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政府今年4月推出「一刀切」的懲處貪官的政策：若官員被發現受賄或貪污，無論涉案金額大小，都將被開除公職。中國能不能借鑒韓國政府的這種做法呢？本臺記者唐琪薇邀請在北京的法學博士滕彪和旅美歷史學博士史東就此進行討論。
記者：「非常感謝二位參加我們今天的訪談。韓國政府今年四月推出了‘一刀切’的政策，若官員被發現受賄或貪污，無論涉案金額大小，都將被開除公職。 據瞭解韓國之所以一些小會的官場手勢不斷呢，原因在於官員他們知道受賄金額如果沒有達到五百萬韓元，也就大約四千美元，那就不會被起訴。我想首先請教一下 北京的滕彪律師，中國可以受到法律制約的受賄金額是多少呢？」
滕彪：「在實踐當中各地把握的尺度不一樣。刑法的受賄對象它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多少金額構成刑法處罰。中國的問題並不是多少金額構成刑法處罰的問題。最大的問題還是大多數貪污受賄的官員沒有得到處理。可能沒有得到處理的官員要達到99% 以上。」
記者：「有分析人士說有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可以對貪污腐敗現象起到未雨綢繆的效果。我想請教一下在美國的史東博士，你覺得這種一刀切的利弊在哪裡呢？」
史 東：「韓國的‘一刀切’是有它的傳統的，你比如說在它的現代化的中間，從全斗煥時就開始搞一刀切。為了搞現代化不許有工會組織。那個時候呢，是沒有一個法 治的框架，所以說那個時候是一個專制的情況下搞現代化。那麼，現在韓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搞‘一刀切’當然有一些專制的味道。但是如果‘一刀切’是在法律 的框架之下進行的，在程序上審理的過程中間，它都有其法律為依據，那麼這‘一刀切’、‘二刀切’沒有關係。」
記者：「滕彪律師您剛才談到 了在中國其實有99% 的貪污腐敗案件的最終沒有得到處理，在您看來這些貪污案件在中國的那些機構是比較密集的呢？中國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而且它的官員也不 是民眾選舉的，也沒有媒體的自由監督。這樣的話，在我看來任何一個政府系統它都是非常腐敗的，高度腐敗的，不腐敗的官員才是特例。」
記者：「看來中國的腐敗現象確實是非常嚴重。現在有些分析人士建議中國應該像韓國學習，也不妨對小貪小腐實行開除公職的‘一刀切’的做法。我想請教一下在美國的史東先生，您覺得他的這種提議有它的現實意義嗎？」
史 東：「這個說法有一定的新聞價值，但是它沒有現實意義，原因是中國和韓國它的政治框架就不一樣。在韓國一個官員如果發現真正有貪污受賄的，那麼真可以被開 除。在中國不一樣，你要是有貪污受賄的，首先負責追究這些事情的機制不是法律，而是黨的紀律。一個官員他犯了法，他首先是受黨籍的處分，那麼黨籍和國法這 裡面就有衝突。」
記者：「下面我們再回到滕彪律師一開始提到的這個99%的問題。在您看來中國在處理這個貪污腐敗案件的時候，碰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呢？」
滕 彪：「中國也經常有一些官員包括廳局級甚至省部級的官員受到刑法處罰，甚至還有省部級的官員被執行死刑。但是這個並不是中央政府它嚴懲腐敗的一個標誌。實 際上這些官員因為受賄或者是貪污受到法律的處分，他往往是官場上鬥爭失敗的一個產物。由於整個的體制它是一個伸張體制，官員的腐敗它是這樣一個政治運行的 一個條件，如果地方官員他不聽話的話，他可能就要受到這樣的追溯。所以他成為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幾乎沒有一個官員不腐敗。這樣一個體制下腐敗受到懲處的 概率很低。腐敗的成本很低，而且他的收益很大。所以最大的難度還是法律不起作用。相關的法律法規它是在一個人事鬥爭或者是政黨的意識形態壓力之下。」
記者：「我覺得你分析得非常有道理。我想請教一下在美國的史東先生，您覺得在目前現行的體制之下，有沒有比較現實的方法可以改變中國腐敗現象嚴重的問題呢？」
史 東：「最理想的辦法當然就是把中國所有的政治實體，所有的個人和團體都置於一個統一的法律之下。而沒有任何的組織可以高於一個法律，這個當然是在中國現在 的情況下很難做到的。當然中國的問題我覺得最關鍵的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政治的問題。在中國有很多法。這個不是依法治國，而是依法整人。國家很容易通過一 些法律去維持穩定，去維持所謂的安定團結，那麼這樣子的話，就以法律為工具來為一個政治實體服務，我覺得這個是解決中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國的一個 最根本的途徑。」
記者：「那滕彪律師您有什麼建議嗎？」
滕彪：「我也同意史東博士的一些看法。雖然有一些小的措施可以在 某種程度上對腐敗稍微加以扼制比如說公布官員的財產等等。但是這些措施都沒有辦法從根本上起到作用，只是一個指標不治本的辦法。想要減少腐敗至少對目前非 常嚴重的、普遍的腐敗現象有所扼制的話，那要從整個的政治體制上著手才行。你要有普遍的選舉，多黨競爭相互形成一個制約監督。然後還要有獨立的司法體系、 還要有選舉、還要有新聞自由、媒體的監督。如果沒有這些最基本的政治架構的話，那這個腐敗現象是不可能解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