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前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表示，大量的資本投入、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全球化，再加上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看不出今後10年、20年，甚至30年，這些（支撐中國經濟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因素會消失」。
雖然樊綱教授點明瞭影響經濟增長的幾個重要因素，但對於中國經濟到底還能高速增長多長時間並不太確定，10年、20年還是30年？這可是很大的差距。
或許是受到了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影響，中國人特別喜歡使用三或者三的倍數（比如，「不管三七二十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且，往往都是虛指不是實指。也許，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深諳此道，說30年只是虛指（沒準兒是10年、20年或者60年呢），具體多少年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因為誰也不知道，只有事後才能知道。經濟學家如此信口開河的時間預測並沒有多大價值，但影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卻很值得關注，目前來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景並不那麼樂觀。
20世紀末，在中國經濟連續高速增長了20年後，曾經出現了諸如「中國崩潰論」之類的質疑之聲，但隨後的10 年，中國經濟依然繼續著增長奇蹟，即使經歷了金融危機，依然木秀於林。但是，奇蹟總有落幕的時候，兩百多年來，從歐洲奇蹟、美國奇蹟再到東亞奇蹟，儘管經濟學家還沒有徹底參透經濟增長的秘密，但通過對過往奇蹟的梳理也正在逐步接近真相，中國理應也逃不出他們的分析框架。
2004年，哈佛大學教授赫爾普曼出版了一個小冊子《經濟增長的秘密》，幾乎梳理和整合了關於經濟增長的所有理論。最初經濟學家認為資本積累（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後來發現體現知識積累和創新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更大，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還決定著資本積累的水平；接著經濟學家開始研究影響知識積累和創新的因素，包括研發水平和規模效應等；進而引申出了對國際貿易和制度因素的關注，因為這兩個因素不僅影響資本積累，也影響知識積累；同時收入不平等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經濟增長的神秘之處在於，任何單一因素決定論都可能是片面的，而且個別因素對經濟增長同時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比如國際貿易和收入不平等既可能刺激經濟增長，也可能是經濟增長的障礙；研發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高，也不一定會帶來經濟持續增長，因為創新帶來了繁多的商品種類，這種多樣性可能會沖淡創新可能帶來的壟斷利潤和規模經濟。
儘管如此，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制度因素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同時影響著資本積累和知識積累，同時也決定一國的貿易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取向。至於什麼是制度？簡單地說，制度是授權、引導和激勵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大多數中國人往往把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歸結為制度問題，也並不是沒有道理，可見真理並非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而這個問題卻是經濟學家難以直面並解決的。
對照中國經濟來看，改革開放至今的30年增長，是奇蹟也不是奇蹟，因為似乎並沒有逃出經濟學家所總結出的分析框架，中國依靠漸進式的制度變遷，在計畫經濟中融入了市場經濟，通過價格改革和產權改革，解放了農村勞動力和城鎮的生產率。最近10年，改革出現了停滯，開放出現了大踏步的前進，也就是國際貿易因素再助推中國經濟增長，某種程度上，收入不平等也加快了物質資本積累的速度（因為富人的儲蓄傾向更高，從而保證了高投資率）。
但到了目前這個節點，我們發現，物質資本積累有些過度了，而學校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落後導致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特別是人口紅利的即將終結，將放大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的不利影響，而物質資本積累也將因為國際貿易的放緩而放緩；從知識積累來看，研發投入不足，山寨滿天飛，國際貿易也沒有如願實現「市場換技術」，對於很多行業來說，中國是外資隨時可以撤出的加工廠；收入不平等的愈發嚴重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至少迫使政府開始從強調經濟發輾轉向關注公平，從而減弱了政府生產性投資的力度。
面對這樣的不利因素，我們很難想像中國經濟學家的樂觀主義精神到底來自何處。在未來 10年內，中國似乎仍然可以維持經濟高速增長，但也將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比如，通過區域平衡發展戰略和城市化進一步加大物質資本積累，但在政府財政投資減弱的情況下，銀行體系可能要面臨過度貸款後壞賬增加的風險；外需也還可以依賴，但中國的出口已經佔世界出口總份額的10%，達到了日本當年的最高點。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想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制度變革幾乎是唯一的選擇，這就要求政府縮小權力半徑，給公眾以權利和自由，不能再讓權力的大棒任意揮舞，因為中國經濟的蛋糕在權力的切割下已經難以自發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