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營地產業務的央企必須全部退出商品房市場,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理由證明他們有必要繼續待下去。國資委管轄的78家非主營房地產業務的中央企業退出房地產市場,實際上就是個契機。餘下的那16家主營房地產業務的中央企業,此時也應來一次華麗轉身,變為專門的民生住房建設主體,以便迅速鋪設出一個足以改變國民住房基本局面和結構的高效率開發建設網路.
這些中央企業（包括大大小小程度不一地染指樓市的國有企業）,很大一批陸續成立於上世紀80年代,當時市場經濟體制初開,在各個行業裡面,還沒有成規模民營資本的蹤影,成立這樣一批體制內的企業,也是先行先試的需要,這裡面就存在一個規模示範效應。
但就根本而言,這還是一種計畫機制的產物。體制轉變之前,中國的住宅是「國家統一投資、統一征地、統一設計、統一建設、統一管理、統一分配」, 政府制定計畫,建築公司或部門性的開發公司負責執行對口指令。轉軌時期,這種格局依然沒有改變。雖然成立了一批國有房地產公司,但政府每年仍要下達具體建房計畫指標,央企通常計畫單列,可直接得到這些國家指標,各地則由地方政府向中央領指標再回去分配。政府投資,國企開發。到了現在,市場經濟建設已經大有成效,而這樣一批舊有體制的產物非但沒有隨著舊有機制一道退出,反而擠進了新的市場體系與規則內,使得政府直接或間接參與市場經營的做法得以延續,成了一種名正言順的殘留。
計畫經濟下以及轉軌初期的中央或國有房地產企業,帶有公共、公益性質,理應圍繞公共產品、公共領域存在和發展的,以增進國民福祉。當房改完成, 向市場經濟過渡基本結束,他們就已完成了特定歷史階段賦予的使命,到了必須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不應該繼續介入市場經營,參與逐利、與民爭利。
退一步來說,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即使不可能全部淡出,那麼在今天,這種存在也依然只能是從事公共領域的運作,這是央企（即國有企業）與民營資本的本質區別。在社會穩定與經濟健康增長層面,央企必要有所擔當與承載。就這一點來看,國有企業可以在很多戰略性領域存在,因為這些領域有可能關係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房地產市場卻不是這樣一個領域,國有地產企業的存在,幾乎增進不了大家多少幸福感。
至於怎麼退,遵循公共利益的原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如果還要繼續留在市場裡,又不想與體制脫離關係,那麼他們的全部經營所得則必須繳入國庫,用於社會福利性事業建設的財力性轉移支付,特別是可以考慮更多地投入保障性住房、政策性住房建設的財力支持上去;另外一條路,也可以不與體制「斷奶」,但這些企業必須轉變自身職能和性質,不再涉足商品房經營與開發業務,改組為由政府住房委員會節制的執行機構,專門負責每一年度的公共住房投資、開發、建設。
這樣一來,現有16家中央企業可以在短時間內就整合成幾家超大規模的保障性住房和政策性住房運營集團,負責執行和推進政府的民生住房建設計畫、規劃。中央政府可以考慮設立一個國家層面上的住房委員會,每一年底,這個委員會負責制定一系列民生住房建設指令,監督落實進度,中央企業在職能上對這個委員會負責,接受其監管考核,他們所做的,就是拿政府的財政專項去為無力負擔商品房的老百姓蓋房子。這一系列舉措可以借《住房保障法》出臺之機著手實施。
這是一種公權力的復歸原位,中央企業及大小國企轉變成擔負民生住房建設重任的實體,正好與政府對社會保障負有的天然責任相吻合:市場的歸市場,保障的歸保障。
民生住房這一塊,因其屬於保障範疇,無論怎麼樣實行計畫、大包大攬,都是不為過的,現在缺少的恰恰就是這一點。當把央企及大小國企納入其中,這就將會是一個完整的、自成模式和系統的民生住房供給通道。在土地這個源頭環節上,政府住房委員會可以制定年度供地計畫,採用直接劃撥的方式從儲備用地中劃出相應的數量;在建設開發上,政府的住房委員會可制定相應的設計與規劃,且為此配備相應的專項資金,如果資金支持力度不夠,還可以轉而尋求金融機構的支持,國有商業銀行不願意參與,可以交給政策性銀行來辦,總之融資方式可以多樣化。土地、資金難題都解決了,這時候,重新整合過的央企和大小國企就可以披掛上陣了。
根據這樣的理論構想,事實上連78家非主營地產業務的中央企業也不必急著離開,大可就地轉身,參與到這項利國利民的民生工程裡來。當民生住房在整個房屋供應結構中的比重在這樣的巨無霸式的重組與協同下大幅提高後,住房當不至於再成為一個困擾社會的老、大、難問題。
