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書院已成為國內目前規模最大、修復最好、保存最完整的一所古代書院。
朱熹和張栻會講的情景
自從唐代初年產生，到清末退出歷史舞臺，古老的書院體繫在中國存在了1000多年。在各種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中，我們曾無數次地看到古代學子們的書院生活，似乎和現世的學校生活差不多。事實果真如此嗎？
古代學生進書院學習，要不要參加入學考試，要不要交學費？書院的老師是怎樣教學的，都教哪些科目，而學生又是怎樣安排一天的學習生活的？他們要不要月考年考，學得不好會不會被留級甚至開除呢？
古代書院為何都安在深山老林裡
書院在唐朝產生之初，常與僧院、道觀為鄰，選擇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裡。例如年代最為久遠的光石山書院，就建在條縣(今屬湖南)麒麟山中，附近有朱陽觀與惠光寺。當時的潭州刺史蘇師道，在他的《司空山記》一文中，詳細描述了書院附近的地理環境：
「東南隅有秀峰十二聳翠卓立，其峰有畫瓶、青牛、大蓮花、小蓮花、紫蓋、瑞雲、洞門、紫麟、遠吟、隱真、回龍、白鶴，名稱不一……北一里有惠光寺，前有洗藥池，方廣二十丈。其水亦入藥池，歲旱不涸……」
比光石山書院稍晚的李寬中書院，則直接建在石鼓山的尋真觀裡。這裡風景優美，如詩如畫。讀書人和道觀中的道人，坐以論道，互相熏陶。
不光書院選址很講究，創建人對書院內的小環境也很在意，常常栽花種樹，移竹運石，打扮書院。例如，唐朝著名的詩人賈島，在《田將軍書院》一詩中，這樣描寫田將軍書院內的美景：「滿庭花木半新載，石自平湖遠岸來。筍迸鄰家還長竹，地經山雨幾層苔。」
唐人為書院選址的習慣一直沿襲了下來。宋代一些著名的書院，也都坐落山間。例如，岳麓書院建在岳麓山下，白鹿洞書院建在廬山五老峰下，嵩陽書院建在嵩山的太室山腳，石鼓書院建在衡陽石鼓山回雁峰下。其他如像山書院、武夷精舍、南嶽書院，包括江寧的茅山書院，都選址在風景秀麗的山區。
書院選址，為何要在遠離人煙的深山老林裡呢？這與書院興起的初衷有很大關係。古代的書院，往往是在官學(公辦學校)廢壞時出現。興辦書院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科舉考試；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學者看來，官學一旦成為科舉考試的附庸，就嚴重喪失了教書育人的能力，並日益腐敗和衰落。因此，他們以個人的力量另建書院，就是為了研究學問，啟迪民智，回歸教育的本質。而在他們看來，一個空靈安靜的地方，更有益於學問。比如，曾經執掌白鹿洞書院的南宋理學大家朱熹，就曾奉勸他的學生：「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桀驁不馴的「校長」 連皇帝都奈何不了
理學大家朱熹所在的南宋，是書院管理體制形成並得以確立的重要時期，理學家和書院結為一體，使書院承擔起了研究學術、發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任。同一時期，書院的管理也借鑒官方的學校以及禪宗佛家的清規，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制度。
與今天的大學相比，古代的書院在制度上有哪些特別之處呢？
「書院的管理體系，有分工明確、便於操作的特點。它的核心是山長負責制為代表的管理體制及與之配套的組織系統，它從組織上保證書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進行。山長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為書院聘請老師。聘請老師時，或者重視學行，或者重視文憑——也就是科舉出身，這樣就能確保書院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水平能夠達到一定的標準。山長以下，有副山長、堂長，講書等職，他們各司其職，分工明確，協助山長維持書院正常的教學秩序。」
「山長」，其實就是書院的負責人，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校長，位高權重，是書院的核心人物。梁章鉅在他的《退庵筆記》中就這樣定義山長：「掌書院講習者謂之山長。山長亦稱院長，亦稱山主。」山長的稱號，充滿了野性和對官府的反叛，這與早期書院倡導的自由精神，是一致的。它的由來，也要追溯到唐代。不過，真正固定下來，則是到了宋代。
古代那些著名的書院，無一例外都擁有名震四方的山長。例如，北宋年間，岳麓書院有個叫周式的山長，他的學術和品行都很好。宋真宗知道後，就派人接他進入皇宮，封他為國子監主簿，並想留他在京城侍駕。然而，周式卻堅持要回到岳麓書院，真宗無奈之下放他南歸。此後的岳麓書院，更是名聲大振。
學生違規 會受到什麼樣的處罰
有了德高望重的山長和教師，書院不愁沒有學生。因此，書院也設定了不低的入學門檻，也有入學筆試，而且招生數量有限。
「天下四大書院之首」的岳麓書院，在南宋乾道年間，就「定養士額二十人」，後來擴到三十人。岳麓書院名氣出去以後，遠道前來求學的人越來越多，於是「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等於是增加了10個旁聽名額。
一旦進入書院學習，學生就要遵守書院的一系列規章制度。以明道書院為例，首先要求學生要穿「校服」，這個校服當然不是像現在一樣統一訂做，只是規定要穿顏色深的衣服。這樣做的目的，是和一般的民眾區別開來，讓學生有士人的責任感和優越感。另外，書院還設專門針對學生的「請假簿」「講簿」「德業簿」「食簿」「宿齋簿」。其中，講簿記錄山長講學的情況，德業簿登記學生的功課情況，食簿是用來領取錢米，宿齋簿則用來領取燈油和木炭。明道書院還規定，學生請假不得超過三個月；謁祠、聽講、供課三者都需要登記，缺席三次就「罷職、住供」。這個住供，就是停止供給。古代的書院大都遠離鬧市，給學生的錢糧和伙食斷供，這個懲罰可真是不小。
當然，對於學生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學業，古代書院中的學生會學些什麼呢？鄧洪波教授告訴記者：「就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儒家經典。學子每天的學習時間劃分成起床後、早飯後、午後，晚上四段，每一段都有規定的學習任務。而且既有自學，也有討論，還有老師解惑，還是很科學的。」
為了檢查學生的學習效果，書院還有考試制度，主要考查德行和學業兩大方面。學業考試以南宋時期的延平書院為例，每個月有三次小考，考得好的，成績一出來就有物質獎勵，並且還會累積積分，累積到一定程度則升級，也與經濟利益掛鉤。
德行考試的考核標準一般因山長的習慣而定，例如，朱熹主持白鹿洞書院時，提倡自覺自勵，不做硬性規定；而普通的書院，則從更實用出發，對儒家倫常做了具體化的規定，例如，不尊敬師長、不孝敬父母，就可能受到被除名的懲罰；那種嚴重踐踏院規、破壞倫常的，書院不僅會將其除名，還會報官立案，並永遠不許再入書院。
畢業了沒有就業文憑 但仍有人當做「高考復讀班」
中國古代的書院，並不能為學子提供一張就業文憑，充其量只有一張肄業證。但是學子們還是源源不斷而來。他們之中，有人是拿書院當「高考復讀班」，希望經過名師點撥，金榜題名。也有的人，是為了學問而來。不管是為什麼而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書院內，他們將極有可能親眼目睹國家級的學術盛會。
「在這些學術盛會上，大師與大師之間進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在文化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筆。」
書院歷史上記載較早的一次學術盛會，發生在南宋乾道年間。當時，理學大師朱熹有個問題沒有搞清楚，於是他從福建崇安千里迢迢趕到了潭州(今長沙)，目的是為了向在岳麓書院講學的另一位理學大師張栻討教。在湖南期間，朱熹與張栻就學術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會講的高峰期，曾經三晝夜不下講壇。遠近來聽他們會講的人不計其數，飲馬池的水都被馬喝乾了。會講期間，兩位大師還寫詩唱和，居然寫出了149首詩。
潭州會講之後，朱熹與東南的理學大師陸九淵等人，還在江西信州(今上饒)的鵝湖會講。
南宋以後的明朝，書院的性質已經和最初產生時大為不同。公開的學術盛會不再，但是一些書院仍舊努力維持初衷，在倡導學術的同時，還添加了「市民學堂」的新功能，擔當起教化平民的任務。例如，明朝時期，蘇州常熟城內有虞山書院，定期向民眾開放。不僅孝子、善人、山林隱士可以來聽，平民百姓也能來聽。
享受政府撥款後 書院逐漸失去了光芒
從書院誕生之初，飽含理想主義熱情的讀書人，就希望把書院經營成一方淨土。然而，在與現實的碰撞中，他們最終不得不讓步了。實際上，從書院最為興盛的南宋時期起，許多原先民辦的書院，就逐漸被官方「收編」。這種收編，首先是從書院的經費著手。
書院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經費。而書院經費的來源，多依賴於學田。書院興起之初，私人籌措辦院經費，主要也是靠私人的田產或別人捐贈的田產來供給。然而，僅僅靠捐贈，是不能滿足書院需要的。因此，當官府開始給書院劃撥田產時，書院沒有理由不接受。
除了經濟上的控制，南宋中後期以來，書院的實際負責人山長，也漸漸由朝廷吏部差授。在鄧洪波教授與學者朱漢民合編的《長江流域的書院》一書中，作者對唐代以來的民辦書院做了一個統計：唐代，82.98%；宋代，70.41%；元代，61.25%；明代，29.84%；清代，24.20%。在民辦書院急劇縮減的同時，越來越多的書院歸到官府手中。
在清代，書院的常年經費已經由官府一次性撥給。享受政府撥款的書院，花起錢來也大手大腳。例如，為參加正式科舉考試的生員提供一定數量的經費。考生如果科舉得中，更有豐厚獎賞，數目可達五十兩銀子。不僅考中的生徒有獎，書院的老師也跟著有獎。
如此一來，雖然書院的辦學經費不愁了，然而，書院不可避免地逐漸淪為科舉的附庸。儘管還有一些理想主義的書院在苦苦支撐，然而，書院沒落的歷史已經無可挽回。
同治光緒年間，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已經與科舉合為一體的書院，也一併成為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