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三十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蹟。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
中共御用學者在該書封面上的兩行介紹文字是﹕ 蔣介石的處世為人經是一個博大、精深的「厚黑經」。是人治時代強權者的權謀之術和處世之道。
點評﹕
第一、何謂國共大戰？
在中國人民獲得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之前，它是中共在中國人民的「世仇大敵」（蔣介石語）前蘇聯指揮下，背叛中華民族，顛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的武裝叛變。共產黨稱之為共產革命戰爭，是列寧發動「世界革命以保衛蘇俄」的一個部分；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平定共黨叛亂即「剿匪」。
在中國人民獲得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之後，在共產黨，則是一場立即乘機發動的瘋狂內戰和血腥內戰。至今，共產黨都一直稱之為「人民解放戰爭」；在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反共戡亂、捍衛憲政和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是共黨勝而民國敗，民主憲政被中共傾覆，中國國土被中共分裂，一個中國變成了 「兩個中國」。
此後，中華民國在兩蔣時代苦守臺灣以待變，並逐步走上經濟繁榮和還政於民，民生和民權的發展相得益彰。中國大陸則變成了「馬列黨族」的國家，而非中華民族的中國，人民陷入和平條件下共產黨的血腥統治，於毫無外患內憂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被共產黨殺死、逼死、害死、餓死幾八千萬，是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殺死殺傷我同胞的「四倍」，無數知識份子被經年累月地浸泡在「鹽水、滷水和血水」之中……（注10）。
這確實是一場「生死搏鬥」，是一場「中華民族要生存」與「馬列子孫要屠族」的生死搏鬥，是一場民主追求和專制復辟的生死搏鬥，是自辛亥革命始，要「走向共和」的中國人民，與中共「馬列殘暴統治」的生死搏鬥……。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委實是在有意地將這一「生死搏鬥」抽象化、虛無化、無罪化和「沒有是非化」了……。這就叫做「公正」嗎？
第二、反觀一部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人民的反思者看到的是﹕歷史塵埃遠未落定，人民反思正在發展，中共欺騙正在變招，民族出路正在尋找……。因為，只要歷史的大是大非沒有弄清楚，現實之路的方向就還在混沌不明之中，人民就仍然在和仍可能在歷史造成的苦難之河裡沉浮──中國的現實正是如此。今日，欠下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無數血債的中國共產黨，閉口不談歷史和現實的大是大非，開口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等等。其原因，無非是一談是非，他就非但理屈詞窮，而且必然要被歷史和人民所否定、所拋棄，甚至是被推翻和被埋葬。而不談是非，只談消除恩怨，就能在無形中消泯了大是大非，就能在謀略中「化非為是」 或「化是為非」，就能永遠地維繫共產黨在刺刀森嚴的一言堂上「只准言其是、不准指其非」的專制淫威。如是，歷史的沉冤非但得不到洗雪，現實的痛苦也同樣得不到解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也就只能繼續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吹噓和「專制和諧」的慾望之下，在中國馬列子孫集團的持續黑暗統治下，永無出頭求新之日。
中共御用學者在該書封面上介紹說﹕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政治使人過狗一樣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
有人說「蔣介石是中國詭道集大成者」，還有人稱他是「中國的拿破崙」，李宗仁說得更貼切，他說﹕「蔣介石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低能，但使用權謀，運用詐術則天下第一。」
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對彼黨的心思，捉摸、把握得何其之深，何其之準，且是何等地賣力。
第三、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的所有文史研究學者們，已經真正地能夠獲得全面查閱各種資料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已經真正地獲得了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那麼，對任何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研究和評價，就會真正地走向客觀、真實和全面了。
但是，現實的悲劇卻是，中共專制統治下的人民，非但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甚至連查閱歷史資料的自由，仍然在被層層地限制著和剝奪著。太多的資料仍然被中共封鎖著，甚至在銷毀著和竄改著。只能在美國開放閱讀的蔣介石日記，非但絕不容許在中國大陸按照其本來面貌出版，讓人民一睹真相，卻正在加速地被中共學者們有領導、有組織、有計畫地利用著，扭曲著、侮辱著……。
自蔣介石日記為中共學者「推動」開放，並首先向他們開放以來，短短的三年間，中共的出版界已經出版了數十部煌煌大著，猶如全面反攻似地大肆誣蔑和辱罵蔣介石。中共層層文藝界更像是「大躍進」似地，受命拍攝了幾百部歷史連續劇，「全面侮辱蔣介石，放聲歌頌共產黨」，並美其名為「我們要用藝術的方式來闡述歷史」 ，再加上他們在電視劇中著意配合的「誣蔑性旁白」，便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達到了他們要對人民，特別是新一代，進行虛假歷史之「再教育」的罪惡目的。面對著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民間對蔣介石進行勇敢反思和艱難反思的巨大成就，中共學者們受命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中共的御用文人們受命要「藝術地竄改現代史」，著實「成果輝煌」。雖然「人民反思在前，中共反撲在後」，其最後迎來的，無疑將是人民更加廣闊的反思和更高層次的覺醒。
這些都是中國大陸學者們人所共知的現實，是許多有知識有見地的讀者和觀眾們聲稱「根本不看這些學術著作和電視連續劇」的原因，也是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進步者都知道的實情。因此，中共學者在此侈談「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 如若不是痴人說夢，便是欺世大言。
歷史和現狀都在告訴我們﹕只有在中國人民推翻專制制度，實行民主自由之後，才有可能真實地、客觀地評價蔣介石和中國現代史上所有的歷史人物，包括中共自己的洋祖宗──馬恩列斯，中國的歷代馬列子孫集團，及其罪惡的一夥。
第四、人所共知的是，一位曾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統一過進步中國，特別是在那一場長期的和血腥的反侵略戰爭中，保護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大中華民國領袖── 蔣介石先生，至今還沒有入土為安，還不能歸葬自己的故土，還在遭遇著分裂者的侮辱和背叛者的糟踏。遭遇了六十年共產專制極權荼毒的中國大陸普通人民，至今還陷身在茫茫的專制苦海之中，還遠不能走向真正共和的彼岸，還在為爭取起碼的「民權」，而與殘暴的「專權」苦苦地抗爭著。我們中國的臺灣，至今還陷在「分裂」和「投共」這兩個極端的政治漩渦中震盪，臺灣的民主正在遭遇日見其多的中共專制飛彈的威脅，而今日的國民黨上層投共勢力卻走在北京的「紅地毯」上，寧享中共的胯下之「榮」……。此時此刻，中共學者們卻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迫不及待地要給蔣介石「蓋棺論定」，試問，蓋棺何處？論由誰定？如此急切的中共學者，無非是急著要利用蔣介石，以便迅速統戰臺灣，以求儘可能快地「和平解放臺灣」，以在「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根本謀略之下，為竊取中共權利的歷史合法性，苟延其專制統治的性命，盡心賣力罷了……。
自序﹕
我從上一世紀70年代起，投身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第一步，在海內外廣泛收集資料，第二步，選擇若干重大問題進行研究。上一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將他的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存，我曾以這批資料為主撰寫了一批論文。 2002年，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後，我又多次到臺灣，研讀蔣介石帶到臺灣的大量檔案，特別是根據其日記所編寫的《困勉記》、《省克記》、《學記》、《事略稿本》等資料，寫成又一批論文。 2006年3月，寄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開放，我有幸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 2007年，胡佛研究院繼續開放日記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訪問該所。
日記，記個人經歷和內心世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有其特殊價值。蔣的日記，長達五十餘年，大有助與人們瞭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秘密。當然，只看日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大量閱讀相關的檔案資料和文獻，反覆比較、勘核，同時，將蔣的所思、所行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實的蔣介石來。
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得到過許多鼓勵。 1988年，我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表後，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 2001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
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過若干困難。 2003年，有少數幾個人化名給中央領導和有關機構寫信。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評點﹕
第一、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敢於研究中華民國這個「共產黨劃定的歷史研究禁區」，已經算得是中共史學界的一條好漢。只要不是「御命」的，只要還能夠多少講幾句真話，也就算作中國大陸史學界的勇士了。是否如此，那就還是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仍然在「和我黨保持一致」。但就其三十年後蔣介石日記閱讀研究的成果來看，完全可能還是「吾學一以貫之也」！我們暫不評論。
第二、「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這句話，倒是說得有道理。孫為現代中國的開創者，在中國搞的是「要民族、要民權、要民生」的三民主義，和志在結束兩千年帝制，推翻滿清貴族專制統治的國民革命，創建的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蔣則是忠實於孫中山的主義，推翻過專制復辟，結束過軍閥混戰，兩次統一過正在艱難中走向進步的大中華民國，領導全民族（中共除外）戰勝了日本帝國的長期侵華戰爭，卻又因日本侵略，和共產黨在前蘇聯命令下「鬧革命、打天下、復辟專制」而慘遭失敗。所以，肯定孫中山，就必定要肯定蔣介石；否定孫中山，就必定要否定蔣介石；利用孫中山也就必定要利用蔣介石；誣蔑孫中山就必定要誣蔑蔣介石。雖然，孫、蔣也各有對錯，各有對歷史應付的責任，但是，他們都是有錯沒有罪，對民族、對國家、對歷史都曾功德彪炳。但是，反觀近年以來，中共卻在一面利用孫中山，企圖繼續劫奪權力的歷史合法性，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民主建國事業的「忠實」接班人；一面則數度橫波惡浪地誣蔑孫中山和否定辛亥革命，企圖在「專制改良」救不了命的時候，扑滅正在中國蔓延的孫中山革命思想。蔣介石日記開放不久，在海內批判、海外高喊要「鞭屍孫中山」的又一波狂潮（注11），其代表人物就是國內的中共學者和海外的特殊民運文化人。由此而想到另一些中共學者也受命要及時地抓住機遇，利用閱讀蔣介石日記，而對蔣介石進行再侮辱和再否定，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中共一盤黑棋中的兩顆「巧設」的棋子呢？
第三、自中共對外開放，尤其是近年以來，用一些朋友的話來說，因中共這位「導演」的需要，少數中共學者走海外，游臺灣，簡直就像是「趕集」那樣。其中更有人能夠像變戲法似的，一人身兼各種「人士」的身份，用喜笑怒罵的方式，豈但都勝利地完成了他們的秘密使命，而且其名氣和形象還因此而一再看漲。當然時間一長，表演得太多，他們當中也就有一些被看穿了。
然而，在中國，又有哪些人和多少學者才能夠「到海外廣泛蒐集資料」呢？這些有權利、有方便、有條件「到海外廣泛蒐集資料」的人，究竟都是些什麼人，特別是他們以各種身份，「趕集」似地到了海外──西方的一些主要國家之後，它們究竟表演了什麼？又幹了些什麼，千萬不要以為別人都不知道。因為只要看你的成果為誰所需要，看你在國外是怎麼「裝罵」──或小罵大幫忙，或大罵大幫忙，或裝著國共一起罵，或乾脆把「孫、蔣、毛一鍋煮」，就是將他們個個都罵成「梟雄」。但是，回國之後，非但不會倒霉，還被中共的媒體捧如星月，豈非令人一目瞭然？因為共產黨從來都不是吃素的，從來都是反對不得、睚眥必報的。該有多少人只因在海外失言，或真有反對言行，不是被他攔在國門之外，就是被他指使長期潛伏在海外的「第五縱隊」橫批惡罵，甚至是設陷阱，下圈套，直至跟蹤、綁架……這樣的例子，還少嗎？
至於說到被邀請，在西方國家甚至是臺灣，都有所謂「交換學者」。但在中國，交換的背後怕更有些被派遣者。這些特殊的公派學者，甚至是公派的特殊留學生，已經在美國拿了多少科技情報回去匯報「成果」了，海外報紙上已經不是新鮮事──因為近年來美國已經抓了、判了一個又一個。社會科學方面的當然抓不出來，但還是嗅得出來，特別是對與共產黨 「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大陸人來說，共產黨的名堂，中共學者的彎彎饒，別人看不懂，我們一看就明白。當今那些去美國看日記就像是「趕集」似的人，又有幾人不是中共學者，不是特殊的中共學者？不是在海內外網站上「罵孫誣蔣」的闖將？不是中共倚重和吹捧的著名學者、權威學者和御用學者？他們雖然學問不大、不真，但名聲卻不小。
第四、說日記有價值，不能一概而論；說日記有特殊價值，更不能泛泛而論。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日記，在共產黨長期統治下更有會招致殺頭、坐牢的日記。當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也有因日記而發跡的、走紅的和紅得發紫的，要全國人民必須天天學、月月學、年年學的，比如「雷鋒日記」。本文筆者之一在「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死後多年，曾有幸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濟南軍區見到過「雷鋒日記的作者」──另一位「解放」軍軍官，真是令人「跌破眼鏡」。就不說，自從共產黨「解放」了中國人民以來，還有多少人為了「要求進步」，該寫了多少假日記，為了害人又寫了多少「黑日記」。日記這東西，到了紅彤彤的共產黨時代，它的名堂和作用，也太大、太嚇人了！
當然，古往今來，不是屬於上述特殊共產時代的寫日記者，應該說，絕大多都是寫給自己看的，是為了記事的。但即便如此，也絕不能將日記看成是「在歷史文獻中具有特殊價值者」。因為有價值，但不特殊，更不能依靠，不能作根據。即便寫日記者是一個有品性的人，其一個人的經歷，一個的好惡，一個人的思考，一個人的看法，一個人的感情，即便全然都是真的，都仍然會與歷史真實存在著距離，或是偏差。大多數人都喜歡看傳記，特別是名人自傳，且不說自己寫傳記，幾乎都是自己對，別人不對；要是由親人、後人或好朋友寫下的傳記，就更是自己的親人朋友事事正確偉大，別人則事事錯誤渺小，特別是對那些有分歧、有矛盾、有怨有仇的「對立者們」。最典型的，莫過於黃花崗起義的破壞者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叛徒陳炯明的兒子，他為其父翻案的著作──《一宗現代歷史的大翻案》，就把自己叛徒父親說成了一朵花，而把孫中山說成了一個「頭頂長瘡、腳底淌濃」頭號大壞人。雖然他得到了共產黨的關懷和支持，更使得中共的御用學者們如獲至寶。但凡今日要「鞭屍孫中山」者，其「歷史資料」，無一不出於此。雖然這些資料，又幾乎都是叛賊陳炯明當年在香港辦的報紙專門罵出來的，或是為從來就不想中國人好的英國殖民者們雇佣「寫手」們寫的。因為，當年孫中山的廣東革命政府，實曾使它們感到「芒刺在背」。 （注12）
所以，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既要珍惜歷史人物的日記所提供的事實資料，參考他的觀點看法，又要極其嚴謹、審慎地去尋找其他的證明，甚至是相反的證明，這樣，日記的史料價值才能體現得出來。就像辛灝年先生在講演中所說的那樣﹕「我之所以不用臺灣和海外的資料，就是因為半個世紀的分裂和隔膜，幾乎使我們兩岸的人民都不能相信對方的一切。如果我用國民黨說自己是怎麼抗戰的，來證明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領導抗戰的，我們大陸的讀者會相信嗎？如果書是這樣寫出來的，不說別人怎麼想，有些人怕是連看也不要看了。所以，我引證的幾乎都是大陸的資料、中共的文件、毛澤東的著作和大陸學者反思的成果，然後我再加以辨析和判斷，用它們來證明國民黨抗戰，特別是共產黨不抗戰，看共產黨可有話說？」辛先生的著作和講演之所以能夠被很多人接受，特別為國內普通民眾和海外留學生、新華僑所接受，這確實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為了利用蔣介石日記，而片面宣傳蔣介石日記的特殊歷史文獻價值，一方面，透露了蔣的日記的真實、價值和意義；一方面，卻為了「假肯定和大否定」留下了張本。近幾年來，中共御用學者利用蔣介石日記來大罵蔣介石的「學術著作」，之所以能夠風起雲湧地「問世」，就是證明。至於蔣介石日記究竟如何，那是我們另外要論及的問題。
第五、序文的精彩之處，就在他終於說出了，或者還是要忍不住地說出了，他是從哪裡得到了「許多鼓勵的」。也就是他從事此種歷史研究的動力、源泉之所由來。
這位中共學者1988年就出版了《中山艦之謎》這樣一本研究著作。好壞真假，是否還是與我黨保持一致，或大的方面當然要保持一致，小的細節可以少保持些一致，我們暫且不論。要評的卻是，為什麼一個學者對於中共領袖的誇獎如此重視呢？ 「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 」──這些話，要是說在八十年代前，還情有可原。二、三十年後的今天，還要以「黨恩高官」為勵，甚至以此來彰顯自己已經被黨的領導褒獎有「世界水平」，如若不是一個在感情上和行為上浸透了中共御用學者之深重氣息者，便不可思議了。何況什麼又是歷史研究的「世界水平」呢？它的標準是什麼？什麼又是「對的路子」？還「要堅持下去」？共產黨領袖指出的路子，又有哪一條是對的？難道從那年起，這位中共學者，就堅定了黨在歷史研究上所規定、所鼓勵的「新路子」了嗎？看來事實正是如此。
至於中共學者自己說的，「2001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
對於這一番頗有誇耀性的自白，這一句中共學者感謝「龍恩」的話，我們還需要再作什麼評論嗎？在中國大陸學界，這早已是一句令人聞之生厭的話，真的不用再說了。要說，那就只能說，這位中共學者的「學術著作」，是經過專制惡黨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和資助的，是經過共產黨的策劃和批准，並且是共產黨用「黨費民膏」支持他研究、寫作和出版的。在中國，在海內外，在所有多少還有點正派意識的人心中，「中共中央統戰部」是個什麼東西，還用得著再解釋嗎？他曾讓多少人鬼迷心竅，家破人亡？當然，一個學者，一旦被列入中共統戰大業的旗下，他自然就能夠跑海外、走臺灣就像是「趕集」一樣了；而一個被統戰部派赴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的學者，他當然就要為著惡黨的統戰事業，來統戰與蔣介石日記相關的一切人和事了。而統戰的要害，就是「革命的兩手」，就是「當面喊哥哥，背後掏傢伙」。在學術上幹這兩手的人，還像個「學者」，還是一個學者嗎？
且把它看作一位中共御用學者的活靈活現的「自白」吧。
第六、這位中共學者也嘆了一段苦經。說﹕「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
這要是不瞭解中國大陸學界狀態和社會情勢的人，不用說，是要對他一掬同情之淚的，尤其是那些沒有吃過共產黨種種苦頭的「呆胞」們，海外的親共人士，和已經或正在被共產黨統戰得渾身舒服，早已經「忘國忘家」的國民黨高門子弟們，以及對共產黨滿腦袋漿糊的臺灣某些國民黨學者。
可是，六十年來，在從來就是夜黑風高、水惡流深的共產黨內部，「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的事，從來就有。那些背後向黨告這位得寵學者黑狀的人，除掉一些人是對該學者像「趕集」似地跑海外、走臺灣而心有不快，和一些正派人不屑他為中共統戰奔走以外，還有，就是那些會讓該中共學者膽寒的黨內極左派官僚和所謂的極左派學者們，即文革後凡事還要按照毛澤東那一套做的人，如鄧立群之流及其門下。這種人，到今天也不缺少，是所謂共產黨內的死硬派，也是中共改革開放即「專制改良」的反對者，借用共產黨的話語來說，都是一些真正的極端反動者和無知僵化者。他們不識時務，不知變通，更不知道如何用新的手段來維繫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總想像過去一樣，對人民、對知識份子照樣來「硬」的。這種人，當然無藥可救；這種人，當然也看不上那些身段靈活的中共新一類學者們；這種人，當然事先也並不知道，被他們告狀的中共學者，乃是中共統戰部「旗下」的人物。因為，只要是這面旗下的，就要會「革命的兩手」。為了本黨對臺灣的統戰大業，有時候就不得不對臺灣的「國民黨反動派」說幾句無關緊要的軟話，甚至是好話，承認一些無關緊要的歷史事實，有時對大勢已成的歷史認知，也不得不將就著予以承認，只要不致撼動共產黨的根本就行。就像是為了攻佔一大片樹林，而不得不先砍了擋路的幾片枯草，幾根朽木一樣。此其一。
其二、這位中共學者，卻是「革命的兩手」使用得很稔熟，很巧妙，很停當。因為，他此時揭開彼時曾告他狀的同黨，實際上是要告訴別人﹕我從來就沒有說過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告狀人是「張冠李戴」，是對我的毫無根據的指責。有兩手之能的中共學者，在此不過是借訴說自己黨人因誤會了自己的背景和立場才誣告他，是錯誤的，而且「將錯用錯」地告訴大家﹕我從來也沒有，而且也根本不會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不可能是我說的。我對共產黨的忠誠從來就沒有變過，對蔣介石的立場更從來就與共產黨保持著高度的一致。請黨、請黨內的同仁們放寬心就好了！
果不其然的是，這位中共學者，馬上筆鋒一轉，便說﹕「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他在這裡不失時機地立馬歌頌了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時代，捧出了中央領導同志和社科院領導對他的肯定和支持。一個受了某些同黨、也是同行們小小委屈、忌妒和不理解的中共御用學者，在這裡實在是將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共產黨政治需要的關係，將一個正在得寵的中共御用學者，而不是一個真正自由獨立學者與「當朝權勢」的關係，表現得淋漓盡致。對於這樣一位中共學者來說，還是共產黨當年教我們唱出來的歌兒對﹕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這樣的學者，不說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能夠流傳得下來的學者中殊為少見，就是在當今的世界上，也只有在共產黨這樣的現代專制極權國家才「多多益惡」。不過，這樣的學者，在今天的中國，也是已經愈來愈少了。即便是在黨內，還有多少人會像他這樣，真心鐵意地向著共產黨呢？難怪中共中央的領導、中共中央統戰部、「馬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們都要肯定他，支持他，資助他，還要黨的所有媒體都稱讚他是中國「最著名和最權威」的蔣介石研究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