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套嚴密完整的組織人事制度，像一張蜘蛛網，將每個公民禁錮在思想、言論和行動的牢籠裡──這就是中共的鎮山之寶，構成了維持胡錦濤「和諧社會」的穩定基因。
蘇聯解體後，一九九二年月十四日俄羅斯總統秘密檔案第一卷解密。屠殺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七名波蘭人的「卡廷森林慘案」，真相大白於天下。這說明，昔日蘇共在亡黨之前不敢銷毀檔案，蘇聯昨天會是中國的明天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第五章「法律責任」中第二十四條規定，凡損毀、丟失、塗改、偽造檔案等均構成犯罪行為，將追究刑事責任。然而中共為一黨之私，必然需要銷毀、篡改、隱瞞、偽造檔案材料。中共的政法委向來凌駕於同級行政立法司法檢察機關之上。
江華銷毀迫害沙文漢罪證
一九七九年右派大改正，在改正通知中，中組部統一規定：「......對其家屬、子女、親友檔案中涉及這個問題的材料，應予以撤出銷毀。」表面看來，似乎是保護受害者不再受檔案之害，實際上卻是消滅罪證、逃避罪責。
一九五五年，全國相繼發生「潘漢年、楊帆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和肅反運動，株連地下黨出身的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人王堯山、彭柏山、王元化等人。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點名株連，包括浙江省省長沙文漢。接著，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也指沙文漢：「第二個潘漢年」：給沙等人捏造許多莫須有罪名。
柯慶施和江華最善解毛澤東的心意，也最會溜須拍馬。一九五八年南寧會議上，毛對上海和浙江的黨內反右鬥爭大加讚賞，說：「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有發展，浙江有創造」。接下來在成都會議上，毛又向省委書記提出問題：「是江華獨裁，還是沙文漢獨裁？」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稱沙文漢等人「有的 是十個黑指頭，有的是九個黑指頭，只有一個指頭乾淨」。
一九八○年二月中共浙江省委上報中央，右派改正工作全部結束。但留下沙文漢一人不予改正。文革後復出的江華己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作賊心虛，生怕十年前誣陷沙文漢的劣跡敗露。竟拄著枴杖親自來到杭州，坐鎮檔案館督促銷毀沙文漢等人的劃右派材料，據目擊者稱，足足搞了三天之久。
秘密劃分左中右為整人之本
市井小販賣雞蛋，用一個小鐵圈來套雞蛋的大小，標價出售。掉進小鐵圈的是小雞蛋，掉不下去的是大雞蛋。中共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劃分階級敵人也是用這種原始的方法，把複雜問題簡單化。
反右運動到一九五七年的十月十五日，右派份子已經抓得差不多了，才在中共總書記和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的主持下，公布了一個先斬後奏的《關於劃分右派份子標準的通知》。幾十萬右派份子是怎麼套出來的呢？原來靠的是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提出的區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
套雞蛋只能區別雞蛋的大小。壞蛋、臭蛋與好蛋、鮮蛋怎麼套？毛澤東說過，凡有人類居住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以此劃分敵我友。中共統治大陸後，各地區、各部門關起門來秘密操作，將所有的人多次劃分排隊。反右運動的本質，就是通過毛、鄧的「陽謀」，讓那些內定的右派份子乖乖地「自動」浮出水面，然後實施「群眾專政」。
廣東省一百十七個縣市中，有八十個縣市安排九十三名民主人士擔任副職。省委統戰部在反右運動前早就替他們排好左中右。不管他們在鳴放中的態度如何，反右中基本上按照檔案中原有名單劃分極右、右派和中右分子。
各單位的檔案追隨你一生
檔案管理的方法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套雞蛋劃成份，用左、中、右排隊等方法源出於蘇共的人事檔案管理制度，對全社會嚴加控制和監視，中共卻是變本加厲。一個人自出生之日到派出所上戶口起，直至死亡再到派出所註銷戶口（不銷戶口不准火化，死無葬身之地），便進入了中共組織人事部門的人事檔案袋中。自小學開始建立人事檔案，每個人有一個規格大小一律的黃色牛皮紙檔案袋。
經歷複雜者和社會關係多的人有好幾個口袋。這個牛皮紙袋由中共的人事組織部門掌控，你自已看不見、摸不著。然而它在無形之中伴隨你終生，走到哪裡跟到哪裡。調動工作，檔案先行，左右著你的命運。你的升學分配、升遷調動、軍人的復員退伍、組織鑑定、審干結論，甚至個人隱私、結婚離婚，樣樣記錄在案。思想匯報、向黨交心材料、檢舉揭發信、別有用心者打的小報告，造謠污蔑不實之詞，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統統都入袋中。
即使無業的家庭婦女、保姆佣工、社會閑散人員，也有街道裡弄派出所的戶藉制度牢牢套住你；工人有工會；農民有村鎮、婦女有婦聯、青年有共青團、兒童有少先隊，這些組織都為你準備了一個人事檔案袋。這套人事組織制度宛如一張巨大無比的蛛蜘網，一旦粘在上面便動彈不得，畢生無自由。加上其保密的黑箱作業，確保欺騙與謊言永遠不會曝光。
管理牛皮袋的等級制度森嚴，每個部門、每個機構、每個企業只准管理屬內的平頭百姓和小組長之類級別的小幹部；中層幹部由上一級組織人事部門管理；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則由更上一級人事部門管理；省、市級和部長級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直接管理。人事組織部門的辦公室閒人莫入，盛放牛皮袋的鐵皮保險箱管理嚴格，生人勿近。
毛澤東保險箱的奧秘
中共的組織人事體制除繼承了蘇共的衣缽外，更帶有濃重的封建色彩。毛澤東承襲中國幾千年封建傳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的私人保險箱掌握大量絕密檔案，也有傳說不清的所謂遺囑。接班人劉少奇、副統帥林彪、左右手周恩來、鄧小平的黑材料和生殺大權都在他的保險箱裡，迫使他們小心翼翼，不敢輕舉妄動。毛澤東一死，保險箱鑰匙便成為爭奪目標。江青、汪東興之流都向張玉鳳索要鑰匙，演出一場醜劇。他們都明白，誰拿到這把保險箱鑰匙和裡面的絕密材料，誰便有政治資本爭奪最高權力，可以致政敵於死地。
中共組織人事制度體現典型的「以黨代政」。組織人事幹部，必須是清一色政治可靠、根正苗紅的黨團員。他們必須通過嚴格的政治審查，甚至不准同出身成份 不好的人談戀愛結婚。稍有懷疑，便逐出組織人事部門。在各個部門單位，行政方面有人事科（處、室）；黨委系統有組織科（處）。表面上分屬黨、政二系統，實際上合二為一，都由黨委直接領導，行政首長（尤其是非黨員行政首長）無權過問。
一般情況下，人事檔案屬於「機密級」，重要人物或事件歸屬「絕密級」。因此不得通過普通管道郵寄，不准用傳真、電郵傳送。中共內部有機要交通，組織人事檔案由經過嚴格挑選的機要交通員親手遞送，並有嚴密的簽收制度。以防止外泄，尤其不准本人看閱。中共黨內只有毛澤東一人可以洞悉全部機密，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人都無法看到與本人有關的絕密檔案。周恩來為糾纏不休的「伍豪事件」死不瞑目；毛周親控的中央專案組用逼供信的手法製造劉少奇叛徒特務、工賊的偽證，致劉少奇於死地，毛氏家法高於國法。
按《檔案法》規定，一般檔案解密時間為三十年，最多不超過五十年。但是中共對於解密時間也是隨心所欲的，可能予以永久封存，不見陽光，無人可以監管。反右運動已過去五十三年了，處決的右派林昭、劉文輝、馮元春、黃宗奇等人的材料仍深藏不露。可見中共執行《檔案法》毫無章法，而且更有一部《保密法》壓制 著《檔案法》。
李輝冉雲飛地攤上買到檔案
百密一疏。如此嚴密的組織人事體制也有疏漏的地方。一九九八年的某一天，青年學者李輝在逛北京文物舊貨市場時，無意之中偶然發現地攤上有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著名劇作家杜高的全部人事檔案。這套完整的檔案材料包括他在「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 和隨後的肅反運動中被整肅的記錄；反右中被劃入「吳祖光小家族反黨集團」的材料以及他的勞動教養記錄；杜高寫的檢討和檢舉揭發他人的材料。檔案中還有其他人檢舉告密他的信件，使他加刑三年。
李輝僅僅化了幾十元錢便買下杜高的「生死閻王帳」，把它全套交給杜高。杜高回到家裡，仔細翻閱一扎扎業己發黃的案宗，血淚往事頓呈眼前，心潮起伏，感慨萬端。
四川著名作家冉雲飛也在成都市舊貨市場用三百五十元人民幣，偶然購得重達四十斤的中共內部人事檔案。對於研究中國歷史的「有心人」， 經常在內地舊貨攤屢有斬獲。想必檔案堆積太多，人事變遷，清理混亂，難免沒有泄漏。
冉雲飛買到的四十斤重的檔案中，有一九五七年成都市佛教協會反右運動的原始記錄。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剛成立的成都市佛教協會，己受中共的控制。佛協領導秉承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和成都市政府宗教事務管理處的旨意，在成都市佛教界大抓右派。冉雲飛買下的檔案資料中，存有牛次封、寬霖、隆蓮、清定、澄濟、貫 通、解空、悟能、隆光等人劃右派和劃右後改造情況的原始筆錄。牛次封居士是成都市佛教協會副會長，其他人都是和尚、尼姑、道士。這捆珍貴的檔案揭開了宗教界反右運動的一角面紗。也只有利用這種「疏漏」，才能揭發中共神秘的組織人事檔案制度真相。
中共執政六十年，雖歷經各種變革，惟組織人事制度屹立不倒，而且愈益嚴密。二○一○年上海舉辦世博會，重新祭起「保甲連坐法」這個傳統法寶，將封建王朝的社會制度進一步推進到控制全民思想和行為的新台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