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相比，印度經濟經常顯得黯然失色，但從增長率來看，兩者的差距正在縮小。
2010年一季度中國和印度的GDP增長率分別達到年同比11.9%和8.6%。但這種比較並不公平，因為2009年後期印度遭遇了自1972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而且農業佔印度經濟的比例高達17%。在GDP中剔除農業部門因素後，可以更好地比較兩國的潛在增長，結果表明，2010年一季度兩國的增長率分別為年同比12.8%和10.0%。
2009年印度的GDP達1.2萬億美元，僅為中國（4.9萬億美元）的四分之一，但從增長率來看，印度憑自身的實力正在迅速成長為全球一股重要的經濟力量。
印度和中國一起實現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有些人可能會感到意外。但我們不認為這種表現只是曇花一現，而是反映了幾十年的漸進改革，例如開放外貿和投資，以及近期促進基礎設施投資的措施。這些改革正開始結出豐碩果實，而且和過去的中國一樣，隨著中產階層的迅速壯大，印度經濟正在騰飛。
近期的數據顯示，印度經濟增長動能正在增強，甚至面臨過熱的風險。5月份中國工業生產增速回落至年同比16.5%，但印度4月份的增速則加快至17.6%；中國5月份的採購經理人指數從4月份的55.7回落至54.5，而印度則從57.2上升至59.0；經合組織對中國的綜合先行經濟指數從2009年12月份到２０１０年4月份連續5個月走低，而印度則仍在上升。
由於供給不足，在騰飛的早期階段經濟過熱的風險通常更大。印度的情況似乎正是如此，其投資/GDP比率儘管已從2002年的25%提高至2009年的35%，但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僅為31%，而中國的這個比率是41%。
從經濟結構上比較中國和印度經濟的前景也非常有意義，尤其是從供給面。需求面推動的經濟週期起落是投資者通常關注的焦點，但經濟體也會經歷供給面的結構性變化。這些結構性變化緩慢發生，但發展到某一時點就會開始對經濟增長和通脹產生顯著影響。
一個例子是以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命名的「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這位經濟學家觀察到隨著經濟的發展，到一定時點來自鄉村的過剩勞動力供應將開始減少，從而讓產業工人有能力要求提高工資。
現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但有初步跡象表明中國可能正在接近劉易斯拐點。今年很多省市都大幅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深圳、上海、廣東、北京和福建分別上調了15%∼20%，山東上調了21%，吉林26%，陝西和寧夏27%，湖北29%。最近一系列事件促使在中國的一些外企工廠異常大幅地上調了工資。電子器件製造商富士康本月將深圳工廠一線工人的月工資上調了30%，而且承諾10月份再漲66%，本田將部分工廠的月工資提高了20%∼30%，而且保證會提高加班工資並改善工作條件。
中國農林牧漁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從2003年開始減少，但現在仍是最大的就業部門，不過這個地位可能很快會被第三產業（即服務業）所取代。有意思的是，當日本第二產業（製造業和建築業）的就業人數超過第一產業（上世紀60年代中期）時，實際工資增速開始真正大幅加快，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也發生了同樣的現象。這讓人有些懷疑中國的實際單位勞動力成本是否即將飆升，因為中國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還需要好多年才會趕上第一產業。印度似乎還需要幾十年，因為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佔到總就業人數的58%，而第二產業僅佔17%。
不過，有一個有力的反論據。由於人口迅速老齡化，中國可能會比日本或韓國更快達到劉易斯拐點。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預測，2020年中國15∼24歲人群佔總人口的比例將從2010年的16.9%下降至12.6%，這會導致願意背井離鄉去工廠工作的年輕、富有生產力的勞動者數量減少。相反，在1965年的日本，15∼24歲人群佔總人口的比例高達20.3%，而在印度，即使到2020年預期這個比例仍有17.9%。
如果中國真的遭遇劉易斯拐點，有一個重要的宏觀意義需要強調，就是利潤率受到擠壓將加快勞動密集型工廠遷移到成本更低的內陸省份或其他低成本國家，例如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