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群情激奮的國有企業改制問題。是的，郎咸平現在似乎不反對國有企業改制，只是提醒眾人，必須在一種健全的監管制度下，在一個合理的法治背景下展開國有企業的改革。這是忽略因果關係的廢話！事實上，正是國有企業的大面積存在，才導致我們的監管制度和法治建設不成氣候。國有企業用一種產權模糊的、壟斷的、反市場的方法，抑制了市場效率的提升，阻撓了社會公平的達成。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國有企業不徹底走出陰霾，美好的監管和法治，難道可以從天上掉下來麼？在這裡，郎咸平第一次站在了常識的對面：企業和企業家才是推動市場進步的主要動力，一個沒有企業和企業家支撐的社會體系，注定是一個烏有之夢。這正是這麼多年國家反覆強調首先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根本原因。
再說說他那危言聳聽的新帝國主義言論。產業鏈陰謀，金融超限戰，都是一些狹隘民族主義假象敵思維，但是今天這個世界的主旋律，卻是合作共贏。這是一個貿易打造的世界，今天，一家標準的美國公司可以在中國暢行無阻，而一家有遠見的中國公司也可以在美國登堂入室。今天，全球貿易再也不需要軍隊護衛，全球通行的產權制度和國際貿易體系有了普適性的規則。通過談判桌取得對方的市場經濟認可，比派出一支軍隊更有效果。相同價值觀的文明國家之間，只有競爭，沒有衝突，只有當文明遭遇野蠻，戰爭才不得已成為一個選項。在這裡，郎咸平第二次站在了常識的對立面：誰都不會渴望戰爭，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所有文明的人們，都期待溝通與妥協、互惠與互利。這是已經形成的歷史，也是正在發展的現實。我們要融入其中，也要時刻審視。這既是一個知識人的學術立場，也是一個具體的經濟人必要的生活態度。
第三看看他的大政府主義，看看他不斷呼喊的政府強勢干預經濟的主張。必須強調一個基本的經濟學理念，凡是政府強勢的地方，私人經濟必然凋敝。有人羅列過幾組基本的數據，中國每年的GDP增長數據中，70%來自於以私人企業為主體的中小企業，最直觀的數字指標，當屬就業人數，每年來到城市尋找工作的超過 2億的農民工，90%都在私人企業裡就業，每年600萬大學畢業生，70%也是在私人企業就業。如此巨量的經濟貢獻，按照一般的常識，應該是繼續擴展市場，發展私人企業和民間資本，而絕不是郎咸平的所謂大政府主義。
歷史作證，政府一直在試圖掌控所有的資源，到文革時期，政府甚至干涉到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我們曾經因為在屋後種植了幾行白菜遭受批鬥，也曾經因為睡了一個姑娘被逼著向組織向領導匯報，我們曾經被要求穿統一的衣服，留統一的髮型，如果不是思想生長在每個人的內心，相信我們的政府早就給我們每個人安裝了一個思想控制器。僅僅就經濟而言，政府曾經管住了我們每個人的口糧和布匹，一個小賣部也必須冠以國營供銷社的頭銜，我們的國家是不是由此變得強大呢，我們的生活是不是由此變成了小康社會呢？可以肯定的認為，3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的一些進步，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退出部分市場，讓民眾自由競爭。哪個行業政府退出得早，退出得徹底，哪個行業就繁榮昌盛；哪個行業政府牢牢把控，哪個行業就會效率底下，腐敗叢生。在這裡，郎咸平第三次站在了常識的對面：政府和個人權利從來就是一對矛盾，那些期待大政府大福利的人們，早晚有一天會發現，你們會因此得不償失，你們不僅無法得到房子和美食，你們還會因此丟掉寶貴的個人自由。
第四看看郎咸平所謂的「6+1」理論。沒有哪個國家、哪個企業天生就願意做別人的加工廠，沒有誰願意把一件產品90%的利潤讓給品牌和技術擁有者，自己只賺10%的材料費和人工費，也沒有誰不渴望擁有主動定價權，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在品牌構建、核心技術和渠道建設都被國際大企業佔盡的背景下，盲目追求品牌和技術，就是一種新的大躍進思維。在這裡，郎咸平第四次站在了常識的對面：國際產業鏈的構成，是一種自發的經濟學分工，這裡沒有戰爭，沒有搶劫，沒有巧取豪奪。中國處在整個產業鏈的低端，是一種自發的、暫時的次優選擇，要想走出低端產業鏈，需要時間，需要積累，需要每個中國人具有自由思考、自由創造的空間。
必須承認，中國從來都是一個常識稀缺的國度，當我們沒有基本的價值判斷，所有的數據，所有的理論，所有的工具，都可能指向更加錯誤的地方。我想說的是，郎咸平故意與常識為敵，而他的那些熱情的讀者們，更是不知道常識在哪裡。上個世紀80年代，李澤厚先生提出了「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分析框架。這樣的學術思想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歷史解讀。在李澤厚看來，「啟蒙」是指對西方「科學與民主」思想的接受和傳播；救亡則是「追求獨立和解放的民族運動」。對處於戰爭年代的中華民族而言，「反帝」、「救亡」的思想理所當然佔據了上風，科學與民主的啟蒙在很長時間裏處於壓抑的狀態。一直到今天為止，這個國家依然是一種救亡思維，啟蒙之路尚未真正展開。當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國家紛紛奔向市場經濟的時候，當所有追求幸福的人們都在呼喊權利和自由的時候，太多的中國人仍然深深陷在憤怒的家國意識和敵對情緒之中。
我不知道郎咸平懂不懂這樣的歷史變遷。曾經聽人說，有位知名的媒體人問郎咸平，為什麼說那麼多違背常識的話，郎回答，不這麼說，沒有人聽我說話。我想，事實上郎咸平是知道中國普通民眾的知識結構和話語模式的，他知道螞蟻一樣的人民，喜歡聽什麼。一群沒有常識的聽眾，注定只能傾聽更加沒有常識的話語，站在高處的郎咸平收穫人民幣，站在低處的粉絲們，收穫一種廉價的宣泄。常識依然在遙遠的地方，人們將依然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依然站在這個時代的邊緣地帶，噴灑更加廉價的口水，然後在憤怒與疲憊中沉沉睡去。
現在，我想對那些破口大罵的人們說，我和你們一樣憤怒！如我，暫住在北京，沒有人給我發工資，也沒有給我社會保障，今天不勞作，明天可能就失去了口糧。我看見有人醉生夢死，看見有人拖著自己的小攤，被城管追得無路可逃。那麼讓人驚訝的貧富差距、那麼多司空見慣的腐敗、那麼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錯案、到處可見的環境污染、隨手可遇的信息遮蔽，可是我告訴你們，郎咸平種種違背常識的所謂學術觀點，不僅不能拯救我們，反而會加重我們的苦難。郎咸平扛著由你們捐贈的人民幣，可以打著飽嗝回到香港、回到臺灣，可是我們卻要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尋找幸福，尋找自由。我們需要回到常識，需要找回我們自己的權利，清晰的產權，清晰的知情權才是我們活著的尊嚴與理由；我們需要自由遷徙，需要自由言說，需要自我反省，需要一個更加開放的世界。所有這一切的一切，郎咸平那些呲牙裂嘴的演說，那些虛張聲勢的書本，都給不了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