人回來說，抓著一個反革命集團，陶福成那娃有文化，怕是給攪和進去了。早上聽你說是前村人，陶福成是你們村的外甥，你和他屬一夥吧」？「可能吧」，我含糊其辭地答道，自己也很難說清楚我們之間的關係。接著，趙二老漢對我說，他進來前家裡還有一個十幾歲的男孩，現在也不知道怎麼過的，說起孩子，馬上動了真情，眼圈發紅，又顯出那種怕人的樣子。我安慰了他幾句，此後便不再作聲。整個看守所的院子裡靜極了，聽不到一點聲音。呆呆地坐在炕上，於百無聊賴之際，兩手繼續互相搓揉，手臂已有一半消腫。三月下旬，烤火期剛剛結束，屋裡有點蔭人，時時感到寒氣襲人，身子很不舒服。過去的許多事情走馬燈般地在眼前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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