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7月1日開始，河南、深圳、陝西、安徽、海南等地開始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除了深圳，其餘各地增幅都在20%以上，其中海南一類地區的工資增幅是31.7%，位列全國之首。
一場分配制度的大改革已經到來。此次分配體制改革的完成過程，將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工業化進程的大致完成，而收入分配體制有望逐漸轉向激勵機制主導。
經濟結構調整已到關鍵時刻，以往的低薪與低資源價格對應的是出口主導的經濟模式，而目前內需與投資主導的經濟模式需要收入分配機制、資源分配方式的大變革，需要建立完善基本的社會保障體制與全民信用體制。
無論是國際市場遭遇的貿易壁壘還是2萬億美元以上的外匯儲備，都在印證，就外部環境而言，低價品出口主導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持續。硬幣的另一面是，國內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產能過剩壓力，中低收入者對提高生活質量的期待。
完善分配體制絕不等同於均貧富。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靠合法的稅收體制支撐，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與基尼係數顯示收入分配過於懸殊。政府與企業存款上升而居民所佔比例每況愈下，說明我國的稅收體制存在漏洞，高收入者並未盡到應盡的社會責任，低收入者未能享受隨經濟發展而來的成果，導致社會運轉成本增加。
收入分配懸殊的影響已體現出來，比如在初期工業時代過早培育了一批食利階層，打擊了實體從業者。在產能過剩沒有成為主要矛盾的時代，實體經濟從業者還能維持一定的利潤率，隨著產能過剩日益突出、行業壁壘有增無減，從2007年開始有大量民間資金從產業資金變身為投資資金，所謂的溫州炒房團事實上是進入投資品市場的民間資金。從事專業投資並不是錯誤，但這對於尚處於工業化、城市化中期、投資率仍在35%以上的現狀來說，並非幸事。
另一個問題是，收入分配改革是否會帶來可怕的通脹？日本與俄羅斯的例子可以給我們帶來些許安慰，不改革分配體制、不對貨幣發行負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是通脹的同義詞，反之，負責任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則是勞動生產率提升、民富時代的標誌。
始於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奠定了日本從1960年到1990年的經濟二次騰飛基礎。到1968年，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在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實行的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兩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超低水平，日本經濟迎來黃金期卻沒有迎來通脹惡化期，讓所有痛斥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的人啞口無言。其中並無訣竅，日本政府不是通過濫發貨幣，而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民間投資實現國民收入倍增。從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資的數字增長超過10倍。
另據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俄羅斯國民收入增加並未引發惡性通脹。1999年至2006年，俄羅斯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期間俄羅斯人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增加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200%。8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兩倍。
回顧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高通脹時代，均經歷了數年的高貨幣發行與高投資期，而後才是收入小幅上升，最後物價上漲或者資產品價格狂漲。所謂的收入推高通脹是倒果為因，通脹是貨幣濫發下的蛋，在一個勞動力供應充分、博弈平臺不充分的國家，勞動力收入從來不是通脹的主因。
最讓人擔心的不是國民收入倍增計畫，而是在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實施期間，貨幣發行失控、行業壁壘無法打破、企業效率下降。如果我們不改革分配體制，所謂國民收入倍增不過是壟斷企業、權貴企業高管百萬年薪、千萬年薪翻番的藉口，是一場資本與既得利益者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