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衛平教授，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公開講出「六四」問題的學者之一。居然有人發問：是不是此人在「六四」中有什麼挫折，受了什麼刺激？崔衛平在她的一篇博文裡寫道：「啊，這是他們唯一的思路了，認為別人做任何事情，只是出於某種個人動機、個人利益，我後來見到許多朋友都遇到諸如此類的情況。」
崔衛平說：「迄今我不能理解（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說服我）的是──為什麼我們不能表達人與人之間的基本善意？不能表達對於受苦同胞的基本關懷？一個不允許、不鼓勵人們之間互相關心的社會，可能是一種什麼可怕情景？難道人與人之間只有隔閡和冷漠才是正常的嗎？難道只有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乃至互相坑害，才是暢通無阻的嗎？而我們今天的社會，多麼需要釋放人們身上沉睡的善意，多麼需要釋放人們身上優良的一面。」
在今年紀念「六四」的集會上，我專門講到冷漠。我說：「人類反抗暴政的鬥爭，就是反抗冷漠的鬥爭。」冷漠不是罪惡，但冷漠是一切罪惡存在的條件。肖伯納說得好：「對同胞最大之惡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無人性的本質。」什麼是人性？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和禽獸的區別就只有那麼一點點，這就是人有同情心，人有正義感。人在多大程度上喪失了同情心、正義感，人就在多大程度上喪失了人性。
在今日中國，同情心、正義感的淪喪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以至於在很多人看來，一個人沒有同情心、沒有正義感，那是正常的；有同情心、有正義感倒成了不正常，成了異類。那些沒有同情心、沒有正義感的人可以活得理直氣壯，問心無愧；那些有同情心、有正義感的人反而倒需要隨時向別人解釋自己的行為。
和冷漠的蔓延相伴而行的是遺忘的蔓延。在今年「五四」北京大學112年校慶校友會上，幾位白髮蒼蒼的反右運動受難者，舉著「哭北大」、「右派索賠」、「右派冤」的紙牌，站上主席臺，立即引來台下數百人驚異的目光。有人表示敬佩，有人上前慰問，有人茫然不知所以，有人感到尷尬彆扭，還有一些身穿便衣的特務，則趕忙舉起相機拍照。
著名的非典專家鐘南山院士也出席了這次聚會，他應邀給大家講養生之道。鐘南山說：「剛才校友們（在主席台上舉冤牌）的情況，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歷經 ‘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母親在‘文革’中自殺。我把一切都看透了，這個賬怎麼算？ 找誰算？共產黨六十年其實就三十年做了正經事，我的養生之道的第一條就是要學會忘記，忘記過去，忘記苦難，要有好心態，要滿足現在的好日子……」
一位反右運動受難者的兒子馬文都聽到鐘南山這番話，感慨地說：鐘南山底氣十足地要大家「忘記過去」。難道要我們忘記這些反右受難老人所經歷的那個時代，讓這些受難者忘記幾十年不堪回首的遭遇，讓人們忘記那個瘋狂、滅絕人性，使幾千萬人喪生的歷次政治運動？是的，因為你忘記了，你就可以取悅當局而成為既得利益者；因為你忘記了，你就能長壽。可是你想過沒有，因為你的長壽，今後可能會有多少人更加的短命；因為你的忘記，正是由於許多人的失憶，才使倍受那個時代折磨的 人更加痛苦，而求告無門；因為大家都忘記了，會使整個民族變得麻木不仁，我們的子孫後代可能重蹈覆轍，再受這類苦難！冤有頭，債有主，這個賬有法算，也必須算，這不僅是為了受難者自己討回公道，更是要以史為鑒。
我記得北大校友、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博士轉述過一個關於牛和雞的故事。一位被打成右派的教師在勞改農場放牛，牛群中的一頭牛老了，干不動活了，人們就在一棵大樹 旁邊把這頭老牛殺掉了。自那以後，這位右派教師再帶牛群去那棵大樹附近吃草的時候，牛群都不肯過去，並且發出悲傷的叫聲。一連幾次，都是如此。以後，這位放牛的右派教師再也不把牛群趕到那棵大樹附近了。原來，牛這種動物竟有著這麼強的記憶力和同情心！牛是這樣的，不過，別的動物卻不一定如此。比如，雞就不一樣。在殺過雞的地方，別的雞照樣吃喝玩樂，若無其事。有時候，一群雞中間有幾隻給抓出來殺掉，開膛破肚，一些腸子什麼的丟在地上，別的雞還跑過來爭搶著吃。王友琴寫到：「我聽到這個牛和雞的故事，我想到了人。對生活在文革後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子。」
誠如昆德拉所言：「人類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鬥爭」。鐘南山講話最令人驚訝的一點是，他不但公開號召大家遺忘，而且還底氣十足，理直氣壯。似乎像他那樣主動遺忘才是對的，別人拒絕遺忘倒是不對的。這就和上面那些向崔衛平發問的人一樣，那些人自己沒有同情心沒有正義感不肯仗義執言倒也罷了，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居然能毫無愧色，心安理得，反過來倒對有同情心有正義感肯仗義執言的人不以為然。
其實， 說怪不怪。事情常常是這樣的：一個怯懦的人，如果他不肯因自己的怯懦而慚愧的話，那他就一定要對別人的英勇表示不以為然。沉淪並不總是痛苦的；只要你還在痛苦，那就證明你還沒有完全沉淪。不消說，冷漠的蔓延和遺忘的蔓延都是暴政的後果；但我們也必須明白，克服冷漠，克服遺忘正是克服暴政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