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區開始村莊社區化管理，建圍牆、設崗亭，進出人憑卡、車憑證。
村莊將建圍牆、安街門、設崗亭，進出時人憑卡、車憑證。繼大興之後，昌平區也開始了村莊社區化管理之路。昨天，記者從昌平區政府瞭解到，該區共確定了100個村實施村莊社區化管理。東小口鎮北七家鎮、回龍觀鎮、沙河鎮的44個村莊作為「人口倒掛」最嚴重地區，被推到試點一線，今年8月份開實施。（2010年07月29日京華時報）
京城的事，由京城人去管，本不關我的事。只是最近媒體過於密集宣傳報導此事，將其與京官們的政績相掛鉤。於是，我按奈不住，也就插上幾句嘴，議議「城中村」自治。
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天津市寶坻縣的大邱莊村全國有名，尤其是鋼材生意做得十分紅火，我所在的江蘇省儀征市對外貿易公司，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聯繫到了一個客戶，於是就有了我大邱莊之行。
住在天津市要進大邱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好趕上公安部門通緝、追捕禹作敏，身帶30萬元匯票的我，看到旅館通緝公告後，立即發電報給單位領導，請求放棄此單生意獲准，我也匆匆從天津回到儀征，保全了單位資金的安全。
大邱莊比現在京城的一些「城中村」出名吧，是的，肯定要出名得多。中國農民歷來就有其不可改變的劣根性，這也是幾千年戰禍不斷而形成的一種生存方式，一朝一夕想改變這樣的生存方式，我看不大可能也不現實。這樣的劣根性表現是什麼呢？熟悉的人集群而居，只求偏安一偶，最怕打亂生活，排斥外來人員。
就像如今京城的「城中村」居民一樣，竭力推崇所謂的村莊封閉式管理。也就是現在，如果放到40年前，我一定扣上這些村莊「另立山頭」、「自設中央」的政治大帽子。
禹作敏的事例其後還有許多，這就是村民過度自治後的縮影。有的村，村裡自配了坦克、裝甲車護村，有的將村裡的民兵組織起來，編成護村隊，到頭來「尾大不掉」，成為社會治安一大隱患。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組織自治法》，對村民自治有著明確的規定，作為京城的「城中村」，如何治理，才能既符合村民自治法要求，又能切合「城中村」現實管理的現狀？我認為不能再走大邱莊的老路，要依法來治理「城中村」。
在這裡，我要向受眾推介一下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的管理方式，那兒沒有圍牆，那兒沒有攔人查證，一切都是在有序管理之中，華西村外來人口雖然沒有北京多，但單位面積內的平均外來人員，一定是京城的「城中村」要大的多，為什麼華西村不需要圍牆、設卡、查證，而京城的「城中村」就非得要行之呢？
我想，這是北京人的一種排外情緒在作祟，總以為自己高人一等，外來人就不該和我爭房子、爭工作、爭地位、爭體面、爭尊嚴……總之，外來人就不該留在北京。
北京是中國首都，北京是中國人民的首都，首都也是全國人民的首都，憑什麼京城「城中村」的居民就有這樣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全國各地向首都納稅，京城 「城中村」的居民至今生活還不是和全國大多數農民一樣，天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干農活，「才穿了幾天的油襠褲」，就不知道自己屬於誰了。看來，京城「城中村」的居民，到現在「農民」的劣根性壓根就沒有改！
按說，北京不是個排外的地方。之前，在這方面，北京做得確實比上海要好。但世博會召開以來，上海在這方面有了較大改觀，對外來人很少再稱之為「小癟三」了，當然心理上是不是還存在排外情緒，我無從得知，至少表面上看來，沒有京城「城中村」居民這樣惡劣。中國之所以能有5000年燦爛的文明歷史，民族海納百川的包容心態是取根本的。試想，如果沒有外來人口的支撐，北京能有如此繁榮嗎？
再回到法律層面來說，村民自治法也得在憲法框架下行事。京城「城中村」居民圍牆、設卡、查證式自治，說到底就是剝奪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在這一區域所具有的公民權，我想進「城中村」，可是我是外地人，沒有進「城中村」的通行證，也就去不了這塊皇城居民的「聖地」，也就是無端剝奪了我自由行走在祖國大地的權利。
「城中村」的房屋、資產是你居民的，土地是國家的，憑什麼就不讓外來人進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以治安不好管理為藉口，那就乾脆用個水泥罩，把北京全罩起來，這樣整個北京就安全了，連核武器都摧不垮，不是更安全？
如果都以治安難管為藉口，是不是東南沿海發達省份也來個設卡查證，讓中西部的民眾也進不了東南沿海地區，如此，我們國家豈不亂了套，真是扯談！京城 「城中村」封閉式管理和深圳「拒絕河南人入住小區」如出一轍，都是排外思想作祟的真實反映。
希望京城的官員們再推敲推敲實施方案，再想想有沒有萬全之策，切不可一哄而上，整一、二個村試點是可以的，搞100個村同步實施，我想最終的負面影響，一定會超出你們的預期想像，不信，走著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