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軍在華製造了一起嚴重擾亂國民黨金融市場的偽造法幣事件。關於這事件的內幕，在岡田酋次（曾任汪偽政府經濟、軍事顧問）所著的《日中戰爭內幕記》一書中，有詳細披露。其具體過程，整理如下：早在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在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從事中國經濟研究的佐籐末次大佐，在研究中「對於偽造和使用敵國紙幣作為搗亂敵國的辦法很有興趣，曾研究過實行的步驟」。抗戰爆發後的第二年，接替佐籐研究工作的山本憲三主計大尉草擬了一個偽造法幣並準備在中國實施的方案。可見，偽造法幣是日軍蓄謀己久的一個侵華行動。
岡田酋次在書中追憶說，盧溝橋事變後，隨著日軍佔領地區的擴大，「華中金融市場舊法幣還在流通，日本派遣軍另發行了軍票作為支付手段。日軍不但要以軍票在佔領區來滿足所需的軍需要求，而且還有日本國內工業也要求從華中方面提供中國特產物資。但有些物資必須從軍票流通區域以外取得，而這種物資價款支付所需的外幣和舊法幣卻不易得到。於是山本大尉以過去研究為基礎，起草了發行偽法幣在華中試行的方案，得到了上司的批准」。
這一偽造方案，是以國民黨政府所發行的法幣，即中央、中國、交通及農民四家銀行發行的銀行券為對象，首先對使用的紙幣和印刷的技術作了研究，計畫以這一偽紙幣取得戰略物資。山本的這一方案通過參謀本部中國課向陸軍省軍事課的岩畔豪雄大佐提了出來。陸軍省的軍事研究所進行了研究，認為山本的方案可行。
岩畔邀山本認真地進行了商談，要山本專心致志地從事這項工作，山本表示：「我一定要專心地幹下去！」1939年7月，山本調任第九陸軍科學研究所課長，專心配合這一課題的研究。山本原來是軍需部的一個軍需官，對於造紙、印刷等技術並不精通。為了實施偽造法幣方案，他深入私人造紙公司，進行紙幣用紙的研究，又通過軍方把國民黨四家銀行發行的各種面值的法幣蒐集起來，做了種種分析。但是，在分析研究中，對於在紙幣的用紙上進行水印的技術，無法解決，這給偽造法幣的工作帶來了困難。
眾所周知，國民黨政府的幣制改革是於1935年在英國的幫助下進行的，當時批准只有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有發行法幣之權。鑒於中國印刷技術的落後，四大銀行發行的法幣，是由英國的伍德羅、托馬斯兩家印刷公司和美國的鈔票印刷公司代為承印的，印刷技術是世界第一流的。日本要偽造這樣的貨幣，在印刷技術上無疑是困難的。
為了研製偽法幣，日軍只得先秘密進行試制。在大藏省印刷局技術人員的支援下，從私人印刷公司借到機器，試印5元和10元面值的法幣。但偽造的試製品和英、美印刷的正式流通的法幣相比較，英國的水印技術難以達到，美國印刷方面的某些特點也望塵莫及。除此之外，紙幣的番號和記號也是非常麻煩的，既然是偽造，在流通中當然會產生記號和番號相同的票面。為了防止偽造馬跡的破漏，還必須有特殊的技巧手段。後來又從捆包方法、包裝用紙、捆紮線帶等等細徽末節上，按發行銀行分別加以研究。此外，對錢莊在貨幣流通中自然產生的新紙幣和半舊紙幣的混雜規律也進行了細緻的考察。偽造工作還必須在極端秘密中進行，印製工場要設在嚴密隔離的房子內。
這種偽造試制工作從1939年至1941年經歷了兩個多年頭，才剛剛有了一些眉目。正當日軍為偽造法幣煞費苦心的時候，德國潛艇在太平洋上繳獲的美國軍艦上發現了大量未印好的中國法幣，面額高達10多億元。這一發現，無疑對日方偽造法幣工作是一個鼓舞。它不僅給日方帶來了經濟上的效益，而且為以後偽造技術提高也帶來很大的幫助。後來日方花錢從德國手中買進了這批法幣。
1941年12月，日軍侵佔了香港之後，獲得了設在香港印刷法幣的工廠設備，沒收了大量10元面值的法幣半成品以及印製原版，還查獲了載有紙幣記號、番號的記錄資料。這些印刷設備和資料的取得，給日方偽造法幣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隨著太平洋戰爭的不斷發展，日軍在佔領了緬甸之時，又在仰光的一家印刷工廠中發現了大量半成品的中國法幣。這些由英國代為印製的法幣是準備通過滇緬公路運往重慶去的。
當日軍南進佔領了爪哇之後，接收了當地的造紙廠、又取得了很高明的水印添加技術。這樣，從試制到獲取半成品法幣直至取得水印技術，日本軍方才全部掌握了印製法幣的資料以及關鍵技術程序，可以獨立地而且很高明地偽造法幣了。
印製和發行偽法幣都是由日本的專門機構「松機關」掌握的。但實際業務是由以民間身份出現的阪田誠盛主持的。阪田的工作又得到了在華從事特務工作的裡見甫以及海軍方面從事重慶工作的兒玉譽士夫等人的積極支持和配合。阪田還和杜月笙的徒弟徐採丞相結合，設立了和重慶國民黨政府方面交流物資的「民生」、「裕生」兩家商業公司。後來通過楠木實隆的聯繫，
該公司又拉寧波方面的鹽業代表、長崎醫科大學出身的黃醫師等人參加本公司的工作。他們在各地新設了錢莊，採取詭秘的手段使偽法幣得以流通。阪田及其公司從中獲得了很大好處。如陸軍貨物廠保管的未印好的法幣，是按票面價格的70％交給阪田和下屬公司的，只要再加蓋總裁（蔣介石）印章即可送出去流通，轉手之間就可獲取偽法幣30％的票面價值。
偽法幣的流通是通過物資交易形式進行的。重慶國民黨方面為了從日軍佔領區取得物資，也曾設立了一個龐大的「通濟隆」商業機關，孔祥熙、顧祝同、戴笠等國民黨首要都參與其事，杜月簽被推為董事。這樣，在日方機關中有杜月笙的徒弟徐採丞，而在重慶方面的機構中又有徐的「老頭子」杜月笙暗中溝通。岡田酋次認為，這是中日交戰雙方演出的「猴子戲」。
關於偽法幣的發行額，沒有發現詳細的記載，據日方披露，最低時期每月數額在200萬元左右，而且隨著貿易數額的增加以及通貨膨脹等因素，發行量呈逐步增加的趨勢。據岡田酋次估計，1940年重慶國民黨政府法幣發行額約為40億元，日方偽造的法幣數額約佔這一數額的5％左右。由於偽法幣的流通，日方在國民黨統治區獲取了大量戰略物資，加速了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膨脹，引起了戰時經濟混亂和人民對法幣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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