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美國和英國同時發行。
《金融時報》前駐華記者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結束約20年的駐華記者生涯時，像不少西方同行一樣，為這段職業經歷和人生旅程劃了一個有份量的句號：出一本中國主題的書。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西方記者和學者所著的中國題材的書籍已經不計其數。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在過去三十年裡的巨變，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的演變，方方面面，都有不同角度、不同風格的論述。
但是，對於「黨領導一切，一切的核心是黨」這個中國的現實，卻較少有人深入探討。而「黨」在中國巨變故事中扮演的角色，其實是解答很多外界看來費解問題的關鍵。
馬利德希望填補這個空白。
他在《黨：中共統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一書中，介紹了黨和政府的關係、黨和企業的關係、黨和人事部門的關係（中組部）、黨和槍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腐敗問題、黨和歷史、共產黨和資本主義的關係。
跟隨作者的敘述和有關人士的精闢評語，中國社會和體制的各種大大小小的自相矛盾之處在讀者眼前昭然若揭。
作者引述一個深諳中國國情者說，「黨就像上帝，看不見摸不著，但它無處不在。」
填補空白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說，黨領導一切，中國人對此不會覺得奇怪，但對馬利德和許多研讀中國的西方人來說，發現這一點會感到震驚。因為改革開放30多年，外界越來越把中國看作是一個「正常的」、書本定義中的市場經濟，而深入到國際化表象背後的現實真相時，他們自然感到吃驚。
丁學良說，馬利德曾經對一個問題難以理解，反覆提及，那就是他採訪中接觸到的中國公司的負責人，「居然都是中組部任命的」。
丁學良說，不要說西方人，就連80年代早期留洋，10多年後回國「參與」的海歸們，因為淡忘了「黨核心」這個現實，或者受國家和黨與時俱進的表象影響，也會在「重新發現」中國的改革、國際化、現代化等等，一切的核心依然是黨的時候感到震驚。
而這是不應該忘記的。
馬利德在書中寫道，紐約和倫敦的上市公司老總能否成功簽約入股某國際大公司直接影響到他在黨內和政府內的仕途；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國有銀行掌握實權的是黨委，但黨委在招股書裡如何體現卻難倒很多銀行家；共產主義是什麼中國共產黨人可以說了算，對國有銀行的高管來說，共產主義理念的最好的實踐是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
也許，「黨核心」正是很多令人撓頭或者難解問題的關鍵所在。
在中國，現在有很多人出於各種跟意識形態和信仰無關的動機申請入黨。也有很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黨領導一切的現實，並因此抱怨既然黨領導一切，那麼黨就應該 解決所有的問題。在西方，很多人關心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執政還能持續多久，也有人發問，為什麼在它治下發生了那麼多造成無數慘劇的政治運動之後，在它把中國帶入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之後，它還把自己稱為共產黨？
中國的市場經濟加一黨專政模式，體制自身充滿了自相矛盾之處，比如市場規律和黨對企業的控制之間的矛盾；有些較深奧，比如反腐的悖論，即共產黨為了穩固政權就必須反腐，而它的政權基礎則是一個使腐敗難以避免的體制。
但是，就像書中人物的言行所示，理論上的矛盾很好解決，現實中的矛盾則正在不斷顯露。
持久、靈活、善變、務實的中國共產黨能夠「鳳凰涅磐」、「在腐朽中再生」嗎？這個問題現在誰都沒有答案。
「有趣的角度」
丁學良教授說，馬利德是個學者型的記者，更願意跟採訪對象探討，而不是尋求簡捷、響亮、奪目的引語。
《黨》書中的不少問題，他和馬利德都探討過。雖然馬利德沒有向他描述過發現「黨核心」後強烈的心理感受，但他認為這種震撼可能就是促成馬利德決定寫這本書的起始原因。
「我不能說他選擇的角度是最佳角度，但我認為它非常有意思，因為它是四條一般不宜相交的線交匯的結果，」丁學良說。
這四個因素分別是：馬利德既非華裔也未娶華人姑娘為妻、對中國的體制沒有身處其中的實踐體驗、他的本職是報導財經消息，以及他本人的認真態度和學者型工作風格。
丁學良認為，這四個因素放在一起，使得他的《黨》在英語世界有非常廣泛的讀者群，在幫助西方人理解中國事務時更加有效。
不光是不瞭解中國的西方人，那些已經在中國有一定生活工作體驗的「老外」，以及在海外多年的華人，也可以從中受益匪淺。
「因為它點中了一些穴位，」他說。
馬利德從1990起在臺灣、東京、香港工作、生活，期間為澳大利亞報紙《澳大利亞人》開設了北京記者站，2000年在上海加盟英國《金融時報》，2005-2009年擔任該報駐北京記者站站長，現在定居倫敦任《金融時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