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目繁多的各種「禁忌」是人類社會自遠古以來的普遍現象，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的經典著作《金枝》將原始社會的禁忌行為作了分門別類的深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詞彙的禁忌。直到現在，所有社會仍有各種各樣的詞彙的禁忌。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種種禁忌，包括詞彙的禁忌，畢竟是越來越少。因此，詞彙禁忌的多少，往往可作為時代、社會「發達」與否的標誌之一。
中國的詞彙禁忌史來尤多，不知避諱就身陷牢獄之災，許多人還因此丟掉腦袋。由於禁忌的有關規定並無嚴格的「法治化」，為官家提供了操作空間過大的「自由裁量權」，百姓稍不留意就可能犯禁罹罪。例如，對帝王姓名避諱的慣例是諱名不諱姓，但李唐王朝就曾諱「李」。所以開元三年、十九年朝廷曾兩次 「禁斷天下採捕鯉魚」；曾有規定 「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吃」，有賣鯉魚者被杖六十，蓋因「鯉」為「李」也。所以，鯉魚也被改稱「赤公」。宋代蘇軾的《廬山二勝·開先漱玉亭》中即有「願隨琴高生，腳踏赤 公」之句。安祿山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所以唐肅宗李亨對「安」字甚惡，認為有害天下，故將許多有「安」的地名改為他名。據著名史學家陳垣在《史諱舉例》中的不完全統計，30多處地名中的「安」字被改，如將安定改保定、將安化改順化、安康改漢陰、保安改保寧、遂安改晉康……中國官權向來強大，甚至地方官也可要求屬下、百姓避其名諱，州官田登不許人用「燈」字，於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已是盡人皆知的成語。
說來有趣，清王朝是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入關，定鼎中原，曾被中原「華夏」視為「狄夷胡虜賊蕃」等，因此清初對這些字深深忌諱。如明末的「紅夷大炮」，清政權改為「紅衣大炮」，直到「盛世」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還對書中的虜、狄、夷、胡等字作了改、挖。雖然雍正、乾隆對此都曾明確表示不以為然，但編書的史臣對真實的「聖意」體會至深，仍不敢不改。從清初對這些字的改、挖，到雍正、乾隆表示不必改、挖而編書史臣卻仍然改、挖的這段歷史，可以看到原本屬 「狄夷胡虜」的清政權入主中原後、又以「華夏」文明代表自居的矛盾心態。
隨著統治日久，無人否認清王朝是「華夏」正統時，這些詞彙才「脫敏」，並在鴉片戰爭之後「強化」，「嚴夷夏之防」思潮再起，因為此時的「狄夷胡虜」所指的是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清王朝已儼然成防止「用夷變夏」的「華夏」的捍衛者了。翻來覆去，當它對自己是「華夏」正統不夠自信時，「狄夷胡虜」便是禁忌，至少是「敏感」；當它對自己是「華夏」正統充滿自信時，這些詞便全部「解禁」。
對「反清」的太平軍，清政府規定自然不能「直呼其名」，不是「賊」就是「髮匪」、「發逆」。而太平天國也是等級森嚴，禁忌詞彙種類之繁，字數之多，範圍之廣，執行之嚴，較之歷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同樣規定稱敵對的清政府只能為「閻羅妖」，清官為「妖頭」，高官為「大頭妖」，清兵為「妖兵」，清軍營為 「妖穴」。還規定「韃」、「咸豐」等字樣都要加上反犬旁。
國共相爭最激烈之時，彼此也忌諱「直呼其名」而互稱為「匪」。這種情況，延續數十年。對此現象，著名民國史專家楊天石寫道：「‘蔣匪’與 ‘共匪’，其核心為一個‘匪’字。」（《擺脫「土匪史觀」，跳出「內戰思維」》，2007年11月29日《南方週末》）
在「史無前例」的「全面專政」年代，認為有毒、有害的禁忌詞彙瞬間暴增，從暴風驟雨般的商店、街道改名運動，即可略窺一斑。從1966年8月20日開始，北京紅衛兵在「偉大號召」下衝上街頭，開始「破舊立新」，給許多商店、飯店、街道強換新名。8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的長篇報導，同時發表了名為《好得很！》的社論，熱烈讚揚說，「這是振奮人心的大事，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因為「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號，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依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隨後幾天，《人民日報》連續發報導、社論、評論，讚揚紅衛兵「橫掃‘四舊’的革命風暴」。據報導，北京的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後又改為「人民路」，景山東街、後街改「代代紅路」，天壇路改「曙光路」，白石橋至中關村叫「文革路」……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友誼醫院改為反修醫院，宣武醫院改為東方紅醫院，清華附中改為紅衛兵戰校、王府井百貨商店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頤和園改為首都人民公園，全聚德改為北京烤鴨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榮寶齋改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第二門市部，天橋劇場改為紅衛兵劇場，藍天時裝店改為衛東服裝店……
幾天之內，改名風暴席捲全國。連四川名菜「麻婆豆腐」也被改為「麻辣豆腐」，成都的陳麻婆飯店改為文勝飯店，寓意「這次改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窮鄉僻壤，森山老林，也難以能免。產於福建武夷山深處著名的武夷岩茶「大紅袍」也曾被迫改名。由於「大紅袍」散發著「中狀元，加紅袍」的「封建毒素」，紅衛兵來到茶樹前要砍掉此樹，崇安縣茶葉局茶科所管理人員嚇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想起毛主席也喝此茶，就對紅衛兵解釋說毛主席也喝過大紅袍，所以「誰敢砍大紅袍茶樹，誰就是階級敵人」，這才使大紅袍茶樹免遭砍伐之災。但是，紅衛兵還是勒令樹名必改，一位吳姓生產隊長想起了新近發表的毛主席詞《卜運算元·詠梅》，歌頌梅花，而且在「文革」中梅花被認為是非常革命化的植物，「是當時紅極一時的政治符號」，於是提出將「大紅袍」改為「大紅梅」，終於順利「過關」。但不久，問題卻接踵而來，原來「大紅袍」相當部分出口海外，改為「大紅梅」後引起海外誤解，嚴重影響出口創匯。想來想去，茶科所人員又將「大紅梅」 改為「大紅岩」，既具「革命色彩」，又貼近「武夷岩茶」。「觀音」也是封建迷信，所以「鐵觀音」也改名為「鐵冠音」（鄒全榮：《「大紅袍」險遭「文革」浩劫》，2008年11月25日《人民政協報》）。
改得最多的，恐怕是人名了。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為女紅衛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後，改名風潮霎時湧起。連「文質彬彬」都屬政治 「不夠正確」，那富貴、進財、光宗、耀祖、仁智、孝悌、淑芳之類，就不必說了。直到「文革」後期，江青還為人「改名」。據胡學常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雜誌2005年第4期發表的 《江青與小靳莊》中說，1974年6月，「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正在高潮，江青來到小靳莊。這時「孔」、「周」等也成忌諱。「面對每一個人，江青幾乎都有 ‘正名’的衝動」，女社員王淑賢剛自報家門，江青就說又有淑又有賢，《三字經》裡全有，要改成「王樹先」或「王先」，由其任選一個。有於瑞芳者，江青認為 「瑞」字特別要不得，同樣透著《三字經》氣味，於是為她改名「於芳」。老貧農魏文忠剛報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評他的名字太封建，後來這個老農自己給自己改名為「魏文中」。王孝岐這個名字更把江青嚇了一跳：「啊呀！你這個‘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終，王孝岐改名「王滅孔」。婦代會主任周福蘭是負責接待江青的人員之一，江青見面就問她的姓名，然後說：「你這個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遂為其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要「抵抗奴隸主頭子周公」，或者 「克制周公」，「用咱們這個周，克制他那個周」。
「文革」後，詞彙禁忌銳減，地名、商店企業名和人名大多重新改回舊稱。不過，在某些時候，仍會有某些「敏感」。邵燕祥在 《百年潮》1999年第7期發表《何必改詞》說，有次他在電視中看在北京直播的《黃河大合唱》紀念性演出，結束時，齊唱 《團結就是力量》。這支歌他會唱，歌詞也能記誦：「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他在電視屏幕前跟著哼唱，但是，「唱著唱著不對了，再唱第二遍時，仔細盯著字幕看，發現原歌詞中的‘向著自由’被改成‘向著勝利’了」。在介紹了這首唱遍全國多少年歌曲的背景後，他感嘆道：「我真不明白，到了本世紀的九十年代末，為什麼要去改掉五十多年前唱遍全國的一首歌曲中的‘自由’兩個字，以為這樣就能改變人們的歷史記憶，就能抹煞當時革命者和愛國者們對‘自由’的嚮往和追求嗎？」
王輯志是我國IT業前輩、著名語言學家王力之子，2006年10月31日他在自己的博客中發表博文 「不能理解的禁止」，他寫道：「我常用HTTP：//WWW.BJMCC.NET北京移動網站來發手機簡訊，這樣比在手機上輸入簡訊內容方便些。現在我在南寧，住在我姐夫家，在民主路。明天我要去老家博白參加他們舉辦的客家文化節，他們來車接我。剛才我用上述網站發簡訊，告訴他來南寧民主路來接我。但是簡訊發送失敗，理由是：您的簡訊內容裡含有不許發送的內容。我把‘民主路’三個字去掉之後，簡訊就發送成功了。於是，我還要用別的手段告訴對方我的地址。真的不明白為何不許在簡訊中出現‘民主’兩個字？」「這種做法，我覺得很可笑。........回想起‘文革’期間，如果用廢報紙包東西，被發現報紙上有主席相片，會被批鬥。如果不小心打碎了主席的石膏像，甚至要被定罪為反革命而進牢房（http：/blog.sina.com.cn/wangjizhi）。」
詞彙禁忌史不絕書，一直是歷史研究的對象，這種研究也是史學家應該掌握的基本功之一。「禁忌詞」包含的歷史信息至為豐富：可以校勘歷史文獻年代，探究時代特色，窺視社會特點，觀測政治風雲，分析文化政策……而最重要的意義，兩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的短短一句話早就一語道盡：「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畔。」
（原題：詞彙的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