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國債券市場在經過2009年的反彈後收益率已顯著下降。6月上旬,巴克萊資本美國債券綜合指數（Barclays Capital U.S. Aggregate Bond Index）收益率僅為3.2％,已接近40年低位。
目前國際債券市場仍面對諸多的不確定性,如未來利率向上調整、國家債務危機蔓延、經濟和企業盈利能力恢復會否因此受阻等等。就債券型基金經理而言,許多人正以不同方式準備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比如面對市場利率上升,債券基金的收益率自然也會隨之上升,基金經理仍可以調整組合至利率更高的債券,或者多配置一些短期利率變化敏感度相對較低的品種。對於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和丹•福斯（Dan Fuss）來說,面對上述挑戰他們也有自己一套截然不同的風險管理辦法。
比爾•格羅斯派:全球經濟未來危機四伏
Mohammed El-Erian在最近PIMCO論壇中表示,全球經濟正走在一條陌生的道路上,該道路是通向一個不穩定的地方,道路崎嶇不平,危機四伏,而且人們已啟用了「備用胎」。
比爾•格羅斯和他的PIMCO團隊是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未來仍抱較悲觀態度的代表者。他們認為,希臘債務危機只是歐洲問題的冰山一角。
像格羅斯這樣對全球經濟結構性復甦或者發達國家債務問題心存擔憂的基金經理們,已經削減投資組合中與信用敏感度較高的且在去年表現強勁的債券品種。在格羅斯管理的PIMCO總收益債券基金中,已明顯降低投資級別的企業債券比例。同時,他也降低了有政府背景的房地產抵押債券比例。同時把組合調整至受利率上升壓力較小的品種,包括德國、加拿大、巴西債券。截至今年4月,該基金持有7％的新興市場債券和13％的國家財政較穩健債券。
雖然屬於中期債券基金類別的眾多基金經理也持有與格羅斯類似的顧慮,但並不是很多人能像格羅斯那樣可以兼顧海外市場,大部分中期債券類基金主要投資美元企業債,僅有7％的組合資產投資海外債券市場。因此,當這些基金經理在削減2009年和今年年初大幅攀升的高收益債券（包括企業債、住宅抵押債券、資產抵押債券等）的同時,也可能提升其持有美國政府擔保的債券佔投資組合的比例,風險由高收益債券轉向信用風險較低但利率風險較高的品種。雖然這類債券的信用度較高,但它們對短期利率的變化也是極其敏感。一旦短期利率發生變化,該類品種也會將基金拖進風浪中。
丹•福斯派:對經濟穩步復甦很有信心
與格羅斯派相反,部分基金經理對經濟穩步復甦很有信心,他們認為債券收益率的上升是目前債券投資者需要面對的主要風險,因此將投資組合由利率風險轉向信用風險。從收益率方面看,信用債經過2009年歷史性反彈後,收益率已明顯下降,但僅從收益率考慮並不全面,企業基本面的改善其實降低了企業違約風險,評級機構更偏向提高企業債的信用評級,目前處在信用週期中的利差縮少期,這與2006－2007年金融危機前不一樣,當時基本面開始惡化,利差極少。
此外,信用風險較高的債券價格也能抵禦收益率上升。由於與國債存在400-600個基點的利差,這類產品在利率上調時具有一定的安全墊抵禦利率的提高。另外,高收益企業債的波動並不一定與國債一致,因為短期利率上調通常發生在經濟恢復、通脹預期強烈時,在此環境下市場有選擇高收益債券的傾向。
槓桿信貸、銀行信貸可提供更直接的利率保護渠道。這類產品的利息收益會根據短期利率如LIBOR定期調整。雖然這類產品背後是揹負債務的企業,但在企業破產時這類產品在淨值分配上會優先於一般債券持有人,因此也相對安全一點。
運用信用風險來抵禦利率風險的代表要數管理Loomis Sayles債券基金的丹•福斯和他的團隊。近期,他們的投資組合除了不斷積累高收益債券外,也轉向一些能提供資本增值的領域,例如商品貨幣債券（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元）以及可轉債。與普通債券不同,可轉債的價格波動與其相關正股價波動有密切關係,正股價上漲也會帶領可轉債價格上漲。
以上不同基金經理所偏向的投資策略均有其利弊。前者的風險在於短期利率的上調將導致高質量利率產品受挫,後者則要面對經濟再次掉頭向下,或者擔心發達國家主權信用風險而導致資金回流安全產品的可能性,從而加大信用風險。無論採用何種策略,投資者在投資中要瞭解所採用策略的邏輯的合理性和利弊,這樣才能幫助投資者認識組合自身的風險,降低投資中受風浪衝擊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